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机制:中国现代文学的一种阐释框架

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到"现代中国文学",力图跳出政治话语干扰、接轨西方学术的文学史研究颇多成绩,但依然存在许多值得注意的空白之点。在今天,如何正视中国文学的政治形态背景,并以此为基础提出包括"民国机制"的阐释框架,将使我们的文学研究获得更充分的本土基础和可靠的逻辑线索。     

民国视野与现代文学研究的新路径

正编者按:近年来,回到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语境,借助民国社会历史的视角重新打量、研究我们的文学发展,已经成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在民国史视野下,我们将发现哪些新的文学研究话题呢?这一组论述大约可以让我们耳目一新。过去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在新文学主导格局中,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其他一些相对"边缘"的文学形态,除了通常所谓的旧体文学、通俗     

现代文学的历史还原与民国史视角

现代文学的历史还原,不能仅仅局限于新民主主义史的视角,而是应该引进民国史视角,这意味着应该全面解读现代文学中的辛亥革命,应该勇于正视民国为现代文学提供的发展空间,应该还原面对民族危机的民国姿态。只有这样,才能清晰地复原现代文学史的原生态,准确地理解作家、作品与其他文学现象。     

民国文学视野中的现代文体学

“民国文学”较之中国现代文学或者其他文学史概念,主要体现为新的学术视野的拓展,对什么是“文学”、什么是“现代文学”以及什么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问题的重新认识与思考.在民国文学视野中,文体是一个重要的概念,是重新认识这一时期文学特质的不可绕过的问题.而各种文体研究和文学批评活动和实践总结而形成的文体学,既是民国文体的理论提升,也是文学观念的另一种呈现方式.民国文学视野中的文体与文体学打破了传统的“新文体”、“旧文学”坚壁,构建了一个包括新文体、传统的古典文体和通俗性的流行文体在内的完整的、体系性的文学文体谱系.古典文体的流芳余韵,新文体的实验性、现代性,都市流行文体的世俗性、时尚性,不同的作家群体和读者群体各得其所.当然,所谓民国文学中的古典文体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异,开始与新文学进行融合,新文学也积极吸收古典文学的艺术精神,以合适的文体表现时代的新思想,或者说为新思想寻找到了恰当的文体.正是这样,人们看到了内涵丰富的文学历史,看到了民国文学的审美向度.     

返观与重构——“民国文学史”的意义、限度及其可能性

在民国文学史的结构框架之中,重新梳理百年中国文学的历史细节,能够更好地呈现文学史的多副面孔。当然,此种命名背后所隐含的系列矛盾也得以相伴而生,部分问题已经成为文学史研究向前推进的障碍。我们只有尽力还原当时文学发生的历史现场,寻找一种真实独特的民国体验,才能重构一种更具合理性的文学史编纂法则,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寻求一种新的可能性。     

民国时期民营出版业的经济管理方式与中国现代文学生产机制

民国时期现代企业的管理方式被广泛运用于民营出版业,推进它们开始向产业化方向发展。其产业化的经济管理方式,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生产机制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首先,灵活多样的融资方式造就了集同人、作者、股东三种身份于一身的中国现代作家。其次,采取书刊并重的产业融合方式,为现代文坛提供多种发声渠道。第三,市场意识强烈,走专而精的道路,影响了现代文坛流派的并立。     

民国宪政史上的"经济民主"诉求及其论争

本文探讨民国史上"经济民主论"的思潮与宪政化模式,以展示中西宪政理念的互动及其塑造中国宪政文化的过程.从五四前后混合经济、产业自治、职业主义、计划经济的多元的"经济民主"思想,到三十年代民生主义话语下的"统制经济"思想,均影响了宪法文本的生成.抗战胜利前后,知识界一方面追慕英美的政治民主加苏联的经济民主,一方面表现为工商业界在"经济统制"的压迫下以"经济民主"的名义要求经济自由,表现出自下而上的"经济民主"与自上而下的"经济民主"的对抗性.对"平等"的倾慕高于对"自由"的向往,成为中国宪政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国文学:一种新的研究范式在崛起

