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大众传媒与晚清谴责小说

晚清谴责小说是在近代大众传媒的语境下产生的、有别于传统小说的"新小说".大众传媒的出现,并不仅仅是传播技术的革新,而是作为文化和文明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已兼具"目的"和"手段"双重甚至多重意义,并代表着一种权力和意义对晚清谴责小说的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话语以及叙说方式等进行着无所不在的渗透.这使晚清谴责小说的文本本身与传统文学的面貌不同,需要在大众传媒的视阁下才能给予科学的分析与评价.     

论美国少数族裔的文化认同及其出路——《说母语的人》中的族群认同与多元文化主义思想分析

韩国裔美籍作家李昌瑞被誉为亚裔美国文学新星,美国文学评论界对其代表作<说母语的人>有很高的评价.族群认同和多元文化思想是李昌瑞的成名作<说母语的人>里的两大重要思想.本文以巴特的族群认同与族群理论等为理论视角,解读主人公派克从主流文化追随者、亚裔族群认同者到多元文化支持者的角色转换.角色转换分析映射出小说丰富的政治和文化张力,彰显了多元文化思想是亚裔美国人摆脱认同危机、走出边缘化,治疗"失语"的有效途径.     

文化共享仪式与多元解码立场——文学经典影视传播的传播学分析

文学经典的影视传播不仅创造了文学经典的影像形态,还作为汇聚受众共享经典文化的仪式,建构和强化了受众对文学经典的尊崇。但是受众并没有忽视文学经典的影视阐释,虽处传播终端而不被动地接受影视改编,自觉担负起把关人的职责,执着坚守自己的解码立场和解码方式,用受众的权力形式护卫文学经典的价值与权威。     

关于文学艺术活动论的再思考

文学活动是世界、作家、传播、作品、批评家、读者等"六要素"构成的场,研究文学场不应忽略传播和批评家二要素。文学活动追求的是整体性,文学场的整体质就是中国文论中的"气韵生动",它是文学场的灵魂,文学的评价标准。同时,文学场是文化场的文学场,与文化构成格局——图形的关系模式。     

禁毁与传播——关于明清小说的一种另类传播方式

以传播学理论解读明清小说禁毁现象,既可刷新对文学传播史上禁毁的理解,又将完善文学传播学学科理论的构建.立足传播学立场,运用文学传播的基本原理考察明清小说的禁毁,可见出其表征是权力的强制性、物质性实践;其实质是雅俗文化的博弈;其效果则是另类传播方式的产生.     

文学理论关键词:"文学创造"与"文学生产"

新时期以来,文学理论关键词发生了戏剧性的变换,其中一个重要现象即"文学反映"被"文学创造",继而又被"文学生产"所取代.这一变化并非无足轻重,在它背后隐含着文学观念变革和文学研究范式变更.创造论张扬主体性,鼓吹创作自由,强调文学自律,以主体地位的绝对优先来抗拒现实束缚;生产论则把文学活动置于生产、传播、消费、再生产的总体过程中,置于整个社会文化大背景中来考察,并努力揭示文学生产与意识形态、文学体制、生产机制的密切关联,强调文学生产的他律性.它们分别代表了两种研究范式和两套理论话语,两者间有着相互抵牾的不相容性.随着新时期思想解放运动的蓬勃展开,知识分子真切地感到自己已从被改造对象转而成为改革的主体,看到了自由言说、施展才华的机遇,在这样的精神氛围中,文学创造论一时间成为知识分子张扬自我的豪言壮语,成为文艺学界压倒性的主导性话语.然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打破了原有的文化权力格局,打破了文学场域的自主性,文学本身已不由自主地沦为商品,成为他律的产物,知识分子也日益被边缘化.文学生产论取代文学创造论,实际上正是知识分子意识到自己日渐丧失文化权力的现实处境,无可奈何地接受操控的结果.     

文学与社会:以表意实践为中介——论雷蒙德·威廉斯的历史符号学理论

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唯物主义理论被其称为历史符号学理论,主要是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前提下,通过接受各种新兴符号学理论,将语言看做是具体的表意实践过程.这一理论不但研究意义的生产和发展与社会语境之间的复杂关系,从而剖析以语言为中介的各种表意形式的意义生产机制;而且把语言和各种传播交流机制看做是作为整个生活方式的文化的基本载体,以便探讨语言对社会所发挥的建构性作用.正是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威廉斯通过研究文学活动和"文学"一词的意义发展,指出了文学是一种具有重要文化分析价值的特殊表意实践.威廉斯还对审美进行关键词研究,强调了文学内部所存在的权力交锋.     

