明代内地与西藏的交通

明代是内地与西藏交通史上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明中央政府在藏族地区实行“多封众建”的政策,“封西番朵甘、乌思藏诸酋为王师官长”。并命受封的僧俗官员“领其人民,间岁朝贡”。明王朝也频繁派员出使藏地,仅“永乐,宣德数十年间,诸内监奉西使之诏无虑十次,穷探远徼,绵历岁时,为前代所罕有”。同时,明代茶马互市空前繁荣,官私茶商络绎于途.这种前所未有的经济、政治等方面广泛密切的交往,促进了内地与西藏交通的发展。驿递往还旧线畅通,新线增辟;道途险阻渐有修治,交通设施日趋完备,为尔后汉藏交通进一步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     

清代巴塘藏族社会生活的风俗画——读钱召棠巴塘竹枝词四十首

清代前期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和发展的重要时期,随着清中央政府对藏族地区行政管理的加强,藏族与汉族和其他各兄弟民族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比起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来,都更加频繁和密切,满汉官兵和不少文人学士,不断进入藏族生活地区。藏族地区独特的自然环境,藏族人民特有的生活方式,丰富了文人学士的想象,并为之提供了丰富多采的创作素材。歌咏藏族生活的篇章(我称之为“咏藏诗”)     

论清代四川省志中的西藏书写

四川因与西藏接壤,在历代中央政府治藏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同样,其相较于内地,了解西藏、认识西藏也更早、更全面。清代四川3部省志,康熙《四川总志》设“西番”目,雍正《四川通志》设“西域志”一卷,嘉庆《四川通志》设“西域志”六卷,专目专卷记载川西高原地区和相邻的西藏地区,逐渐形成了清代四川省志书写西藏和行省修藩志的特色。此与川相邻的地缘格局,清朝不断调整完善的治藏政策,四川省在边疆经略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及清代从上至下对修志的重视密不可分。清代四川3部省志书写西藏及川西高原地区,经历从西番之地、四川之西域到国家一统下的西藏书写视角的发展,展现出有清以降内地人们从对“氐羌地外”之“吐蕃区域”模糊认识,到以宁静山为行政区划的初步认识,再到大一统疆域观下西藏的成熟认识,反映了清代大一统疆域观中内地时人对西藏认识变化的过程。清代四川3部省志书写西藏的资料,也从延续明代的地方性文献,逐渐发展为基于中央政府贮存的史志修纂,超越了狭隘的地域局限,展现出四川省官署从“经世致用”的地方志修纂思路转变为对标中央政府权威史志编纂思路上,对之后西藏地方志修纂产生了影响,昭示了“一统无外之盛”的大一统政治文化,是清代...     

元代朵思麻宣慰司的设置年代和名称

对于元朝在藏族地区设置的三个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以及在中央政府中管辖它们的机构宣政院,自从韩儒林先生《元朝中央政府是怎样管理西藏地方的》一文发表以来,近四十年间,学术界已经做过许多的研究。不过,由于藏族地区地域的广大,各地社会历史和宗教状况存在相当的差异,元代史料中对藏族地区各地的状况又缺乏系     

“家西番”之称谓探源

在青海,人们把生活在青海省湟中、湟源、大通等地从事农业生产,使用汉语、生活习俗受汉族影响较大的藏族群众称呼为"家西番"。认为"家西番"是"住家耕田"的藏族,"家"是"有固定住房的意思",区别于游牧的藏族,这是人们望文生义的结果,笔者认为"家西番"是一个藏汉合璧的称谓,"家"即藏语汉族(■)的音译,"西番"又是汉族对藏族的叫法,"家西番"义为"像汉族的藏族",类似的叫法在藏族内部也有,安多藏区牧民就把农业区的藏族叫作"家绒娃"(■)、"家绒"(■),义为"像汉族的农民",嘉绒藏族的族称也许就是这么来的。     

从元代瓷器看汉藏文化交流

元朝统一中国,汉藏两族文化交融的步伐空前加强。在此背景下,内地文物源源不断地输入藏地,对藏族人民的物质、精神和政治生活等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与此同时,内地宫廷和民间使用的器物也受到藏族文化的浸染,汉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在这些文物材料上得到鲜明的体现。本文通过对藏地存世和内地受藏族文化影响的元代瓷器进行梳理,结合图像器汉、藏文史料,从汉藏文化交流和元代西藏特殊政教环境的视角,对元代瓷器所映射的特殊功能进行剖析。     

