敖包祭祀与草原文化

敖包和敖包祭祀是蒙古族传统信仰文化的集大成者,也是北方草原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原生态文化遗存,是一种集原始自然崇拜、祖先崇拜、萨满教、佛教信仰和现代文明等多元文化因素为一体的复合性文化载体。自古以来,敖包祭祀对草原族群的凝聚力和文化认同感的加强,草原文化共性特征的形成起到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     

壮族的女神信仰文化

壮族的女神信仰文化以生育为轴心,民族特色鲜明。其从壮人独特的生育观而来,又以神话传说、节日庆典、祭祀、风俗等表达壮人别具一格的生育信仰,并以此根埋于壮族民间,延续至今,成为壮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族民间信仰中森林文化的认同与差异——基于贵州农村460份调查问卷分析

通过贵州农村调查,发现民间信仰中森林文化记载了民族始祖的生民和创业历史,显示了各民族对森林、树木、土地、山、风、水等自然的敬畏景仰与留恋依赖,区别了不同民族的祭祀信仰;另外,发现各民族存在对土地神的泛崇拜以及面对疾病解除途径的理性与迷惘。可见,民间信仰中的森林文化是各民族了解其来龙去脉的窗口和获取现实话语权的手段,而民间信仰潜藏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规律,寄托着民族的人文精神、未来理想和完美归属。民族地区林业的发展,可以依赖以特色森林文化带动特色林业经济的新途径;民族地区的发展,需要资源管理手段的变革与创新。     

试析成吉思汗陵最终在鄂尔多斯安放和供奉的原因

本文简单介绍了成吉思汗陵的历史变迁过程,从三个方面分析了成吉思汗陵最终在鄂尔多斯安放和供奉的历史文化根源：第一个也是最根本原因在于清朝在蒙古地区实行的＂盟旗制度＂;第二个原因在于17世纪上半叶创作的蒙古历史文献巨作《蒙古源流》、《黄金史纲》和《黄金史》等史书的诞生和民间传说的流传,为其找到了合理的历史依据,创造了舆论氛围;第三个原因在于成吉思汗八白室在鄂尔多斯供奉和祭祀已有了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群众信仰基础。因此成吉思汗八白室虽躲避战乱几经迁徙,但最终迁回到鄂尔多斯供奉和祭祀至今。     

伏羲祭祀变迁中的文化内涵分析

作为三皇之首、人文始祖,伏羲始终被历代所祭祀。在被祭祀的历史中,仪式的文化内涵不断发生转换。各个朝代不同的社会背景、统治策略、思想观念,决定他们对伏羲祭祀的不同政策取向。伏羲不仅被看作信仰主体,更多的是被当作某种历史记忆性资源,在现实社会中被选择与再造。     

论封龙山孝道文化的传承与特征

封龙山地区在两汉时期就是皇家重要祭祀圣地,著名学者李躬和伏恭都曾在此讲学授道,推动了儒学和孝道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自唐代至北宋初年,封龙山孝道文化逐渐复兴。金元时期封龙山地区作为北方儒学和孝道传承中心盛极一时。明清时期封龙山孝道文化走向社会深层。封龙山孝道文化传承的主要特点是:奠基于汉代官方祭祀神明和祖先的传统;儒学发展和书院教育是重要推动力量;封龙山孝道文化以踏实笃行为根本;官方和民间力量共同推动封龙山孝道文化的传承和发展。     

集体记忆与两岸文化认同——基于古田陈靖姑文化节祭祀大典的考察

陈靖姑信仰是两岸文化交流的重点.在古田临水宫祖庙举办的陈靖姑文化节上的祭祀大典中,通过各种仪式的展演,唤起并激发了人们“两岸同源、根脉相连”的集体记忆,增强了两岸民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要发挥古田陈靖姑文化节祭祀大典在强化两岸文化认同中的作用还应注意:祭祀大典应官方与民间相结合;合理选择象征符号来阐释仪式的展演;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两岸祭祀文化互相借鉴.     