跨媒体传播背景下当代贵州文学的改编策略

跨媒体传播环境已成为影响文学发展的重要生态,据此当代贵州文学要打破"纯文学"的思维定势,以"泛文学"的思维方式来转换当代贵州文学话语系统及其文本的存在样态,即实现当代贵州文学的改编,以便促使其在传播领域中实现参与文化建设的功能。文学改编过程中,要坚持打造"贵州印象"的指导思想,文本二度生产要突出贵州符号的文化象征价值,对经典历史题材文学作品作影视化改编,对贵州散文诗作声像化改编。在跨媒体传播时代,实现当代贵州文学的改编对推动当代贵州文学发展、文化繁荣、形塑贵州新形象、凝聚"新贵州精神"有着深远的意义。     

传媒时代的儿童文学创新与传播

随着传媒产业的迅猛发展,作为现代文化权力中心的大众传媒裹挟着商业意识、消费意识、娱乐意识对儿童和儿童文学形成了包围之势,儿童文学的传播在传媒时代面临着重重考验与挑战.在文学传播过程中,文学生产处于起始阶段,决定了文学传播发生的可能及顺畅与否.作为文学传播起点的作家应关注传媒时代儿童的成长及其内在需求,构建自己的儿童文学观,在叙事方式和话语方式上大胆探索,追求文体和艺术形式的创新,为新时期儿童文学走向儿童、走向世界作出贡献,让儿童文学在传播过程中实现其自身价值.     

文学与文化联姻:文化研究及其权力流转

文学与文化联姻,是当代文学理论的一个特色,由此产生出一种可名之为"权力流转"的文化研究与文学理论相互交融的理论形态.依据对文化不同的理解,联系特定的社会历史情状,可以分为哲学本体论、审美本体论、文化本体论等三种权力模式.第一,文化研究的多元立场、知识阐释解构了本体论,形成了知识型文学理论的权力.第二,通过交流创造理论范式成为文化型文学理论的权力模式,权力流转于反思与元理论之间的博弈中,并已潜入理论地表.第三,文化研究增强了文学理论范式的灵活性、开放性、实践性,为重新赢得社会影响力打开了思路.但是,范式的流散化、随意性使得一时间很难取代元理论体系的优势地位,"文化"与"文本"的异质同构是未来最重要的发展方向.     

文明冲突与中国传播"软权力"构建

一国的传播实力是其软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指出,中国对外传播当前面临着国家利益冲突,政治意识形态与文化隔阂这三层"文明的藩篱",要突破这三层"文明的藩篱",需要对传播策略与传播内容进行改革,而更深层次的变革,则来自文化产业政策的调整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整合与重建.     

论中国文化软权力化的对外传播策略

文化是一种软权力资源,其本身并不是软权力。文化要转化为软权力,就必须有策略地借助大众传媒向国际社会进行传播。为此,在制定文化软权力化的对外传播策略时,应当重点考虑和着力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在传播主体上,要明确对外传播战略目标;在传播内容上,要兼顾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在传播媒介上,要注重语言的传播;在传播对象上,要讲求感化和有的放矢。     

陈季同的文化、文学传播意识与晚清“东学西渐”

陈季同可谓是"现代东学西渐第一人",由其"世界的文学"认知而来的"世界视野"与"双向翻译",是陈季同文化、文学传播意识的重要构成,并内蕴"翻译—重塑—宣传"的海外传播逻辑与思路。这应该是中华文化走出去、中国文学海外传播较早的自觉表述。在新的时代语境下,陈季同的传播意识及其身体力行,将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与现代启示:自古以来在"东学西渐"中,中国人的对外文化传播意识始终是匮乏的,但对此的自觉省察与反思,并不是始于新近,而是"晚清"。这个时间点的历史位移意味着,当破门而入的"西学东渐"如火如荼的时候,以陈季同为代表的具有丰富海外经验的中国人,正在用所在国的语言努力地向世人讲好中国故事,身体力行地让中华文化传播到五湖四海。     

古典时代的政治权力与文学:区隔的逻辑

本文讨论了古典时代中央集权权力合法入侵到文学领域中的运作规则。作者认为 ,政治权力通过在文化生产领域内部构建的三重区隔原则 ,将文学转变为表达自己的表意策略。文学构成了政治权力赖以发生的某种话语条件 ,因此 ,主流文学与政治权力乃是一种同谋关系     

