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以“礼”相“让”观念的义蕴及当代价值

“让”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占有十分特殊的地位。“让”作为儒家仁礼思想的精神要义,既是礼治的逻辑起点,也是礼治要抵达的至德形态,尤其是“让天下”的思想,可谓孔子内圣外王治国理政思想的一种极致表达。因此,被视为德、礼之主的“让”,既是儒家礼治思想的核心价值、礼乐文化的精神实质,也是儒家义利观的价值底色,对塑造中华文明核心精神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研究这一问题,为当今合作共赢、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等中国主张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有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     

论先秦儒家“礼治秩序”及其对当代政治秩序建构的价值

先秦儒家推行的礼是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和行为模式。礼治是通过等级礼仪制度、政治运行规范、社会生活原则来建立和维护社会秩序。礼治秩序是儒家建构理想政治秩序的核心元素,也是儒家治理社会的目标,其内容及合法性思想主要包括:君民有别,等差有序;情欲难免,节欲礼控;礼本法末,德主刑辅;礼乐之统,以乐从仁。在社会转型的今天,我们面临着政治体制的改革和挑战,"吸收"、"转化"礼治秩序思想和经验,对当代政治秩序化建构有着举足重轻的借鉴意义。     

考问价值:礼治何以可能?——儒家礼治思想之价值合理性的三重视角

从价值观的视域回答"礼治何以可能"是儒家礼治哲学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儒家礼治思想之价值合理性,在于儒家礼治思想本质上内蕴着"让"、"名"、"和"三重价值特质,它使得儒家的礼治大厦得以建构于坚实的价值土壤之上。     

王夫之仁学思想探析

王夫之的仁学思想内容极为丰富。在仁与礼方面,他主张"仁礼互藏"、仁礼互为体用的思想框架,强调礼为人之所独有;在仁与义方面从道德修养和政治治理两个不同维度分疏仁义之同与仁义之别,凸显人之"思"对仁义之本体的认识作用;在仁与孝方面继承儒家传统思想,并阐明了仁人之孝敬生身父母的意义;在仁与政道、治道方面强烈谴责打着"使人履仁而戴义"旗号却大行违德背道之事的"申韩之儒",并提出"君天下者,仁天下者"的光辉命题。这四个方面是王夫之"以人道率天道"的新仁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体现了王夫之思想对前人的继承和超越并暗含的近代性因素。     

中国古代地方治理的儒家化及其历史启示

"无讼"是先秦儒家法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儒家的司法价值追求,是儒家德、礼、政、刑综合为用的社会治理模式的最终归宿。在西汉复兴整合先秦政治法律文化的社会思潮中,先秦儒家的"无讼"理想成为地方治理中一些地方郡守县令的政治法制理想,从而使儒家"无讼"思想由理想的殿堂步入具体的政治法制实践,并取得了一定成效,开创了中国古代地方治理儒家化的历史。地方治理儒家化在汉代的开创及其具体实践,对后世的地方治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今天的社会治理也有启发意义。     

我国古代司法规避法律的原因及现实思考

我国古代司法规避法律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下顺理成章 :以儒家学说为主流的中国传统观念认为 ,伦理、道德乃是国家治理中更为根本的因素 ;中国古代法官并非法律家 (lawyer) ,处理案件只是其行使行政职能 ,是治理民众的手段而已 ,行政与司法合一的体制不利于严格依律司法精神的形成 ;中国的一般民众对于法律与诉讼避之唯恐不及 ,这种心理必然会对司法产生有力的制约 ;以及中国古代文化具有浓重的复古倾向 ;州县官员们在司法判决中所反映的浓重的说教色彩 ,是父母官们道德优越感的必然体现。中国古代司法规避法律的现象似乎已成为过去 ,其实不然 ,在一定的程度上 ,旧的观念依然对当代中国的法治产生负面影响 ,从古代中国到当代中国 ,法治之路之所以艰难 ,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国人包括法律人缺乏对法治的信仰所致。     