论民间信仰文化力

每一种文化都有着其自身特殊的力,一个民族的文化体系,也都有着其自身独到的文化力。在当代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中,文化力充当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已成为核心竞争力。传承至今的民间信仰文化既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和谐社会建设中重要的本土性文化资源。在推进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建设的进程中,应当正确处理民间信仰文化保护与利用、传承与发展的关系,积极解放蕴含其中的文化力量,努力使丰富的文化资源变成优质的文化资本。     

黄河祭祀文化传承与弘扬探微

祭祀是人类社会文化传承的重要纽带和载体,在东西方文化中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黄河祭祀文化是黄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承与弘扬黄河祭祀文化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通过理性分析,针对当前黄河祭祀现状、存在的问题与困难,提出可行性对策。     

范式与超越：祖灵信仰之于中国文化传统的人类学阐释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祖灵”意指祖先及其所确立的亲属制度与信仰系统,以及相关文化伦理、世界观、祭祀仪式,倾向于强调天地、礼仪、象征和宇宙观。祖灵信仰及其相关文化范式,承载着一个民族深厚的文化血脉和伦理系统,是“天-地-人”认知文化,“儒释道”入世文化,乡土地方文化多向、多层次的互动、选择、吸纳、调适的过程,促成人类行动与宇宙天地相一致,社会生活与自然节律相协调的状态,体现着人类的自我超越性。     

缺失与重建——中国传统文化在当代大学生信仰重建中的价值与实践

信仰具有承继性,个体信仰建立在习俗信仰和价值观之上,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各个国家共同的现代化过程中,传统文化迅速消失,当代年轻人传统文化意识缺乏,成为共性现象。通过对432名本、专科学生问卷调查数据显示,当代大学生信仰缺失已成为不争事实。而大学生群体信仰一定程度上关乎社会、国家、民族的未来和方向,因此,得到了不同传统不同文化背景下各个国家的共同关注。针对当代大学生信仰缺失的现状及成因,深入探讨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在大学生信仰重建中的重要价值内涵与实践途径。     

辽沈地区满族文化资源分布描述

辽沈地区满族文化资源丰富而厚重,并体现在各个方面:人口分布;语言文字;宗教信仰;民风民俗与文化艺术,后者包括:民居、饮食、祭祀与节日、婚礼和丧葬、艺术、歌舞与体育、服饰。历史遗址类资源则包括兴京、东京与盛京、沈阳故宫、永陵、福陵与昭陵、七寺四塔等。文物古籍也是该资源的一方面。辽沈地区满族文化资源为辽宁的振兴提供了坚实的物质、精神和文化基础。     

梅山民俗中的鬼节文化与古代的秋尝祭祖仪式

梅山地区的人们十分迷信鬼神,崇尚天命。他们认为人世间的一切都取决于鬼神和天命,所以祭祀活动较为频繁。其目的是为了求得鬼神的福佑,免去灾祸。在梅山地区,一年之中祭祀活动最普遍最集中的时间是在农历七月半,俗称鬼节。关于鬼节的来由,传统上有道教的中元节说和佛教的盂兰盆节说两种观点。鬼节文化是儒道释多元文化杂交的混血儿,古代的秋尝祭祖仪式是其重要源头之一。     

祖先信仰变迁与海南黎汉民族文化交融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华民族共同性生成的重要基础,也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必要途径。文章通过分析海南杞黎家屋外祖先鬼祭祀到屋内神龛祭祀变迁的过程,阐明祖先信仰中的文化交融隐喻着现实社会中的黎汉关系,即汉族向中心山区杞黎输入先进技术、改善现代生活和医疗条件的历史过程。研究发现,汉族祖先能够带来福祉的神化形象及其功能已被杞黎融入到传统祖先鬼信仰及其祭祀中,成为黎汉民族团结和友好互助关系的象征性表达,重塑着黎汉文化秩序与实践者的行动。当前杞黎这种祖先鬼和祖先神并置的新的祖先信仰文化模式,正是黎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之过程性的体现。增进共同性是促进黎汉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内在机制,也是岛屿社会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地方性文化实践。     