明朝前中期中央政府对藏族地区的治理

广大的藏族地区在元代已全部归属元中央政府的统辖之内,成为中央政府控制的一部分。1368年朱明王朝代元成为中央政权后,结合藏族地区和明中央政府的实际情况制定了一套自己的治理藏族地区的措施。本文试图对明朝前中期中央政府对藏族地区的治理作个简单的述论。     

明代中央政府赴藏地使者事辑补

前撰《明代中央政府赴藏地使者事辑》(载本刊1986年1—2期),辑录了《明实录》具名的去藏使者,略考其事迹行状,列为四十八条。仓促属稿,遗漏不免,故再纂《事辑补》。《明实录》佚名的去藏使者,以年代列目,亦附于后,藉以考明政府遣使藏地之概貌。四十九,冀忠、姜观、沈成、任俊检抄《明实录》,明代最早派往藏族地区进行茶马贸易的,是洪武八年以赵成为首的政府使团,已详前文。由于政府对马匹的需求,在专司茶马贸易的机构尚未完善时,政府仍直接派出使者,去藏地市马。洪武十九年,有两条记载,见于《明太祖实录》卷179:     

明代瓷器与汉藏文化艺术交流

西藏传世的明代官窑、民窑瓷器和汉、藏文献记载表明:明代内地瓷器源源不断地输入西藏和其他藏区,对改善藏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起到了积极作用;与此同时,内地宫廷和民间使用的瓷器也受到藏族文化艺术的浸染,汉藏文化艺术的交流与融合在明代瓷器上得到鲜明的体现。     

“邦达昌”在康定设立商号后的第二次复兴

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邦达昌"是较早开始经营中国西藏与英印贸易的藏族大商家之一,西藏地方政府把出口英印的西藏羊毛列为专卖商品,"邦达昌"家族成为当时西藏地方政府经营羊毛的代理商。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后,"邦达昌"开始转向中国内地与西藏之间的贸易,并于1940年由邦达.多吉在康定设立了"邦达昌"商号,原来的中国西藏与英印贸易扩大到中国西藏、内地、英印三地,使"邦达昌"的经营规模比原来大了很多。而且,最重要的是"邦达昌"为汉、藏之间建立起良好的经济联系,从而促使汉、藏之间政治、文化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并充当战略性先导,在客观上为后来顺利和平解放西藏作出了巨大贡献。因此,此段历史对于"邦达昌"来讲是第二次复兴。     

青海湟源"家西番"丧葬习俗的宗教学解读

湟源"家西番"是藏族中半农半牧,用汉语交际的一支.在民族融合过程中,"家西番"在继承藏族文化的同时,吸收汉、蒙、回等民族的文化,形成了独特的"家西番"文化.在丧葬习俗中,表现出祖先崇拜、道教信仰、藏传佛教信仰等多种信仰.     

18世纪中国第一部安多藏区史——《明史·西番诸卫传》的现代诠释

《明史·西番诸卫传》是18世纪初我国第一部安多藏区史,它从中央政府对安多藏区经营开发的角度,记录了明代安多藏区的变迁。其学术地位和文献价值应予重新认识,充分估价。明王朝在继承元代统治格局的基础上,设立了“西番诸卫”。西番诸卫实施军政合一、“土流参设”、“岁一朝贡”和尊崇藏传佛教、以金牌信符官方垄断茶马贸易等政策和措施,强化了明中央政府对安多藏区的控制。作为元明清治理藏区的中介环节,明代对西番诸卫的政策上承元代格局,又有许多创造性、建设性的拓展,开启了清代以府县区划管理安多藏区的先河。因此,明代西番诸卫是安多藏区历史变迁中的重要阶段,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藏族向江南地区的流动:元明时期汉藏民族交往的历史实践

元明两代统一王朝的建立和发展使得青藏高原和内地的联系不断加强,藏族在内地的活动也达到了一个历史高峰,其中,藏族向江南的流动值得注意。元代江南地区的藏传佛教在朝廷的支持下得到发展,朝廷在当地设立了江南释教总统所和杭州行宣政院等一些宗教和行政管理机构,一些代表性的藏传佛教僧人如达尼钦波桑波贝、加瓦巴等或被流放或被派驻到江南地区。明代在西藏实行多封众建政策,洪武、永乐时期召请藏地僧俗赴南京朝贡、游历,大宝、大乘、大慈三大法王先后晋京,侯显、班丹扎释等人任职于朝廷,赴江南地区的藏族人也成倍增加。从人群的规模、分属教派、主动性、活动内容及政治和社会背景等方面来看,元明两代藏族赴江南的情况呈现出诸多差异,亦各有特点。整体来看,这一时期藏族向江南的流动增进了藏族对于江南的认识和了解,为藏地财富的积累和自身社会变革、发展积蓄了力量,同时也丰富了江南地区的多元文化,增进了国家内部政治、宗教和文化的交流以及东西两地之间的互动和联系。这一点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今天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七世达赖喇嘛的确认、册封、坐床

