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初期中国的对日政策与战犯审判

194 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 ,国民政府从长远的对日关系考虑 ,制定了“以德报怨”的对日政策。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 ,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进行了公开审判。国民政府在战时和战后对日本违反国际法所犯罪行进行了大量的调查 ,在审判前制定了相应的法律法规 ,并在审判过程中加以完善 ,审判是严肃、公正的。由于实行“以德报怨”、“宽大迅速”的审判方针 ,仅有极少数日本战犯受到处罚。国民政府的宽大政策带来了两方面的结果 :一是战后大多数日本国民感激中国 ,对中日关系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 ,由于审判过于宽泛 ,使大批日本战犯逃脱了正义的惩罚     

中共审判日本战犯工作述评

中共审判日本战犯工作,是战后盟国审判日本战犯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日本侵华史中不可替代的法理证据;沈阳、太原审判是包括东京审判在内的历次审判日本战犯中最成功的一次.它创造了教育改造和审判惩治相结合的成功经验,为中日关系的长远发展发挥了特殊的作用.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往往忽视中共审判日本战犯工作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更由于战后中国政治对峙格局的影响,国共双方在审判日本战犯问题上存在矛盾和斗争,人们难以客观评价国共各自所开展的审判工作,甚至将两者对立起来.本文试就战后中共对惩治日本战犯的态度,国共双方在审判日本战犯问题上的斗争,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沈阳、太原特别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工作作一简要述评.     

日本战犯中国体验书写下的中国观

日本战败投降后,中国政府对日本战犯进行了艰难的教育与改造,并且对其实行了宽大处理.这些战犯回国后对中国念念不忘,中国印象在他们的感恩情怀下得到了提升,它是人道与正义的象征,也是革命与和平的代表,他们带着深深的负罪感讲述着自己的中国体验,期望日本民众理解中国的抗日战争,并为实现和平而努力.这为战后日本民众正确认识中国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窗口.     

从战后美国对日占领政策看日本军国主义思潮复活之历史原因

本文就战后美国对日占领政策之实施，探究当今日本军国主义思潮复活之历史原因。战后初期美国占领当局对日本进行的民主化政策，没有根除军国主义赖以存在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在美国干预下，战后初期日本开展的“整肃”和审理战犯工作也不彻底，为日本埋下了军国主义祸根；美国对日本实施扶植政策，使未被根除的军国主义土壤得以滋长和蔓延；成为当今军国主义思潮复活之温床。     

论开罗会议中的日本领地处置与中日海上领土问题

构建战后亚太秩序应首先从处置日本海外领地开始,其核心内容之一就是日本归还其侵占的所有中国领土,这是战后亚太新秩序的必然要求和道义基础。《开罗宣言》的发表意味着中、美、英三国在此问题上立场是一致的。德黑兰会议期间,斯大林在日本归还所有中国领土问题上的表态,表明这种共识的盟国范围的扩大。对于其它的日本海外领地,盟国决定或者直接控制战略要地,或者进行委托管理。中国收复故土是战后亚太和平稳定的基石,是建立战后亚太秩序的道义基础,也有着坚实的国际法理依据。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惩奸立法研究

八年抗战制造了中国历史上为数较多的汉奸①,战后对其如何处置成为国民政府必须面对的问题。惩奸不仅直接关系政府威信与政权维系,亦涉及惩戒邪恶与民族气节保持。复杂政治环境下,汉奸处置得当与否很大程度上影响民众对政府的合法性认知。由是之故,战后国民政府制定惩治汉奸的立法和政策,并依法处置了一批罪大恶极的汉奸头目。政府当局惩治汉奸的立法与研究,奠定了汉奸惩治的法律基础,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法律使用问题。然囿于仓促行事、政治法律纠结不清等因素,决定战后立法缺陷重重,以至影响惩奸效果。     

国民党政府对日处置政策的美国影响

国民党政府在战后结束中日战争状态,实施对日处置的整个过程中都受到当时美国亚洲政策的影响,政策制定遵循美国意志;具体实施随美国亚洲政策的转变而逐渐由减缓到停止;最后在法律上放弃对日处置的一切权利,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出于美国的压力。美国给中日战争终结处理造成严重恶果,应负历史责任。     