民国机制、民国史视角、"民国性"内涵等概念和范畴的提出,对于我们研究现代文学提供了观念、方法论和研究范式的支持,有利于我们以一种不同于现代文学研究的固有视野和观念来打开一种新的研究通道。文章对李怡提出的"民国机制"、张中良提出的"民国史视角"、韩伟提出的"‘民国性’内涵"作了学理化的梳理,并对这些研究范式进行了学术性考察,并力图以文本分析来导向理论建设,为现代文学学科的研究和发展提供新的学术支点和理论视域。     

民国学人的学术史研究

民国时期,我国学术史研究的范式和领域较之清代大有扩展,既出现了梁启超、钱穆等学术史家,也涌现出了一大批优秀成果.民国时期是我国学术史研究的承前启后、贯通中西的重要阶段.但由于时代的局限,学术史研究也受到了一定的制约.总结民国时期学术史研究的得失,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弘扬学术史研究的优良传统和促进新时代学术的发展.     

关于“民国文学”热的思考

随着"现代文学"研究遭遇"瓶颈","重估一切价值"、转变学术研究视角、寻找新的学术增长点就成了现代文学学科体系建设的当务之急。"民国文学"就是在这一学术背景下被提出来,在与"现代文学"就文学研究中的意识形态问题,文学史分期以及现代文学起点问题展开的论辩中,为现代文学带来了新的学科范式和视角。它目前虽存在概念模糊、解释多样、理论不系统等问题,然而其自身的学术主体性、包容性也为"民国文学"这一研究谱系带来了巨大的学术张力。同时,这一研究谱系也为学科体系建设带来打破学科壁垒、注重学术主体性、问题本土化意识、发现被遮蔽的人类性等重要启示。     

民国童子军研究述评

文章对民国时期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童子军研究状况进行了回顾和总结,指出了以往认识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社会学视野下的民国彩票

作为一种隐性赌博,民国时期的彩票是由不同的社会群体来操作控制的,通过对彩票发行、销售、消费以及禁彩等不同社会群体的透视,我们可以大致看出民国社会百态.彩票特殊的发行群体折射出民国年间残缺的社会控制,而销售彩票的社会黑恶势力又显示了当时不良的社会风气.彩票大量的普通民众消费群体的背后则是民国年间人民日益贫困的社会生活,但令人可喜的是随着禁彩运动的兴起,商人这个社会阶层日益崛起.     

民国济南同业公会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同业公会是中国近代特别是民国时期普遍成立的新式工商行业组织。济南商人组织的研究还处在起步阶段,学术含量较高的专业文章还比较鲜见,其中对同业公会这一商人组织的研究更是少之又少。通过对济南同业公会研究的回顾,将有助于总结既往、找到不足。总体看来,同业公会研究需要在资料的搜集整理与出版、史料解读、研究主题等方面着力突破。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范式危机

今天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已经越来越远离了时代思想的中心,日益苍白。造成这种局面的主要原因是研究者们自囿于20世纪80年代所建构起来的一套研究范式,而拒绝了解社会、拒绝以个人的研究与社会生活进行良性的互动。当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只有重建其与当代生活、本土经验的关系,不断开放其研究视野、丰富其研究手段,才能从根本上走出困境。     

中国现代文学形式批评的困境及其对策

中国现代文学的形式批评陷于了难以有效言说因而也愈来愈尴尬的困境。其主要原因有二 :一是缘于我们自身消费性的阐释思路 ,这是一种被动消极的研究方法 ;二则与形式批评理论本身不无关系 ,其狭隘的研究思路使形式批评的思维空间过于逼仄 ,致使其话语空间受到限制 ,无法得到应有的拓展。走出困境的对策也有相应的两点 :一则需要我们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思维立场 ,执行一种生产性的、积极主动且富有主体精神的研究方法 ;二则需要我们坚持主体性的原则 ,继续清理形式批评本身的内在理路 ,并执行“从形式分析进入意义”的阐释方法。     

