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山史的文学书写——读武翔《红颜绿煤》

《红颜绿煤》进退得宜,收放有度,既有时间线索,又不平铺直叙,插叙补叙间出,前后跳荡,摇曳多姿。作家具有非凡的驾驭大场面的能力。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几乎都有着富于传奇色彩的经历,这不仅是结撰故事的需要,也反映出那些兵荒马乱、动荡不安的年月里,命运的不可捉摸、不可把握,从而饱含着历史的沧桑。作品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没有做简单化的处理,多处表现了对传统的历史叙述的解构。作家秉承着古代叙事文学的优秀传统,善于在激烈的矛盾;中突中刻画人物性格。主要人物个性鲜明,特别是女性群像光彩照人。     

从中国传统思维看中国叙事文学的滞后性

中国传统思维是一种综合思维 ,具有整体性、重“情”疏“理”等特征。中国叙事文学的滞后性 ,可以从两个方面考察。第一 ,与中国传统抒情文学比较显示其滞后性 ;第二 ,与西方文学比较显示其滞后性。中国传统思维与中国叙事文学的滞后性之间存在某些必然的联系。     

论莫言叙事的独特性、前卫性和本土性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根本原因在于他善于讲述故事。莫言讲述故事吸收了西方现代、后现代小说的技法,具有后现代小说的前卫性,这是他区别于赵树理的地方。莫言讲述故事继承了中国叙事文学的传统,具有中国文学的本土性,这是他区别于福克纳、马尔克斯的地方。莫言讲述故事还融入了他自己的心灵和智慧,彰显了他卓越的讲述故事的才能,形成了他独特的艺术个性;特别是他的近期作品更加凸显了叙事文学的述说性,规避了刻意的写景状物和人物刻画,这也是他区别于鲁迅、沈从文的地方。莫言正是凭借他讲述故事的独特性、前卫性和本土性,赢得了世界文坛的尊重。     

近半世纪《聊斋志异》的渊源研究及其意义

《聊斋志异》故事文本渊源研究,是古代小说外来影响研究中的重要课题。"源"与"流",未必都是"一对一"的关系,值得我们继续从"一对多"尤其是"多对一"角度探讨,考察某一篇章所受的一脉相承或多脉相承的影响。当密切关注"中介"、"轨迹"研究,还要更多地从国别文学角度关注中国叙事文学母题流变,印度母题的中国化,以及作家的个人体验与天才。     

从《金瓶梅》的叙事时间看作者的生命意识

综括古今中外的小说作品，无论是传统的一维性的直线式叙事，还是现代的切割时间、错综颠倒的自由式叙事，时间因素都扮演着一个必不可少的角色。作为叙事文学的小说，这种时间因素的“戏剧性”利用，即显示出小说的叙事时间的艺术变化，它是指小说的叙述者根据一定意图串联故事各部分内容时所表现出来的或先或后的顺序，它构成了小说结构的基础，成为小说情节赖以生长的土壤。作家将它直接诉诸读者，读者则根据它的线索追踪情节的发展，考察人物的转变，探究故事发展的时代背景，并以此为依据弄清作品的内在意蕴。因而，准确的叙事时间，不…     

李渭心学仁体论建构及其时代价值

李渭心学仁体论建构于对治理学僵化和王学末流玄虚的时代语境中,是在心学视阈内对理学有限度的回归和对传统仁学与阳明学的融合发展。李渭心学仁体论的内涵包含仁的内在主体性确立、生生之仁、一体之仁、为仁由己等,这种心学化的仁体论建构具有强烈的时代现实感,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理论面向,超越"理"与"良知"的时弊,在心学视阈内有限度回归仁的普遍规范;二、诠释进路,在功夫与事为的心学化诠释中阐发"仁"的丰富内涵,凸显仁体发用的实学特色;三、实践取向,在日用行常中阐发"仁"的实践价值。作为黔中王学代表人物之一,李渭心学仁体论是时代学术思想的映像,也体现了黔中王学的时代关切。     

