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清代甘肃的茶马之制和茶法变革

清初的茶马之制是清代茶法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茶马之制主要实行于甘青之地,首先缘于军事需要,其次是增加地方税收.随着清初以来,军事战争的逐渐减少,茶马制度也相应进行了调整,如采取各种措施变销陈茶.太平天国运动后,甘肃的茶务因各种因素导致废弛,左宗棠是首先对甘肃茶务进行变革的地方总督,其改革的主要措施就是“以票代引”、“先课后引”等,随着茶务改革的不断推进,后任者针对存在的不足,又进行相应的完善,这些改革对恢复和振兴茶务产生了积极的意义.     

清代福建的溺女之风与童养婚俗

本文选辑和摘录清代福建溺女之风的历史记录和育婴堂"条规"或"规条"一类历史文件.认为,"严禁溺女"、"董行育婴"和"劝抚苗媳"是清代官方遏制溺女之风的主要措施;"童养"和"育婴"相配套,曾经是救济女婴的"因风成俗,随地制宜之一法",清代官方"法令不禁,听从民便";然而,当童养婚俗参与维护女婴的生存权时,预先(而不待其年届婚龄)剥夺了女婴的婚姻自主权,童养婚俗亦是侵犯女权的陋俗.     

清代民国时期西北区域市场的发育和整合——以茶叶贸易为中心

对国内市场发育程度的考察,是中国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已有的学术成果,主要是面向全国、特别是东部农耕区的大尺度解剖,缺少对西部边疆、特别是游牧经济占主导地位的西北区域市场的小尺度分析。茶叶贸易虽然只是西北与内地农、牧业产品长距离交换的一部分内容,但它实质上却成了贯穿边疆地区市场化进程的中介和桥梁。西北区域市场的发育和整合过程,在清中期以前的茶马贸易时代,主要是通过扩大边疆市场容量、增强当地与全国统一市场依存度的内联方式进行的。清末民国口岸开放之后,则通过茶叶贸易组织、供货渠道、商品类别、运营模式等市场结构嬗替的外延方式,把边疆市场的发育和整合过程,纳入到中国乃至全球市场一体化的轨道,同时促进了西北传统游牧业经济的近代化转型。     

美国民事对抗制的整体观和工具观之价值借鉴

美式对抗制是美国民事诉讼的首要特征,至今为止仍然具有世界影响力.文章从历史纵向角度展示二战后美国民事对抗制的整体观,揭示其在维护民权、保障自由方面发挥的重大作用,目的在于对我国的法制建设和民事司法改革提供有益的价值借鉴.     

《明夷待访录》在清代中后期的传抄、阅读和接受

在清代文化政策的高压之下,《明夷待访录》始终处在思想潜流之中。道咸之际,《明夷待访录》在广东和江南重新刊刻,这些刊本的背后代表着抄本的积累以及学者思想旨趣的转移。新见薛福成和袁昶的抄本以及其他《明夷待访录》抄校本,不仅体现了抄本与刻本的接力,更展示出咸丰以降士人群体转相传抄《明夷待访录》的盛况。同治年间以金陵书局为中心,士林形成了抄录、阅读和讨论《明夷待访录》的新风尚。然而学人对《明夷待访录》中的制度设计充满了困惑和异议,对其的否定和批评构成了时代的一般看法。撰成于清初而到晚清大放异彩的《明夷待访录》并非百年无闻,而是以抄本形式隐隐流传,士林对其的认识亦曲折多变。借由多部新见《明夷待访录》抄本,不仅可以一窥抄本文化中展现的思想活力,同时可见清代中后期士人政治理念的分裂与变异。     

一个正义者的罪意识--"阿尔及利亚之子"加缪在欧洲的神话

法国思想家加缪的"正义"曾引起很多争论,而他在遗作<第一个人>中的忏悔却一直少有人问津.加缪以对"真实"的追求和对现实的关注成就了一个知识分子在历史中有限却不可取代的历史神话,而这一神话的结局却是创作者艺术生命的自戕和良心的忏悔.加缪的"正义"实质上是一个用来实现他自身神话的"脚手架",而他最终不得不向他的母亲忏悔,因为这位不幸的妇人正置身于他的神话所竭力逃避的"真实的黑夜"之中.     

和制汉语词汇在近代中国的回流现象研究

要：在汉语延绵不绝的发展过程中,既有日新月异的自身充实,又有永不停滞的对外来语吸纳。一些外来语随着时间的流逝,已逐渐失去所谓的“外来的身份”,很多已被汉化,成为汉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日语的影响极为深刻,日源汉语已经是现代中国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基本概念,其使用频率之高,造词能力之强,使我们不得不承认日源汉语对近、现代汉语的深远影响。我们可将在日本产生的汉语词汇称之为“和制汉语”。     

新疆在中亚市场的战略取向和战略步骤

新疆应当充分利用自己的地缘优势以及良好的对外经贸合作发展势头,在发展中国与中亚区域经济 合作中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并逐渐参与中亚次区域经济合作圈。     

湘西苗汉族际婚之淤滞暨族群特征和整体性影响因素的拘制

湘西苗汉族际通婚历史上长期处于淤滞状态,主要原因缘于民族群体的各类特征和整体性影响的因素产生的合力的拘制,在族群基本特征、历史关系特征和两族共处特征三方面,都构成了苗汉族际通婚的巨大障碍和负面影响。     

普利策在平衡报纸的责任意识和市场意识方面的贡献

普利策在平衡报纸的责任意识和市场意识方面是有历史性贡献的,他给报业提供了一种比较理想的作业模式,现代报业中的各种竞争手段,追根溯源,都能从普利策的报业实践中找到依据,这也是我们今天研究普利策的价值所在。贡献是主要的,但普利策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那就是黄色新闻的泛滥。     

佛教、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之比较

佛教通过北方丝绸之路传入中国,时值中国封建社会鼎盛前期.它在传入过程中逐渐改造自己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契和;尤其是传入时注重宗教思想传播,没有什么政治图谋,这满足了统治者需要,因而受到支持.基督教的传入稍晚一些,虽然前后有三次,但是前两次没有传入哲学思想,时至16世纪时,第三次才大规模传入,而在第三次,其传入目的则是要使中国成为罗马教廷一个教区,因而为中国统治者与人民所抵制.     

