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元伦理学与后果论

当代功利主义者或后果论者从元伦理学来论证康德主义与功利主义或后果论是相容的,而如果我们从规范伦理学来论证康德主义与功利主义或后果论是不相容的,这并不是对他们的反驳。但是即使从元伦理学来看,康德主义与直接后果论也是不相容的,而与一种间接后果论,即配得幸福论或应得后果论是相容的。康德不是直接的后果论者,而是直接的义务论者,而直接的义务论与间接的后果论是可以相容的,康德作为直接的义务论者能够同时是间接的应得后果论者。     

论康德"永久和平论"对当今国际政治理论的影响

康德从分析战争的根源入手,提出其"永久和平论",主张消除国内的君主专制,建立民主制度,从而使战争的发动受到大众的牵制.另外,康德主张建立一个国际联盟从外部加以约束、抑制战争的爆发.康德的"永久和平论"虽然在理论前提及实践中存有缺陷,但其对后来的理想主义学派及新自由制度主义学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完整性与功利主义伦理学--论伯纳德·威廉斯对功利主义的批判

伯纳德·威廉斯强调哲学必须直面人类生活的复杂性和困难性,他批判以往哲学回避现实,特别是功利主义和康德主义,以恶劣的方式将生活简单化,忽视了个人情感、规划和运气对伦理生活的影响。他通过对功利主义后果论结构的分析,指出其中所包含的消极责任特征,批判功利主义忽视了个人分离性的重要性以及对个人完整性的破坏。威廉斯强调个人是情感需要、功利偏好和理性能力的综合体,主张应该从人的主体自身出发去思考道德问题,认为重要问题是人如何过有意义的生活,而不是我应该遵守什么样的规则。威廉斯的批判是强有力的,对功利主义的发展具有重要启发。     

康德道德动机论探析

从古至今,道德评价都是社会道德原则和社会规范实施的杠杆。道德评价又分为动机论和效果论两大主流。在当今这个过分重视个人利益的市场经济社会,康德的道德动机论堪称一剂良药。康德认为,行为的道德性因道德动机而彰显。人作为理性的存在,其意志是自由的,而意志就是实践理性。意志自由正是人区别于动物的关键,所以人类才拥有道德的善恶。这是康德把道德动机论作为道德评价标准的前提。了解康德的道德动机论对当今社会不良风气的纠正和促进社会良好和谐发展都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众善相争 德性为上——亚里士多德“德性至上论”在康德实践哲学中的复活

康德继承了亚里士多德对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的区分和界定,认为实践哲学就是以超感性世界的规律、以人的自由意志及作为其规定根据的先天理性命令作为研究对象的哲学。但康德对亚里士多德实践哲学的继承,不仅仅是“概念”上的继承,而且还是对作为后者的理论体系的核心和灵魂的“德性至上”原则的贯彻和继承。     

康德和因果问题的解决

因果必然性问题,关涉到自由(自由的因果性)和必然(自然的因果性)的关系问题.康德不否认自由和必然的同一性,只是否认了人认识此同一性的可能性.但是,康德并没有彻底割断自由与自然的联系.通过先验自由的直接联系,我们可以发现自由与必然的本源的统一性.通过这个本源的统一性,我们就可以很好地解决因果问题,并且对康德因果问题解答的合理性和局限性作出解释.     

科学家和工程师对科学技术的伦理责任

科技的发展对传统的伦理责任提出了新的挑战.对现代社会中伦理责任的含义进行讨论,阐述科学技术与伦理之间的辨证关系,强调科学价值的非中立性,并指出科学家和工程师在现代社会中除了做好自己的本职外,还应对科学技术的社会后果负有一定的伦理责任.     

纯粹理性的虚无主义———论雅可比的康德批判及其信仰主义哲学

雅可比是启蒙时代和理性时代的一个异数,却又是我们理解后康德哲学的问题域及其思想特征的不可或缺的人物。雅可比的康德批判揭示了理性主义和主体主义哲学的虚无主义后果。当理性主义哲学通过理性的演证,将知识和道德的根据最终归于思维或先验自我的内在性时,认识的内容、形式和认识对象本身都成了主体的一种主观构造,这势必会导致唯我论的后果,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虚无主义。而雅可比的信仰主义哲学放弃了反思性的理性推论,试图通过个体的信仰、直觉和情感的直接性来克服康德哲学的二元论所导致的怀疑主义,把握源初的思有同一,以确立合理性的终极标准。雅可比的康德批判和信仰主义哲学深刻地塑造了德国观念论哲学的问题意识和思想形态。     

道德心理学进路的康德道德动机结构澄清

休谟提出驱动人类行为的根本力量是情感或欲望。康德接受休谟在动机问题上的内在主义进路,但反对休谟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认为可以通过从“欲求能力”到“道德关切”推出“理性单独可以作为行动的动机”。不过,出于人的完善性和行动完整性的要求,康德并没有拒斥义务论对后果的需要,动机和后果以一种更深刻的内在逻辑在康德义务论中得到了合理的安置。     

感觉与实存——康德“感性论”评议

康德"感性论"是其批判哲学体系的重要内容,它将人的知识对象限定于现象界,并指出,不是知识依照对象,而是对象依照知识,这对近代的哲学思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