民国农业问题研究的技术派:卜凯视野下的中国农村与农业

民国时期中国面临深刻的农村经济危机,面对危机,一些外籍人士也试图从学理的角度分析中国的农经问题,其中卜凯影响最巨、成就最大.他既开展了中国农村经济的调查,也对中国的农业经济问题发表了看法.虽然他提出的解救中国农经问题的药方不一定能根治中国的农经顽症,但他运用西方经济学的前沿理论与方法展开的农村调查、提出的理论思路对于开拓中国近代农经研究的视野不无裨益.     

新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研究述评

新时期以来的二十年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研究勃兴,所涉内容和范围不断丰富和拓展,研究成果的数量空前增加,质量也不断提高,已初步形成颇为引人注目的学术景观。当前,在研究中认识现代文学这门学科的性质和特点,更新文学观念,重构思维方式,丰富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是带有普遍性和长期性的问题,而提高研究主体的水平,主要是提高其理论修养和丰富其知识结构,具有根本的决定性的意义。为促进这门学科的长期发展,一则要填补研究领域的空白;二则要提高学术水平;三则要克服偏见,端正认识     

论中国现代文学的内部与外部研究

内部与外部的划分,无论是对文学本身而言还是对研究来说,都由来已久。划分的目的当然应是为更好说明研究对象,在研究中也更易操作。但若对研究发展的总体作评估,将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进行规模和数量上的比较,似乎占主流地位的仍是外部研究。尽管从科学意义上说,数量多并不一定等于质量高,但还是必须叩问,造成这种研究局面的原因,除了政治的、商业的压力,是否也可从作为研究对象的中国现代文学自身中寻找到某种答案?随之必然要问的问题就是,现代文学总体到底该如何理解?还必须追问,是否存在内在的和外在的现代文学?因为内部和外部研究的划分本身似乎就在表明,现代文学是可以也可能进行内部和外部的划分的。然而,外部研究的和内部研究的此消彼长的客观存在或许也在提醒:其消长和对峙只是因为,仅用其中的某一种方法很可能无法解释另一些现象,也就是说,研究对象可能是大于研究方法的,也因此才会不断有未被发现的阴影和遮蔽。那么,是不是我们在研究和对现代文学内部外部的划分上出了问题?急于想把问题说清楚,却以化约事物本身的复杂性作为了代价。也许恰恰是划分本身的简单与片面,令研究者难以面对一个整体的、多侧面的和矛盾行进着的现代文学,直到无法正视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最终反而难以科学说明问题。     

民国保甲制度研究范式述评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学者们对于民国保甲制度的研究主要有三种范式：阶级分析范式,“内卷化”范式,“国家与精英合作”范式。由于所使用的研究范式的不同,学者们的论述存在较大分歧。就保甲推行后对国家和乡村的关系而言,这些论述又可分为严密控制论、不能控制论和有限控制论三种主张。梳理和评析民国保甲制度的研究范式,不仅是推进民国保甲制度研究的前提条件,也有助于理解民国乡村政治史的学术脉络。     

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三十年：1949-1979

1949年至1979年的三十年间,香港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呈现繁荣面貌,不仅研究主体人数众多,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代的不断发展,形成了不同的研究群。在时代及学术自身等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和影响下,香港在鲁迅研究、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现代文学史料的收集和整理、中国现代文学史著的撰写、现代文学比较研究、境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输入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就并与世界持续互动,产生了广泛深远的时代及历史性影响。香港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构成部分,1949年至1979年之间的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向海外传播,以及海外认识和理解现代中国文学及文化的重要桥梁。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完整认识,离不开对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全面、系统、深入的历史性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