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师道论述评——青年学子的良师益友

本文通过对《柳宗元集》中的书信的分析钩稽，从三个方面对柳宗元的师文道论进行了评述。本文认为，柳宗元提倡从师求道，避名求实而为师，既继承了孔子、孟子的教育思想，又表现出自己的特色。从而得出结论，无论在理论和实践方面，柳宗元都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家。     

神思的遇合——从书信到游记:《湘行散记》两个文本的比较

好文章的构成,有很多的因素。通过《湘行散记》及其前文本书信之间的比较,以及对其散文思想与艺术内蕴的构成的分析,我们发现,书信不仅提供了《湘行散记》的主要内容,而且对于散文文本的艺术表现力起了直接而重要的影响;而作为书信的第一读者以及作者的精神生活,旧日体验又为作者的艺术感觉的产生提供了前提与基础。这一分析可以帮助我们洞悉文学创造中的一些奥妙。     

从《非（国语〉》看柳宗元的历史著作观

柳宗元通过对《国语》一书中所记载的历史事件、历史现象的批驳，阐述了关于历史著作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柳宗元认为历史著作应注重内容的真实，写作内容应有所选择，应简洁，前后一致，并具有教育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柳宗元的历史著作观也是其经学著作观，反映了柳宗元对经学文献的看法，体现了柳宗元的经学研究观念，反映了中唐时期经学、史学的变化。柳宗元的历史著作观与其哲学观、历史观密不可分。     

试论柳宗元《永州八记》的艺术特色

《永州八记》是柳宗元的名篇，也是我国古代山水文学的杰作。它独具艺术特色、描物绘景，立体透视；饱含激情，突出个性；文中有画，画中抒情。     

在比较的视域中看刘熙载的制艺理论与实践

清代文学批评家刘熙载也是八股文的写作高手。刘熙载所著《艺概》一书由六部分组成,其中《经义概》专门研究制艺即八股文的写作艺术,理论概括性很强。刘熙载《制义书存》是其早年八股文写作实践的记录,我们可以据以深入地了解刘熙载八股文的写作水准。虽然科举制度是一种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的官吏选拔制度,但是其中的合理因素有益于我们今日所推行的公务员制度建设。八股文是一种综合性极强的文类,它几乎囊括了中国文学的所有体裁,因而八股文对于我们今日研究写作艺术仍有重要的参考作用。英国历史上的类似事物为制艺理论与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参照。     

刘勰之书信观

刘勰对于书信一体非常重视,他不仅对书信作出了细致的分类,而且概括了书信的总体特征和不同类型的特征,特意强调了书信体的文学特征,描述了历代书信体的流变,评论了书信史上的重要作家和作品,从而在中国书信史上占有重要位置,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古代书信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司马光《传家集》“乐中公案”书信再考

司马光《传家集》收录其与范镇论乐的一批书信，被称作“乐中公案”而历来颇受重视，然而研究者对这批书信写作时间的考证却存在不小的分歧，本文尝试从书信内容出发再作探讨。该批书信是马、范二人讨论具体问题的载体，那么，根据信件之间构成的问答关系，即可分作前后4组。除第1组写于皇祐三年外，第2、3、4组主要写于元丰六年，第5组更接近元丰八年。通过重新整理与研究，我们梳正了原有《传家集》的篇章命名与排序的错误，考证了各组书信的写作时间，使信件内容被明确地置入历史背景及其发展脉络之中，从而深入理解了范、马“乐中公案”之难断与重要，根源在于他们围绕乐律的争论，实质是与北宋政治改革的实践和思想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作为文化症候的“自我治疗性”写作

越来越多的作家自述其写作的基本动力之一是自我治疗，这是一种值得关注的文化症候。它首先意味着文学边缘化时代作家的一种无奈的退缩，也是文学市场化时代一种看起来更高尚和更为艺术本位的写作伦理，当然它也是创作观念改变的结果。另外极其重要的一方面，它意味着我们这个时代心理精神危机的普遍与严重，因为作家们——这些时代最敏感的神经的确需要写作来进行自我治疗。     

柳宗元永州辞赋对屈赋与汉赋的继承与发展

贬谪永州是柳宗元创作上的一个转折点。其由于仕途的失意,转而致力于文章的写作,他的大部分辞赋便是完成于此时。相同的遭遇与气质个性是柳宗元永州辞赋与屈赋产生联系并形成相似点的基础。他的永州辞赋继承了屈原赋的强烈悲剧情感和"九死而未悔"的坚贞精神,同时也继承和发扬了汉赋的讽谏和写作形式,展现出极高的艺术价值。     

柳宗元山水游记中石意象探析

本文分析了柳宗元山水游记中石意象的审美特征及其艺术特色，并从文学传承、时代特点及作家人生遇际、所处具体环境、个性特征等方面探求其成因，认为石意象承载着作家的生命体验，寄寓着作家的孤独与奋争，是作家人格理想的集中体现。     

论柳宗元的传记文学思想

文章主要从传记写作的宗旨、传记材料的搜集、传记作家的职责及其新颖的传记文体观四个方面论述了柳宗元的传记文学思想 ,并认为柳宗元的传记文学思想具有一定的系统性 ,对丰富我国古代的传记文学理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论刘禹锡与柳宗元的唱和诗