在生活和艺术之间--简论口语诗的意义和影响

本文认为,口语诗在发现和表现当代社会的新的诗性方面,在修正和拓展有关文学和诗歌的定义和疆界方面,在打破生活与艺术的界线、呼应世界文化潮流方面,在塑造新的感受力、进而影响当代文化的思想、思路和思维方面,都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论钱庄在近代中国资本市场上的地位和作用

钱庄是传统中国金融机构的典型和代表之一。中国近代新式机器大工业企业诞生后,钱庄在资本市场上扮演了重要作用:洋务运动时期在资本市场上占据统治地位;清末新式华商银行业出现,直至南京政府银行业成为社会经济生活中最重要的金融力量时,钱庄在资本市场上的地位和作用仍然不可低估。为适应中国近代资本市场的需求,钱庄在经营习惯和制度等方面进行了相当多的改变和调适。钱庄在中国近代资本市场上的地位和作用,使人不得不对传统金融机构在中国近代的作用进行重新评价。     

悫：在礼义中涵养性情的君子人格——荀子礼义积伪论与性情论之关系再探讨

荀子关于礼义与性情之关系的思想,对于当代儒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人们通常将荀子的性情论与礼义积伪论对立起来,这其实是不对的。我们发现,荀子思想是从“礼以养情”出发的。情有两种：有待之情与无待之情。这两种情又分别联系着有待之性与无待之性。首先,性情论中有待与无待的区别,给出了礼义的来源——忧患之情;而礼义又反过来滋养了性情,从而塑造了一种君子人格——“悫”或“材悫”。于是,有待与无待的鸿沟在礼义实践中得以被超越。因此,荀子的性情论与礼义积伪论之间存在着相互给出和互相诠释的关系。     

司法认知的法理之维——在公正和效率之间

任何一项证据制度的确立,其背后必然具有一定的理论来支撑。司法认知作为一项证据制度,其设立和运作同样有一定的理论支撑点。建立司法认知的法理之维就是为了实现诉讼公平,消除不合理的费用和拖延,提高诉讼效率。     

在市场和政府之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各流派关于市场与政府关系的讨论

市场与政府之争由来已久。按照对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信仰的程度,将西方主要的经济学流派分成四类,即无信仰、稍有信仰、非常信仰和完全信仰,较为系统地考察了西方经济学中关于市场与政府之间关系的主要主张。市场和政府不应该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二者皆不可偏废,但在某一特定的时点上,市场可以多一点,反之,政府也可以多一点。市场不是万能的,但也是神奇的;政府不必是最小的,但却应该是有限的。     

论析“不求知天”、“知天”和“制天命而用之”的逻辑关联

荀子将“天”视为自然而然层面上的哲学范畴,“不求知天”旨在拒斥奢求知天的进路,并未否定天的可知性和人的知之能。相反。“不求知天”正是以“知天”为其归。井构成后者的逻辑前提和基础。“不求知天”和“知天”作为人的合理且积极的作为的组成因素。两者又指向井内涵于“制天命而用之”的过程中。     

必要的张力:在天官和天君之间--荀子认识思想新论

在荀子的认识思想中,人的认识分别是"天官"(感觉器官)和"天君"(心)的机能.天官的特殊作用是认识事物的"个别性",天君的特殊作用是把握"道",认识事物的普遍性.天官对个别性的认识是经验论、反映论的:天君对"道"的把握则依赖于直觉和体悟.两种对事物的认识都是必要的,它们可以而且应该相互补充.     

在借鉴中自省:女性之现状和未来——由西方女权主义理论想到的

女性的生存状况,涉及女性的政治参与、就业、教育、家庭、健康、安全、习俗与现念等多方面.为了使女权运动成为不只是在受过教育的精英中进行的事,而是一个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持续不断的运动,需要时以往的斗争历程和理论加以总结、分析、批判.当越来越多的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女权运动所涉及的许多问题,就越来越和广大底层的妇女迫切相关.面对西方世界当前的"理性危机",女权主义提出,妇女应当有所作为.     

和制汉语法律新名词在近代中国的翻译与传播——以清末民初若干法律辞书收录的词条为例

近代中文法律新名词多从日语翻译而来,且大多直接借用和制汉语的书写形式,其辗转形成的轨迹是西方法律词语的跨语际实践过程。清朝末年及民国初年的法律辞书编纂之于现代汉语法律译名的形成及变迁的意义在于,作为时代语言的记录者,它们在内容上较为真实客观地反映了西方法律词语传入中国时的最初汉语形态。法律辞书是法律译名在现代法学话语体系中获得合法性的证据或证明。研究近代史上法律辞书编纂、法律译名的中国化及新旧法律名词之间的冲突问题,对消解今日辞书中法律译名的不统一和失范问题,仍具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