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疑“皇权不下县”——基于宏观的长时段的动态历史考证

自秦汉至明清之际的1 800余年，中国历代王朝的“编户齐民”一直在2 000万人至6 000万人之间徘徊，全国的耕地面积基本维持在8亿亩左右，县的数量大体保持在1 500个上下，总体上并没有达到“地方百里、人口万户”的标准建制，因而属于一种“小县制”。同时，县以下还有乡里制度和以什伍编制为基本组织原则的保甲体系，皇权专制集权统治以“县政”为依托，其政治影响可谓无所不在、无事不管。因此，由当代西方学者提出的所谓“国权不下县，县下惟宗族，宗族皆自治，自治靠伦理，伦理造乡绅”纯属于一种毫无历史根据和主观臆断的无稽之谈。     

传统社会治理规范的现代审视

中国传统社会治理模式存在着平等精神缺乏、单向度义务本位主义、忽视和压抑人性等种种局限性。无论是“礼治”还是“法治”,都只是“人治”的一体两翼,在本质上是统治者礼法合流下的“术治”选择。“术治”模式的经久不衰,得益于根深蒂固的宗法血缘圈层文化认同,并通过多样态的宗法伦理共同体实施社会治理。宗法伦理共同体以宗族为单位进行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教化,从而在地域社会拓展出一定的自治性空间,并形成一种“泛宗族主义”或者说“泛血缘文化”。当然,如果抛开如上一些内在的局限,那么中国传统治理模式对于当前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而言,在确立道德实践主体、强化行政伦理规范、扩展组织文化功能等方面,依然具有重要的启示和意义。     

互动与互构:乡村社区记忆建构中的宗族与国家基层治理

共同的乡村社区记忆是乡村治理的重要精神资源,宗族是乡村社区记忆建构的重要载体。宗族作为乡村社区记忆的载体在现代乡村社会治理中保持了连续性,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现代宗族的异化也使其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出现了断裂性。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宗族与国家的关系以乡村社区记忆为中介,在共时上呈现出一种基于关系形态与政治行为的互动,具体表现为国家行政干预和国家转型是与宗族进退、宗族变迁的互相影响、互相交织;在历时上表现为基于国家治理条件与治理形式的互构,具体表现为国家治理根基和治理形式与宗族社会形态相互形塑、互为条件。以国家化的视角对以宗族为主要载体的社区记忆进行重建,重点在于理清村民自治组织与宗族之间的关系。一种途径是认识到宗族在乡村治理中与村民自治组织相融的一面,实现村民自治组织与宗族合作制;另一种途径是充分意识到宗族介入乡村治理的局限,实行村民自治组织与宗族彻底分离制,从而实现优化乡村治理水平的基层善治目标。     

有关西夏军制“几种人”的范围考察

西夏军政职官研究多年来是中外西夏学相当薄弱的环节，这与汉文有关史料的贫乏关系较大。西夏选任军职的程序当以册纳军籍为最基本的前提；以“宗族”为本位的的伦理法在法律上占有主导地位；西夏立法者巧妙引入了“有官品人”、“庶人”这一虚指的概念，适用于全社会的各个阶层，淡化了阶级对立的意识，掩盖了法律上阶级压迫的实质     

喜读《社区历史与乡政村治》

孙秋云教授的近作《社区历史与乡政村治》是一部论述湖北西部土家族宗族文化与村民自治的人类学专著。该书对宗族文化不仅仅存在于某个别民族社会之中这一观点作了成功的阐述 ,但似乎应该把“族群认同”“与文化涵化” ,这并不属于同一层面的问题加以分别讨论 ,在此 ,提出这个问题 ,以引起同仁们的多方面的思考 ,推动整个人类学学术的发展     

道德调节：和谐社会的伦理支撑

道德调节作为社会调节一种不可或缺的重要方式，以推动人们的行为和关系从“现有”到“应有”的转化为目标，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导向；和谐社会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伦理的重要价值取向，属于“应然”的基本价值判断，本身也是一种伦理要求。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道德调节可以而且应该发挥重要作用：通过社会道德赏罚、评价、教育等方式，广泛调节人们的行为和关系，为实现社会关系、社会结构以及社会制度从“现有”到“应有”的转化、为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提供伦理支撑。     

农村社区的伦理形塑与道德发展 ——以自治制度伦理为视角的宏观讨论

从制度伦理到社区伦理秩序再到个体道德进步,是基于自治视角考察农村社区伦理道德发展应当遵循的基本逻辑。针对当前农村社区面临的“情面”逻辑愈发式微、“家园感”空前失落、“权威真空”“价值空场”等典型问题,应当通过自治制度伦理扬弃农村熟人社会伦理,建构“依系的主人翁式的”社区人伦秩序。而在实践中,需要审慎对待社区伦理道德的“本土资源”,明晰自治制度实体规定的根本“善”与基本“善”,并且重视程序的“善”——这也是现实中最容易被忽略的方面。     