作为风雨同舟、安危与共的人生知己，刘禹锡与柳宗元在贬居遐荒的岁月里，不间断地用书信赠答和诗歌唱和的方式传递嘤鸣之情。两人唱和的高峰期是在再度遭受贬谪前后。迭相赓和之际，所作略无用情浮泛、用笔粗疏、用词草率之弊，因为他们不仅诗艺娴熟，而且有沛然莫御的激情回旋鼓荡于其间。他们还就书法问题频频酬答，既在唐诗的花圃中植入了令人瞩目的奇花异卉，又为中国书法史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文献资料。柳宗元卒后，刘禹锡的追怀篇什则不失为对亡友当年诗作的一种穿越时空的回应。刘禹锡晚年与白居易的唱和诗在数量上几倍于刘柳的唱和篇什，从中也能看到他们彼此对友谊的珍爱、守护与讴歌，捕捉到他们超然物外之后心弦的和谐共振，但却很难体会到刘柳唱和诗中独有的那种生死相依、安危与共的知己之感，也寻觅不到刘柳诗中那种基于同一政治理念和生命轨迹的刻骨铭心的人生感怆。     

试论柳宗元山水诗的个性特征

柳宗元由于其独特的生活经历、思想情感、气质个性等原因形成了其独具个性特征的山水诗。他的山水诗,或描绘清幽静深的图境,或感怀物土、思念亲友,或表现外在意蕴的闲静淡远,都或多或少地饱含了其内心强烈的思想情感,这些情感时而孤寂忧伤,时而悲怆慨叹,时而郁结幽愤。柳宗元终生遭贬,虽好佛老,但其主导思想是儒家用世之学,因而其倘佯自然山水之作大都表现出沉郁感伤的艺术风格,流露出很强的忧伤悲愤的感情色彩。     

刘孝绰与永明文学研究

刘孝绰的成长过程中 ,深受永明文学濡染 ,其诗歌创作以五言诗为主 ,并且讲求声律和谐 ,在风格上积极追摹谢月兆。他的永明文学素养集中体现于咏物诗 ,并成为贯穿他一生创作的影响因素。     

楚骚中的梵音--柳宗元佛理诗辨析

柳宗元的佛理诗可以分为两类一类纯粹演说佛理,表示对佛理的深切体悟与自己的宗派倾向,且展示其时佛教发展大势;另一类,则是在言理中加进景物的描写,景与理相合相融,使作品具有文学的情味.柳宗元的佛理诗,又与他的贬谪经历紧密相连,贬永州时的作品,因回归朝廷的希望尚存,在言理之中,表现出一种理性的冷静与平和;继贬柳州,对回归朝廷彻底绝望之后,作品借佛理、佛教中事,来表现其内心凄怆哀怨之情,与其诗骚怨的主体风格相合.     

永州与柳宗元的辞赋创作

柳宗元的辞赋作品,大多作于贬谪地湖南永州。永州富有地域特色的自然景观及富含悲怨意蕴的文化传统,带给柳宗元崭新的视觉上和精神上的体验,从而生发了柳宗元的辞赋创作。永州的山水风物生动地展现在柳宗元的笔下;以屈原及其楚辞为代表的楚文化浸润着柳宗元的创作;永州的民风民俗为其创作提供直接的素材。在异域文化的熏陶下,柳宗元的辞赋创作别开生面。     

论柳宗元谪居心理空间与诗境构造方式

本文着重从谪居心态方面探讨柳宗元诗歌的诗境构造方式。主要对柳宗元谪居后与释门的交游方面进行深入考察,探索了其山水诗的思想根源,同时通过与韦应物等诗人作品的比较,阐述其诗歌风格的独异性,从而较为准确与深刻地把握住柳宗元诗歌的思想意蕴和艺术风格。     

“韦柳体”及韦柳高下争议的接受学考察

苏轼以陶渊明、韦应物、柳宗元三者比较的方式对韦柳诗歌简古淡远的共性风格进行揭示,严羽则用"韦柳体"之名将其确认为一个诗歌体派.在接受学意义上,"韦柳体"的提出,一是缘于宋人对陶渊明诗歌和人格的推崇,韦、柳皆因有陶诗意趣而被并论;二是因为韦、柳在五言古诗上的创作成就.苏轼在陶、韦、柳三者高下的比较中,认为柳胜韦,此一论断在明清时期引起了普遍的质疑.清代王士祯将矛头直接指向苏轼,明确提出韦在柳之上,为韦柳高下的问题翻案,产生了很大影响.对于这种争议,除了要深切了解论者的立场和用意,深入作品、具体辨析韦柳风貌及艺术渊源、淡化和规避无谓的高下之争才是关键.     

柳宗元《晋问》简论

《晋问》具有丰富真实的内容、深刻的思想内涵和高妙的艺术表现力,可谓“七体”成家之作。该文表现了柳宗元雄深雅健的文风,展现了其努力回归汉文并超越汉文的成功。     

韩愈、柳宗元与古文运动

中唐时期的文风虚浮、文章空洞,文人多不通事务,却热衷于名利。为了改变这一状况,以韩愈、柳宗元等人为首的有识之士掀起了一场古文运动。韩愈的"不平则鸣"主张和柳宗元的"文以明道"思想对后世文学和儒学复兴都有很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