游移与追逐——政治语境下的古代散文传播研究

以政治为目的的组织传播和以情感为目的的人际传播对中国古代散文的生成繁荣起着主导性作用。总体看来,中国古代散文作品在传播目的上往往要事先设立一种非文学的、绝对理念式的终极规范,即政治理想,接着从文学的外围角度去影射它、阐释它,通过不断演绎的方式去扩大这个终极规范的论述有效范围,进而归纳或类比出更多的外延来验证这个最为本质的内涵。这种在政治理想"光源"及其文学审美"影子"之间的"游移",为中国古代文人提供了情感释放与实现理想的可能。古代散文研究者重视古代散文行文的修辞技巧、分类标准与高下等级的研究思路与历代研究者追逐的话语权力紧密相关。     

“软权力”语境中的中医药文化国际传播策略探析

中医药文化是一种软权力资源,但其本身并非软权力。中医药文化要实现软权力化,必须借助媒体有策略地进行国际传播。为此,应全面考虑和重点解决以下几个问题:传播主体上,积极推进政府角色地位的转变;传播客体上,进一步加强目标受众的细分工作;传播内容上,尽快凝炼出中医药文化核心价值理念;传播形式上,继续加深与国际主流媒体形式多样的交流与合作;传播体系上,尽快完善中医药文化传播效果评估和反馈机制建设。     

华侨华人与百年中国文学及海外传播

中华文化走出去,已然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之义。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表现形式,中国文学应当自觉承载其历史使命。但百年中国文学,特别是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却面临着严峻挑战。应对挑战,不可盲目,需建立在完备的认知之中。从现有有关百年中国文学的文学史书写来看,何为本土(中国)?何为海外?是一个不得不面对,却依然没有解决完备的历史遗留问题。在以"重写文学史""20世纪中国文学"为主体的文学认知与实践中,时间意义的探寻可谓是其核心主旨,但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时代语境历史性地要求百年中国文学需要空间转向,在"时间的中国"的基础上,建构一个"空间的中国"。在这个新的认知体系的建构中,"华侨华人文学"将为此提供一个不可或缺的文学史视角,在"文化中国"的全球化场域中,将有效沟通本土与海外。一旦"中国文学"的空间内涵有所规定,"华侨华人文学"与之的关系有所厘清,那么百年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五个方面(5W),就将比原有的仅仅是时间内涵的"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有更多的可能性。     

文化软权力化的一种传播学解读

本文力求对文化软权力化作出一种传播学的分析.作者认为,文化要转化为软权力,就必须借助大众媒介传播到国际社会(尤其是目标国).文化软权力化的过程就是文化传播力得以充分展示和实现的过程.在文化传播力的积极推动下,一国的文化就可能提升为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世界文化(或国际文化),从而软权力化.基于此,国家在制定各项对外传播策略时,首要的是要明确对外传播战略目标--文化软权力化.     

“乡土”叙事:京派文学母语写作的典型症候

在文学中国,"乡土"是文学叙事的永恒话题,与其时主流文学的"乡土"叙事意在拆解和批判不同,京派作家则在母语写作这一体现生命存在意义的行为中重构"乡土"叙事的逻辑,"乡土"这一审美时空、人文环境在京派文学中被开发并拓展,有关"乡土"的叙事行为被转换为诗意的抒写。作家们借此从容地传递着母语文学的血脉,为现代中国文学提供了一种可供遵循的创作方式和文学样态。     

跨界融合中的文学魅影——融媒体视域下的文学新生态考察

融媒体正成为媒介文化发展的新场域.文学正在融媒体转型过程中进行着跨媒介化内爆,在融合众多媒体的多元化传播路径中,重新唤醒文学价值的综合效力.同时,文学也发生着跨媒介化变异,其中,显性变异主要是数码化,即由文字符码转化为比特符码,在融媒体介质中自由再生产和传播;隐性变异则主要表现为接受语境与文化消费心理方面的变异,"穿刺式"阅读、时尚快评等成为新的传播反馈模式.在新媒介语境中,文学语言必然要与虚拟空间中的感性直观和欲望表达相接通,且努力适应这种共生性的空间生态.由此,新媒介文学的持续发酵和再生产效应孕育出了膨胀型的大文化载体.在未来的"融媒体+文学"新生态中,文学与融媒体的双向度敞开,将引导人类进一步探寻人文与技术生命相融合的、带有命运共同体特征的融媒体精神空间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