七世达赖喇嘛噶桑嘉措是藏族历史上继五世达赖喇嘛阿旺洛桑嘉措之后的又一位特殊而重要的领袖人物。他是在清初统一大业之总趋势下,随蒙藏地区一定历史阶段的变化发展而登上历史舞台的。他的确认、册封、及入藏坐床等一系列活动是与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相联系的,并成为藏族历史上基至是我国民族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这一历史事件,不仅成为清朝中央对藏族地区(特别是西藏)有力施政的重要转折,而且,由此使达赖喇嘛与皇帝即西藏地方政府与清中央王朝之间的良好关系得到进一步巩固和     

内地西藏班(校)藏族学生跨文化社会化的实证分析

内地西藏班(校)教育是我国民族教育史上的一项开创性举措,西藏的藏族学生在内地求学期间,其跨文化的成长经历对藏民族的现代化具有特殊意义.文章从藏族学生在内地这一跨文化环境下完成社会化过程最重要的家庭、同龄群体、学校这三个社会化主体的特殊性,分析了其预期社会化过程,并以藏族学生的自我意识为主要评价指标,得出其跨文化社会化的结果.     

维护祖国统一的六世班禅

在十八世纪后叶,两藏人民为抵御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势力,紧紧依靠祖国的中央政府,并和全国各族人民结成了同生共死,同甘共苦的命运。西藏历史上的第六世班禅就是一位典型人物,他在短暂的一生中,为加强同清朝中央政府的联系,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做出不可泯灭的贡献。     

明代内地同藏区的茶马贸易

中国历史上的唐、宋、两朝都不同程度地同藏族地区有过茶马贸易往来,宋朝还有过一些基本的互市制度。明朝,作为继唐、宋、元之后一个新的中央统治王朝,特别是继承了元朝将西藏正式纳入祖国版图这一历史事实以后,对内地与边疆地区的贸易往来,无论是贸易方式、制度,以至内容等方面,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岷州茶马司的历史作用及其启示

岷州茶马司的设立是对明代西北茶马贸易岷州地区这一空白点的填补,是西北茶马贸易机构体系的有效补充,是增大西北官营茶马贸易覆盖面的一大改良举措,有利于明朝后期进一步加强对岷州地区西番的羁縻控制。但是岷州茶马司不能从根本上扭转明末官营茶马贸易制度崩溃的局面,官营茶马贸易的衰败趋势不是在西北地区多设立若干新的茶马司,扩大官营茶马贸易的覆盖面就能够从根本上扭转的,在这一点上岷州茶马司所起的作用相对较小,影响有限。岷州茶马司的兴衰对当下我国的民族贸易政策来说也有极大的借鉴作用:必须摆正政府在民族贸易活动中的地位,正确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能动性,从少数民族根本利益出发,对民族贸易既不能放任自流,亦不可过于干涉甚至垄断。     

藏族茶文化概论

藏族的茶文化,在祖国的茶文化体系中独具特色。它是由茶叶本身与祖国内地直接的渊源关系,历史上经久不衰的以茶叶为中心的经济交往,以及茶叶在藏族人民生活中的地位和功用所共同构成的。 (一) 据民间传说,茶叶未传入藏区以前(大约公元3～4世纪),藏族的先民已开始饮用     

雍正朝清政府对康巴地区东部治理研究

雍正朝对康巴地区东部的治理在康熙和乾隆两朝之间发挥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研究发现: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后,雍正帝以“必属内地”和消除青海蒙古对康巴地区长时间影响为思路,维护川藏道畅通及区域稳定,以常规驻军代替临时派驻的新思路,以完善康巴地区东部行政建置等新措施,实现了清中央政府对康巴地区东部更加有效的直接治理,奠定了清朝治藏战略以康巴地区东部为依托的新模式,使康巴地区东部成为连接中央王朝与青藏高原的关键地缘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