论黔中汉族民间信仰文化的特质

自然环境恶劣、疾疫多发以及信鬼尚巫的文化氛围,构成黔中汉族民间信仰的生态空间。祭祀朝拜中的功利性诉求,反映了高原山地农耕社会的心理,亦折射出汉族移民的历史记忆。黔中地处荆楚、湖湘、滇、巴蜀及百越诸文化交汇融通之枢纽,民间信仰文化形态深受其影响;加之长期吸纳周边少数民族传统宗教因子,呈现出多元宗教碰撞的特征,亦展示出彼此融通的趋势。有关黔中民间信仰的研究,为我们了解该地汉族社会的历史、弘扬传统文化以及推进乡村建设工作,均具有现实意义。     

论云南民族传统文化中的宗教文化资源

宗教文化资源渗透在云南民族传统文化的物质、制度和精神之中,因此,云南民族传统文化资源的性质是宗教文化.云南宗教文化资源具有完整性、原发性和层次性,并以原始宗教文化资源为根本.因此,认识和定位云南传统民族文化资源的性质,对云南保护、开发和利用传统文化和建设民族文化大省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黑龙江省西部地区主要历史文化资源的调查研究

历史文化资源的调查与应用研究是一项重要的文化建设工程,在现代社会发展建设中,历史文化受到越来越广泛的重视,特别是作为地区历史文化研究尤其如此,是提升地区文化层次和体现民众思想素质的重要因素,也日益成为考量地方经济文化发展程度的重要内涵指数,因为它所蕴涵的厚重的传统文化和人文理念代表了未来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黑龙江省西部历史文化资源既有其独自的区域特点,同时也与其它地区的历史文化相联系。民族传统文化、古代辽金文化、抗战文化、流人文化、闯关东文化、现代工业文化等构成了该地区历史文化资源的主体。文章以齐齐哈尔、大庆、黑河三地为例,对黑龙江省西部地区历史文化资源调查、保护及开发利用等方面进行初步探讨。     

浅析彝族传统农耕文化中的苦荞文化

彝族传承着别具特色的农耕文化,苦荞文化是彝族传统农耕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苦荞麦是彝族人的日常生活中重要的粮食之一;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彝族人总结了苦荞麦生产的习俗和经验;在彝族节日、婚丧嫁娶、祭祀鬼神等民俗活动中,苦荞麦往往也是不可或缺的物品;苦荞麦可食可药,具有很好的医疗保健功效和巨大的市场开发价值。     

论明清时期淮河流域的治水信仰

明清时期淮河流域的治水信仰产生于频繁的治黄、治运、治淮实践活动,有缅怀型、敬畏型、厌胜型三种类型。缅怀型治水信仰的崇祀对象是现实存在的生前治水有功之人,是传统社会崇贤祭祀的重要组成部分。敬畏型治水信仰最显著的特征是祭祀对象的神格化。与缅怀型、敬畏型两种治水信仰不同的是,厌胜型治水信仰并没有特定的祭祀对象,而是通过设置镇水器物以镇水患。明清时期淮河流域治水信仰的多样化、类型化和系统化发展,呈现的不仅仅是一种宗教现象,它反映的是淮河流域各地官府和民间社会持续进行治水活动的一个变动过程,是人文减灾的重要内容。     

人类学视野下的水族稻田祭祀仪式舞蹈文化解读

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是水族人的信仰,水族人在长期与大自然和谐共存的生产活动中,创造了诸多的祭祀仪式舞蹈文化.本文通过对水族稻田祭祀仪式舞蹈过程的阐述,试图从舞蹈人类学的角度来对水族的宗教信仰、农耕文化、女性地位以及生殖崇拜等方面进行文化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