“理”“礼”会通,承扬道统——朱熹仁学思想探究

朱熹以宋明理学中的理气论、心性论为理论背景,强调"仁"是"心之德,爱之理",并融入了"生生之谓仁"的传统德性论观点,对"仁"这一概念的内涵与性质结合传统礼学进行了再诠释。他以天理为"仁"与礼乐相交通的依据和桥梁,并以"阴阳"、"动静"的辨证思维阐释了"仁"、"义"、"礼"、"智"四端并立又对立统一的关系。朱熹将礼学与理学在其仁说中融会贯通,既回归和张扬了先秦仁学之道统,同时也颇具代表性地体现出了"经学与哲学相结合"这一中国哲学特征。     

叙述学范畴下《荒凉山庄》故事层面研究

叙述学通常从两个角度分析作品:故事层面和话语层面。《荒凉山庄》故事层面的情节研究以传统叙述学中的情节观为研究框架,而人物的研究将结合"功能性"和"心理性"两种人物观来进行分析,最后从中探讨小说黑暗主题的表现方式。     

对文学史重构的一个侧面考察——王立先生的文学主题学研究评述

王立先生文学主题学研究,可分为文人抒情文学的主题与意象研究、叙事文学题材母题的分类型研究、武侠文学及通俗文学通题研究、佛经文学及小说母题中外溯源比较研究、主题学研究学术史和研究范型的方法论总结等方面。文学主题学批评,摒弃了传统批评着力于＂社会——人物——作品＂的研究,把作家作品个案集锦式研究,转换到文本内在演变的关注上。王立的主题学研究论从史出,具有跨学科性、跨文体性,理论色彩鲜明而系统性突出,是运用外来和邻近学科理论进行文学史贯通问题研究的成功范例。     

David Herman的话语心理模型与叙事文本阐释——以康拉德的《青春》为文本

运用David Herman的话语心理模型阐释小说叙事文本,为"讲故事"话语实践寻找理论支点.文章以约瑟夫·康拉德的<青春>为文本,通过文本细读的方式,分析了该模型如何提供一个认知维度来帮助读者完成文本意义的解读,即阐述了人物定位过程与人物身份的建构,以及它与叙事视角的联系;大脑意识的身体化过程揭示了语言是如何表征叙事进程;大脑的意识散播性将个体之间抽象的思维情景化、社会化,从而展示出故事中的人物关系;情感话语的出现为丰富故事的主题甚至为文学类型的发展做出一定的贡献;所谓"特质"对于考察人物的心理活动和理解人物冲突有着建设性的作用.这种互动的认知过程对于叙事文本意义的建构和解读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论《所罗门之歌》中的自由与回归主题

美国著名黑人女作家托尼·莫里森的小说《所罗门之歌》从小说的类型或体裁上可以归为“奴隶叙事小说”或“奴隶叙事文学”。本文将分析和研究这部小说所表现的奴隶获得自由和文化回归这一主题     

叙事的寓言性与汉语文学叙事的语义生成

叙事性片断在战国时期的诸子散文中占据很大篇幅,这种服务于说理的叙事,具有寓言性。与着眼于文本细部处理的“春秋笔法”不同,寓言性叙事着眼于事件自身的离奇性与文本结构的营造,以譬喻或象征的方式传达故事背后的寓意,属于“宏观修辞”。这种修辞方式与来源于历史叙事的“春秋笔法”都对后来的汉语叙事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中国古代的小说文本普遍具有“藉外论之”、“譬喻取义”的寓言性修辞指向;另一方面,诸子散文叙事中“故事＋议论”的模式,深刻地影响到后来汉语叙事文学的文本结构。宋明话本小说头尾呼应的议论性诗词,把夹在中间的叙事变成了显示某种意义的“事象”;章回小说游离于主体叙事的“楔子”与“结尾”也具有同样的功能。《韩非子》的《储说》、《说林》两章,更是与后世文人笔记小说有太多“家族相似”的特征。对故事的寓意性解读,是破解汉语文学叙事文本意义的重要路径。     

中国古代议理散文中的人格审美意象

一现行文学史文体分类一般是按照小说、诗歌、戏剧、散文四分法划分的,散文一类几乎包容了三类以外的一切文体,故而本身又可分为许多小类,如议理、史传、山水、小品等。古代散文内容的庞杂,使其作为一种文体的特殊审美感知方式不易确认,造成了研究的困难。故而人们在实际从事研究的时候,往往是将史传类散文向小说类叙事文学的审美性质靠拢,而山水散文、抒情小赋、小品文则向散文诗一类的审美性质靠拢。只有议理散文难以处理,人们或将其中的寓言、比     