传统社会中非法刑讯的治理机制、效果及启示——以清代的制度与实践为考察对象

对传统社会中非法刑讯治理问题的考察可为当下刑讯逼供的治理提供历史的经验和启示。作为传统社会的代表,清代律例规章对刑讯适用的限制构成了规范意义上的刑讯治理制度,而实践中的治理机制包括对非法刑讯的界定、发现和处理机制。考察发现,清代非法刑讯治理的效果有限,而这恰是其制度目标、制度规范与官僚体制高度协调的结果。与清代相较,当下刑讯逼供治理仍徘徊于传统与现代之间。以史为鉴,中国当代的刑讯逼供治理之路也许还相当漫长。     

我国传统礼治思想对当前文化建设的借鉴

传统礼治思想维系了古代中国两千多年的社会稳定,它以其内生性、务实性及长远性等特点在今天仍有独特的生命力,可以破解当前文化建设面临的诸多难题。有必要从以"仁"为基石推广核心价值观,以"和"为中心营造和谐文化氛围,以"礼"为规则触动基层民众,以"吏"为关键垂范普通百姓等四个方面来对传统礼治思想进行现代解读,以期能对当前文化建设有所借鉴。     

儒学礼义(仪)的本质及其创造性转化

"礼"是制度、仪式、规范、品质,是秩序与和谐,是维护古代道德规范的重要工具,是国家秩序和人之为人的精神和风貌,又是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价值体系和社会风尚。"礼"在治国理政中具有枢纽价值;其内在动力是"乐"。礼的实行要遵循"道"的运行,而"礼"的本质,则是彰显"道"的精神。"礼"是人禽之辨的标志;是区分君子小人的标志。创造性地转化儒家礼治的思想价值应该从以下若干方面入手:在反思批判的基础上,儒学礼义(仪)可以为当下中国社会的治国理政、淳化社会风尚提供历史智慧;在中西文化比较中根据正义原则超越差等之爱,追求"一体之仁"来变革礼义(仪)文化;要给儒家的"礼"注入主体性,建构法权人格,使人有尊严地生活;儒学"以仁为人之安宅,以义为人之正路"价值和以"敬"和诚信的礼义内蕴可以用来消解西方以"我"为中心的极端个人主义,构建以"我们为中心"的道德和利益一致的共同体。     

生生而仁,通达天命——先秦儒家生态思想逻辑性研究

先秦儒家生态思想有其内在逻辑性。其天道依据是"生生",蕴含"时""变"观念。"仁"是对天道"生生"的人道承接,其内在规范性是以"位"为前提,"中"为尺度,"止"是"中"的精微之地,同时以"爱"为基础,"忠恕"为方法。先秦儒家正是通过对"生生之仁"的终身践行,参赞天地,化育万物,此即"生生而仁"。"生生而仁"是人对栖居之维度的筑造,先秦儒家通过生生而仁,通达天命,实现浑然与物同体的和乐境界。     

论儒家“仁爱”思想对宋代司法的影响

中国儒家传统仁爱思想对宋代司法审判实践有很深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尽力减少官府对民众的压迫;二是建立公正合理的审判机制保障民众权益;三是尽量减少民众的讼累;四是限制刑讯并减少限制民众人身自由的措施。儒家仁爱思想是中国宋代司法的重要指导思想,对于宋代社会的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     

现代国家何以同样需要礼治:历史政治学视角的研究

礼治常被视为一种前现代治理机制,但现代各国仍普遍存在礼治因素,中国尤为明显,表明礼治是健全的国家治理所不可或缺之机制。以历史政治学方法分析礼治形成、重建的三个历史关键节点可以发现,礼先于国家而存在,组织了早期人伦与宗教生活。在国家形成过程中,具有较高自主性、能动性的政治权力为自己建立了强制性直接统治机制,即“政刑”,但其覆盖和穿透能力毕竟有限;为进行有效治理,政治权力又吸纳了礼及其所塑造、维系的社会,作为国家治理之基础设施,这就形成了礼治。强制性直接统治机制是国家的本质所在,但唯有通过礼治,政治权力才能对社会进行全面治理、深度归化,此即礼治之必然性所在。因此礼治尽管在历史上多次崩溃,却总是得以重建;今天中国正处于重建礼治之过程中,亦当建立兼容礼治之国家理论。     