试论吴江分湖柳氏日常生活中的分房原则简

“房”在古汉语中具有分支的意思,延伸至宗族理论,可理解为从属于宗族宗庙的各个分支的祠堂的代名词。在分湖柳氏的日常活动中,处处呈现分房原则,分房原则也制约着家族内部各种功能性的关系如财产继承、喜庆婚丧等等,根据分房原则所拟订出来的身份或份额决定了家族内部各房支对各种事务的管理权限和参与程度。通过“房”这一中介,可以将宗族史研究和家庭史研究结合起来,并可以为在本土“语境”下把握中国传统“家庭”的真正含义提供一种可能。     

王阳明哲学体系的理论建构和学说特征

王阳明通过建构“心”本体,使天道、天理真正贯通在人心,使人作为万物之灵的主体价值得以彰显,最终为以“人”为中心,以“伦理”为本位的儒学人文信仰的建构和完成奠定了理论基础。王阳明心学既是一种哲学体系,也是一种伦理体系,是一种哲学与伦理相融一体的思想体系,这一特点是中国哲学的基本特征,也表现了中国伦理史发展以伦理为出发点和以哲学为论证工具的典型学说特征。     

村民自治背景下的宗族两面性及其未来

农村宗族在村民自治过程中的作用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宗族价值观和村民自治的民主精神之间存在本质性的矛盾;另一方面,农村宗族的存在可以作为一种制衡性力量,帮助农民抵御地方政府和黑恶势力的不正当干预,从而保障村民自治的正常开展。随着村民自治和农村现代化进程的开展,宗族和村民自治的民主精神之间的本质性矛盾将日渐凸显,但宗族的复兴也是其现代化的过程,对宗族加以正确的引导,它可以向新型农民组织转变。     

本期重点推介

宗族与民族社会专题当前民族社会发展中的宗族问题是民族学社会学、乡村人类学关注的一个热点,本期一组论文从不同层面对当今民族社会中宗族的现状、地位、功能以及如何加强对宗族的管理等问题作了深入研讨。其中,武汉大学朱炳祥教授等通过对云南大理周城白族村的田野观察,提出了与学术界传统不同的新观点:在当前村民自治中,宗族的政治是一种“弱表达”形式,宗族经济是一种“无主张”状态,惟有宗族文化,具有现实的功能与意义。观点新颖独到,具有原创性;云南大学寇翔的“宗族势力复兴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分析”认为,在当今中国的乡土社会,宗族…     

从“土地伦理”到“海洋伦理”——以蕾切尔·卡逊的海洋书写为中心

利奥波德在拓展道德共同体边界的基础上构建了“土地伦理”,人与人之间的道德关系被延伸到“土地”生命共同体中。然而狭义上的“土地伦理”在一定程度上并不适用于海洋。为此,蕾切尔·卡逊的海洋书写,从“生命”这一基本事实重构“海洋伦理”:“海洋”不仅仅是海水,它是生命流过一个由海水、植物、动物等多个生物所组成的“生命之网”的源泉。“生态系统健康”成为新的伦理愿景,人类的一切经济行为都以维护完整的、健康的海洋“生命共同体”为导向。这展现出一种跨越伦理边界的“生态想象力”,在尊重的前提下探索海洋。“海洋伦理”的提出并不是对“土地伦理”的否定,而是一次伦理上的进步,从“土地伦理”到“海洋伦理”,两者都展现出了作为道德准则的规范伦理和内在德行追求的美德伦理,这为环境伦理的进步及具体的伦理实践提供了有益的指导。     

社会网络基础变迁视角下村规民约的建构性脱嵌及其调适

[提要]村规民约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只有嵌入特定的社会网络中才能发挥作用。传统时期的村规民约具有内生性,嵌入在传统乡村社会的“文化治理网络”之中,构成了乡村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一环。近代以来,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传统时期以儒家伦理、科举制、士绅、宗族等为支撑的“文化治理网络”,被以现代政权、行政、制度以及现代文化为支撑的“组织整合网络”所替代。当前推行的村规民约是由现代国家力量建构的,脱嵌于当前乡村的社会网络,因而在乡村治理当中能够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村规民约作为基层治理中“三治”融合的重要形式之一,要发挥预期的治理功能,需要根据乡村社会网络作出相应的调适,激活自治以培育内生性主体,践行德治以振兴文化基础,推行法治以优化国家“在场”方式。     