论文学传统惯例对文学中物候描写的影响——兼及文学作品中物候描写的误读问题

文学作品对物候的描写往往受到文学传统惯例的深刻影响.中国古代戏曲、小说在描写物侯以表现人物的情感心理或悲剧体验时,就深受古代文学中早已形成的伤春悲秋传统的影响,并且那些脱胎于民间说唱的小说,还受口头叙事文学惯例的支配,喜欢以程式化的韵文、套语等来描写物候.因此,探讨文学作品中的物候描写,应考虑到文学传统惯例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否则就会对某些不合时令的描写产生误读或曲解.     

西方古代叙事文体的发展、特征及文化语境

西方古代叙事文体是西方小说文体发轫的根基,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和中世纪欧洲的叙事文学,它包括古代神话、史诗、传奇、故事等。在这些文体中蕴含着小说文体叙事的基因：时间、空间、事件、人物、叙述者、叙事视角、叙事结构、叙事方法等基本要元素。本文梳理了西方古代文学中叙事文体的发展,探讨了在西方的历史文化语境中不同叙事文体的特征和总体特征。     

论张爱玲小说的戏剧化追求

张爱玲有意将其小说创作置于戏剧形式中,无论是在编织故事、塑造人物还是设置场景方面都体现出自觉的戏剧化追求,挖掘生活本质,获得表现力度,形成了“苍凉”的美学风格。张爱玲小说的戏剧化追求给当代文学的启示是:作家应重视传承俗文化,保持精神的高度,张扬审美理想。     

中国古代叙事文学贡献之我见——兼论中西叙事文学比较

中国古代抒情文学的极度繁荣,遮蔽了人们对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的关注,同时,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向来被正统文人鄙弃而对其理论总结相对单薄,由此给人造成错觉,似乎中国古代叙事文学极不发达,难以与西方叙事文学相媲美。任何一个民族文学都是由官方文学与民间文学两部分构成,叙事文学的繁荣也与叙事理论的滞后不成正比。从总体看,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并不弱于西方古代任何一个国家的叙事文学。     

中国叙事学:逻辑起点和操作程式

本文对中国叙事文学传统进行了综合考察,指出:中国叙事文学基于圆形思维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与西方叙事文学在观念、结构、表现方式诸方面有许多不同;这种潜隐的圆形结构对应着中国人的审美理想,具有广泛丰富的适应性和包罗万象的生活涵容力。以这个动态的圆为逻辑起点,中国叙事文学或截取圆形运行的片断,或捕捉众圆的交叉点,为正文叙事提供丰富的参数叙事。阴阳两极是圆形结构运转和破毁的内在驱动力,它们的空间位置有相离相对、相接相间、相含相蕴、相聚相斥四种形式,为叙事操作输入对立、冲突、中和、转化的活力。同时,圆形结构和阴阳互动的方式,决定了中国叙事作品采取流动的视角,并具有流动多端和层面超越的特点。     

论林徽因小说"现代性"审美特征

作为文学家的林徽因,其小说的"现代性"审美特征主要表现在一是以人文主义为出发点写人性,体现作家对"人"的人道主义的关注,对人生形态的情感体验.她以节制、适度的方式表现忧郁、感伤的情感;二是通过独特的叙述方式,用讲故事、串镜头,绘画面来创造意境的美;三是运用象征、暗示、意识流手法写人物的潜意识、性心理四是在故事编织的"技巧"上,体现了"传统"与"现代"的结合.     

赋与中国叙事的演进

赋以"极声貌以穷文"的铺叙方式、"遂客主以首引"的问答结构和"卒章显志"的述志讽喻,对后世叙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赋之根深扎在通过俗赋反映出来的古老韵诵传统之中,只有懂得了这种源远流长的韵诵传统,才能更深刻地理解中国叙事的演进历程。在以声音传播为主的故事消费时代,使用骈辞韵语的赋具有较大的传播优势,即使在散文体的叙事崛起之后,古老的韵诵传统仍然潜伏在我们这个民族的叙事思维之中。叙事文学由韵诵转换到无韵是一个漫长的历程,直到明清小说这种过渡还未真正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