寓治于教——儒家教化与社会治理

教化是儒家政治文化的轴心,在中国历史上存在着一种类似西方"政教合一"的政教关系,即道统与政统、师儒与王侯分离又合一的关系,穷则"寓治于教",达则"寓教于治"成为士大夫阶层政治实践的基本选择和现实追求。儒家历来对于教化之事极为重视,成为维护中国社会秩序的基本途径和方法。儒家教化主要以道德教化、礼乐教化、宗教教化三维展开,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儒家教化与社会治理的多维结构:教化与富裕、道德教化与政令刑法、礼教与刑罚。当代中国面临着严重的社会治理危机,根本原因是有治无教。应该重视对儒家治道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复兴儒家礼治模式,并与德治、法治密切结合,形成新的综合社会治理模式。     

儒家仁道精神的内涵及其现代价值

仁道精神是儒学的核心与特质，研究儒学及其与现代化的关系，必须首先抓住这一核心与特质。本文拟揭示儒家仁道精神的内涵，探讨其现代价值。儒家仁道精神主要包括三方面，即忠恕侧隐的仁爱精神、万物一体的超越意识及生生不已的生机活力。忠恕与测隐是儒家仁道精神最基本的内涵，亦是孔孟仁与仁政思想的主要内容。“仁”无疑是孔子思想的中心范畴和灵魂所在，孔子论仁因人因时而别，没有统一界定，事实上也无法笼统界定之，因为“仁”不是任何特殊的道德条目，而是“全德”之称，任何界定都是对它的限制，都不足以表达其完满性。但这并非说…     

元代理学中“仁”的价值意义——吴澄境界论探析

儒家把"仁"看作人生道德修养之最高境界.在元代理学家吴澄那里,仁为本心之全德,具有绝对普遍意义,是儒家最高理想境界.吴澄通过以"觉"释仁,说明仁的境界即人与人、人与万物都处于无限的精神性联系之中.仁是人的心灵的安顿处.     

论“道德的政治”——儒家政治哲学的特质

"道之以德"和"为政以德"是孔子对古代"政以治民"和"政以正民"的重大改造.古代儒家强调政治德行对于政治过程的重要性,认为政治的本质就是道德教化,坚持以美德为政治的基础,以善为政治的目的,以仁贯通于政治的实践.这些思想在现代社会的政治制度条件下,仍然有其不可忽略的意义,当代东亚政治的权力腐化现象也证明了这一点.     

儒家“忠恕”思想对清代基层司法的影响——以清代基层判牍为例

"忠恕"思想作为儒家的根本性指导思想对古代司法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历代法典和司法实践都体现了"忠恕"思想的全面影响。从清代司法判牍中我们可以看到,直到清代,优秀的司法官员还是在司法实践中秉承"忠恕"思想的指导。"忠恕"思想是宝贵的思想精华,该思想对于今天立法与司法也有重要启示意义。     

孟子"仁治"思想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价值启示

孟子的"仁治"之道,涵盖了道德观、法治观、文化教育观等,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国早期儒家的上层建筑体系.对中国儒家治国的思想追根溯源,并对其道德预设、内在理路和治国理念进行深度分析与思考,在目前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下,探求孟子"仁治"思想对当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的价值与意义.     

儒家民本法律思想探析

先秦儒家继承了中国上古时代"民为邦本"的思想,并且将其发扬光大。汉代独尊儒术后,儒家民本思想在政治法律思想中既有延续,又存在制度中的缺失。儒家民本思想包括:一、"民"是一个政权的合法性的唯一依据和基础;二、教育是使"民"转化为"仁"的必由之路,其中"仁"又是一个社会达到和谐、自制的保证;三、儒家民本思想贯穿两千年的中国封建政治,使得中国的君主专制得以缓解。儒家民本思想是儒家"仁政"理想的实践。     

中国古代刑事法律与儒家伦理精神

中国古代刑事法律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在立法、司法、执法法律意识等方面均严重依赖道德,形成了中华法系独具特色的"伦理刑法".而从中国古代刑事立法、司法、执法以及"无讼"的刑法价值追求角度,都体现出儒家伦理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