宗族势力与村民自治——以温州地区考察为例

宗族是我国传统社会乡村治理的主要力量。20世纪初,因社会变迁,宗族受到功能性地遏制。20世纪80年代伊始,国家推行村民自治,触发了宗族功能的复苏。复苏后宗族势力作为本土性资源,在温州地区乡村民主层面上,不断地与村民自治制度发生冲突。根据田野实证分析,具有现代理性特征的村民自治制度要在乡村健康发展,必须汲取本土因素,才能培养出具有泥土气息的乡村“市民社会”和“和谐社会”。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关于县自治的探讨和设计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舆论围绕是否以县为自治单位、能不能以县为自治单位、如何推行县自治、县自治与保甲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和设计。人们大致有两种立场和观点,或从孙中山的政治理想出发,主张按照他的有关理论推进县自治,而对政府的一些做法提出批评;或从国民政府现实需要出发,主张对孙中山的自治理论进行比较大的变通和修正,并为政府辩解。这两种立场和观点虽有很大不同,但奉县自治为圭臬,即使从政府现实需要出发的一方,也没有放弃之。两种立场和观点,一者侧重理想,一者侧重现实,各有其合理性。这些探讨和设计不仅深化了对县自治的认识,逐渐缩小了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距离,对推行县自治的设计更切合实际、为国民党实施县自治提供思路产生了一些影响,促进了县自治的发展,而且可以对当下社会民主治理提供一定的借鉴。这些讨论本身也反映出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大国里实施县自治的艰难。     

宗族势力与村民自治——以温州地区考察为例

宗族是我国传统社会乡村治理的主要力量。20世纪初，因社会变迁，宗族受到功能性地遏制。20世纪80年代伊始，国家推行村民自治，触发了宗族功能的复苏。复苏后宗族势力作为本土性资源，在温州地区乡村民主层面上，不断地与村民自治制度发生冲突。根据田野实证分析，具有现代理性特征的村民自治制度要在乡村健康发展，必须汲取本土因素，才能培养出具有泥土气息的乡村“市民社会”和“和谐社会”。     

动物的“面容”：列维纳斯的面容理论与生态伦理批判

列维纳斯认为,他者的面容作为一种昭示着无限的自我表达者先于并且超越自我,它规定了主体的基本伦理维度并且传递出“汝勿杀”的道德律令。倘若将列维纳斯他者伦理中解构同一化的倾向彻底推进,并进一步清理其理论中人类优先性立场的残余,则可以提出动物面容的问题。思考动物的面容有助于消除功利主义生态伦理以人衡量动物或者生态整体主义伦理观忽视具体生活情境差异性的不足,使生态伦理由“自我—他者”转向“他者—自我—他者”的思考路径,从人赋予非人类他者伦理地位的介入式生态伦理,转向一种人最小限度地干预非人类他者的消解主义式生态伦理,并且使生态伦理建立在以培养人的健全感性为目标的生态美学基础上。     

宋元之际的“方氏合族”与方回的诗歌宗派观

至元十八年方回与方逢辰的石峡书院之会，是淳歙地区方氏合族的重要事件，体现了双方浓厚的宗族观念。方回与方氏族人有着广泛的交往，成为沟通淳歙方氏宗族的核心人物，其合族思想与诗学观念具有相通性，首先表现为他对宗族诗人的特别关注，尤其是对方干、方岳等“宗族诗派”的认同和标榜。其次，方回的“大宗”观念强调确立始祖和辨明源流，很大程度上催生了他的“一祖三宗”说。不过“宗族”和“诗学”的视角和评价标准毕竟不同，两者既在“格高”方面有所统一，但也体现了方回的江西诗学理想和方干、方岳所代表的晚唐诗学的矛盾。     

宗族观念与族群认同--以四川藏族尔苏人为例

藏族尔苏人的宗族概念“德”（ de ）有“姓”的含义,与“德”相对应的是“潘策”（ phantshie ）,跟汉语的“氏”概念接近。研究显示,属于某个特定尔苏宗族“德”的人必然是尔苏人,然而属于某个“潘策”的人则不一定是尔苏人。尔苏的扎拉洼“潘策”里出现包括强烈认同藏族的“多续西番”的情况,由此带动该“潘策”尔苏人认同藏族。由宗族观念考察尔苏族群和文化认同建构问题,可以进一步帮助我们理解尔苏人的“族群形成过程”。     

宗族在村治中的地位--周城白族村的田野观察

近年来,一些研究者认为,随着国家从乡村社会的有意识退出,原先民间社会的宗族势力得以复兴,在村民自治中呈现村干部、宗族精英与经济精英鼎立角逐的格局.本文对大理周城白族村的田野观察却显示了不同的结论:在当前村民自治中,宗族的政治是一种"弱表达"形式,宗族经济是一种"无主张"状态,惟有宗族文化,则具有现实的功能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