战时国民政府对日军罪行的调查——以“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为中心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开始与同盟国一起为战后惩处战犯而开展敌人罪证调查,并于1944年2月在国民政府行政院正式成立了"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制定了一系列有关敌人罪行调查的工作规程和办事细则,进一步推动了敌人罪行的调查工作。在抗战胜利前夕,蒋介石试图通过调整撤销"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重新明确敌人罪行调查工作的分工,以适应战后审判的需要。虽然调查委员会进行了十分认真艰辛的努力,也整理汇编了近三千件罪证材料,但由于各级政府对调查敌人罪行认识不足、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缺失权威以及特定战争条件等因素的制约,国民政府战时日军罪行的调查成效并不显著。     

“防波堤”的崩溃:抗战胜利后台湾银行业的接收、改组与通胀

台湾银行业在日据时代,殖民色彩浓厚,尤其是抗战时期,台湾银行业更是沦为日本军事扩张的财政工具。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台湾银行业进行了接收与改组,改变其殖民金融性质,并建立了独立于大陆的银行与货币体系,以防止大陆通货膨胀波及台湾,但这一切非但未能给战后初期台湾经济恢复重建提供有效的金融支持,反而由于战后国民政府对台货币政策的一系列失误,致使苦心经营的台币防波堤最终因通货膨胀加剧而趋于崩溃。战后台湾金融走向崩溃的结局事实上是战后大陆与台湾不可分割的经济关系以及国民政府经济总崩溃的重要反映。     

戴季陶“日本非敌论”的真意

南京政府时期,蒋介石及其国民政府面临着来自中国共产党的挑战以及来自东邻日本的侵略,“剿共”与“抗日”如何均衡进行成为国民政府的最大课题.对此两问题均有过深入研究的戴季陶,在极力抑制共产党发展的同时,亦参与了国民政府的对日决策,其日本观在现实政治上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挥.然而,在中日战争日益恶化,国共两党由对立转向合作,继而又走向殊死之争的过程中,戴季陶与日本保持何种关系?其日本观有何特征?此与其对共产党的认识有何关系?理论根据源于何处?本稿欲就此进行探讨,期以探明戴季陶日本观的真正用意.     

论日本战后型经济体制的形成--兼评"1940年体制"

近年来,随着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和日本经济改革的持续进行,如何重新审视和评价战后日本经济改革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战后改革及其经济改革之主体是否为美国占领当局,战后日本经济体制如何形成,其是否等同于"1940年体制"等问题成为研究焦点.日本战后型经济体制经历了一个萌芽、生长、基本定型和走向衰败的若干阶段,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战时期只是战后型经济体制形成的一个重要阶段,战时经济体制的某些要素对战后体制产生了重要影响,但两者具有本质区别,不能混为一谈.     

大国梦难圆：抗战后期国民政府的外交挫败——以1944年国民政府的对美外交为中心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际形势进入了对中国最为有利的时期。如果中国能够善加利用,将极有利于中国的复兴和重建。然而,蒋介石国民政府在内政外交上决策一再失误,在处理与盟国关系的问题上,先获咎于苏,复结怨于美,且不和于英。1944年国民政府的对美外交,因驻华美军费用结算问题、史迪威指挥权问题、是否应向中共部队提供部分租借物资问题等,与美国发生严重冲突,引致美国朝野对重庆国民政府极为不满,中国在盟国内部实已陷入孤立无援之境。国民政府在战后的困境与失败,实际上只是此时已有各种矛盾之逻辑发展。     

历史的真实胜于诡辩和抵赖——与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日本右翼人士斗争的历史回顾

否定南京大屠杀,否定日本侵华史,是从战时日本当局,到战后的日本右翼学者与政客,一以贯之的政治宣传和喧嚣,背后隐藏着他们险恶的政治用心和蛊惑人心、颠倒是非的目的。中国人民与世界上主持正义的人士为了维护历史的真实与人类的正义,与他们进行了长期的斗争。世界正义的潮流浩浩荡荡,不可阻挡。在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包括日本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下,日本一些右翼学者与政客推翻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南京大屠杀案和日本战犯的判决的言论与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而中日人民世代友好与世界和平之船必将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抗战胜利后遣返日侨在华财产处置及其流向

抗战胜利后的一定时期内,制定和实施遣返日侨在华财产处置政策成为中国政府面临的一项紧迫而重要任务。国民政府不仅对遣返日侨所带财物数量、遣返日侨财物的接受和管理等作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规定,而且对如何落实这些处置办法采取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措施。从遣返日侨财产的流向来看,除了将战争期间在华日侨非法侵占的财产发还原主外,大部分遣返日侨财产均由中国当局接收机关直接拍卖或分配使用。此外,也有一些遣返日侨的财产被业主私自处理,有的甚至被不法之徒所抢夺或窃取。     

近代日本人在上海的办报活动(1882-1945)

从晚清至抗战结束前,上海一直是日本人在华办报活动的重镇.甲午战前的日系报刊,出版时间既短,发行数量又少,且局限于日侨社会中,影响力有限;甲午战后,上海日系报刊开始突破性发展,且大多支持中国进行维新改良;但在1903年以后,由于受日本对华基本国策的影响,日系报刊对中国的革命思潮大加批判,逐渐偏离了中国政治思潮发展的主流;进入民国时期之后,这种情况便更加明显了.     

1946年制宪国大与国民政府对西藏的政策

战后国民政府促成西藏派代表团参加制宪国民大会.噶厦政府提出关于自治的九项要求.此要求与国民政府对藏政策设想不尽相同.为使西藏问题朝着其期望的方向发展,国民政府苦心经营,成功挽留西藏代表团参加了国大,终在宪法中规定了西藏地方自治的政治地位,并据此对呈文作出答复.     

国民政府针对中日华北"共同防共"问题的政策措施略论

1935年9月至1936年底,日本外务省和关东军向国民政府要求两国在华北实施"共同防共".本文探讨了日本要求与中国实施华北"共同防共"的真实意图,重点分析了国民政府针对日本要求的"共同防共"所采取的各项政策措施.认为日本之所以要与中国实施华北"共同防共",是想以"共同防共"为借口,推动华北"自治"的实现和阻止国民政府中央军北上;同时还想以此诱导中日结盟,隔断中苏联系,阻止红军向华北发展.针对日本的这些意图,国民政府一方面拒绝实施"共同防共",另一方面加强了与苏联的沟通和联系,并相机控制绥远.此外,在对共产党和红军实行武力围剿的同时,也将以政治手段解决共产党问题提上议事日程.这些政策措施说明西安事变前国民政府因华北"共同防共"问题的提出,对苏政策、对共产党政策和对日政策都出现了值得重视的变化.     

战后初期菲律宾政府对日媾和政策论说

战后菲律宾的对日媾和政策主要包括赔偿与安全两个方面,主张严惩日本。当美国对日政策转变之后,美菲间在对日媾和问题上分歧重重。但由于菲律宾对美国的依附关系,其对日媾和政策主要受美国主导,而美国亦将菲律宾作为其阵营内重要成员而重视其意见,这决定了菲律宾在遵循美国媾和框架的前提下可对之进行微调。最终在美国的协调下,菲律宾签订了《旧金山和约》,后来菲日间又签订了的赔偿条约。媾和问题的解决对战后的菲日两国均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的花纱布管制

发展国家资本和实行经济管制 ,是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推行统治经济政策的两大重要内容 ,落实在纺织业方面其具体表现为 :扶植、操纵国家资本企业“中纺”公司 ,以及对棉花纱布逐步实行全面管制。除粮食之外 ,棉花纱布无论在战时还是战后 ,都是物价统制中最主要的物资 ,战后的花纱布管制 ,初时基本沿袭了战时体系 ,但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 ,管制机构几经更迭 ,管制措施不断加强 ,其力度远比战时更为严厉 ,直至实行全面统制。战后花纱布管制的演变过程 ,折射出国民政府统治经济政策的强化过程。因此 ,了解与研究战后的花纱布统制问题 ,是探讨这一时期国民政府统治经济问题的重要环节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对日广播宣传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注重利用新兴媒介——广播进行对外宣传,特别是国际广播电台用十几种语言向各国播音。一方面是争取友好国家的同情援助,另一方面是对敌实施宣传战。就对日宣传而言,因日俘更了解日本官兵及民众心理,国民政府注重利用日本反战人士及俘虏,向日本国内及占领区民众、前线士兵等进行广播宣传。从抗战爆发到1941年底对日广播宣传活动暂停为止,国民政府对日广播宣传主要从反侵略理论来呼吁日本人反战,较为抽象。1943年初对日广播宣传活动再开后,主要通过战况和情势分析,使得日本人厌战、反战。日本在战败前夕,企图采取本土决战,实行“一亿玉碎”的负隅顽抗。国民政府广播宣传呼吁日本民众弃战,救己救国,并建立民主日本政权等。国民政府对日广播宣传有其局限性,不能高估了其在对日宣传中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