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分配视阈下慈善捐赠监督与管理研究

慈善捐赠居于整个慈善事业的核心环节,也是第三次分配作用发挥的关键所在。当前我国慈善捐赠数量稳步增长,但占GDP比例和人均捐赠金额较低;慈善捐赠以现金和有价证券为主,物资捐赠不断增长;企业依然是慈善捐赠的主力,社会公众捐赠逐渐提升;基金会、慈善会以及政府部门为慈善捐赠的主要接收方。从资金流向上看,70%的捐赠流向了教育、扶贫与发展和医疗健康领域,74%的捐赠流向北京、广东等省份。上述现象折射出慈善捐赠意识不浓厚、慈善捐赠制度不通畅、慈善捐赠分配不科学、慈善捐赠使用不透明以及慈善捐赠监管不完善等问题。因此,应努力营造人人慈善的良好氛围,加大税收政策优惠力度,完善慈善捐赠法律法规以加强慈善捐赠使用审查,推动慈善捐赠公开透明,以便尽快完善以慈善捐赠为主要内容的慈善治理体系。     

企业慈善社会责任建设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企业慈善社会责任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国企业慈善事业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捐赠理念和管理相对落后,外部的捐赠环境也不尽理想,战略性公益、社会企业和公益创投等新生事物尚未形成趋势。这既有企业自身的限制,又有社会环境、政策方面的制约。要推动企业慈善社会责任的发展,需要政府、社会、慈善组织和企业四大主体共同优化捐赠环境,转变企业捐赠理念,提高管理水平,使慈善捐赠发挥出应有的战略增值作用,从而提升企业的经营绩效,实现社会公益和企业绩效的双赢。     

美国大学市场化竞争及其启示

通过对美国大学竞争机制分析,指出市场化是形成竞争的基础,美国大学体系的多重优势是市场竞争的结果。教育认证制度、大学排名体系、科研竞争制度、学生流动机制、大学捐赠制度在规范和引导大学竞争方面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中国高等教育规模化改革已取得初步成效。面对原体制的低效率问题,只有改进高等教育的制度设计,以毕业生评价为突破口,创新资源配置机制,激发大学教育产出竞争,才能有效提高中国高等教育的运营效率。     

道德合法性、区域同构与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研究——基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实证

采用我国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组织外部环境所产生的制度压力与企业慈善捐赠的关系,以及企业可见性与盈利能力对这种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所处区域的慈善捐赠水平正向影响企业的慈善捐赠水平;企业的可见性和盈利能力显著影响调节区域慈善捐赠和企业慈善捐赠水平之间的关系。这样的结论表明,企业所处区域的慈善捐赠活动会形成区域道德合法性标准和区域同构的制度压力,从而驱动企业从众于区域内的其他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和捐赠水平;同时企业所处区域慈善捐赠与企业慈善捐赠水平的关系会随着企业可见性和盈利能力的提高而显著增强,因为公众对高可见性或高盈利能力的企业会有更高的道德合法性的期望和压力,企业为了获得这种道德合法性和缓解这种制度压力,会更愿意满足区域慈善捐赠所形成的道德合法性标准。     

居民慈善捐赠影响因素分析——基于全国五大城市的调查分析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改善,我国居民的人均慈善捐赠有所增加;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有较大差距。通过对一项全国性抽样调查的数据分析发现,我国居民80%以上都曾经向慈善组织进行过捐赠,其中超过六成的人是自愿捐赠的。回归分析显示,居民的慈善认知、利他主义观念、税收减免、居民对慈善组织的关注等因素会影响到人们对慈善组织的捐赠;利他主义观念、税收减免、对慈善组织的关注、普遍信任程度、捐赠后是否获得收据和信息反馈等会影响到居民的自愿捐赠。     

中国慈善捐赠法制化论纲——以5·12震灾中的新闻事件为线索

5.12震灾中的慈善捐赠既发挥了中国传统模式的作用,也展现了网络时代互联网的重大作用。在此背景下,多元化的慈善主体和慈善方式已经逐渐形成,但是与之相适应的法律环境依然不容乐观。过于保守的立法思想以及相关重要制度的缺失都将严重影响多元化慈善力量的培育与发展,又由于缺乏有效竞争,我国慈善组织的自律与监管制度都还亟待建设与完善。5.12震灾中的经验是我国慈善捐赠法制化的珍贵素材,认真反思与研究这些素材将是我国慈善捐赠走向法制化与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我国慈善组织的行为分析及其启示

慈善组织作为政府保障机制的补充,对促进公益事业发展和提高社会福利水平起着重要作用。本文采用米尔顿·弗里德曼区分消费行为的方法分析慈善组织的行为,慈善组织通过筹集社会物资进行各项慈善活动,其成员行为主要依靠道德的约束,容易导致角色定位不清、公信力不高、管理成本过大、商业投资行为等问题。基于此,本文提出政府应充分发挥其监管作用,大力倡导企业和个人参与慈善捐赠,加强慈善组织工作人员队伍的建设,并完善慈善立法。     

SARS危机中慈善捐赠的特点与动机探析

SARS危机期间的慈善捐赠是继我国1998年抗洪赈灾捐赠以来最大的一次集中型捐赠活动。非常时期的慈善捐赠与以往的捐赠相比具有不同的特点和形态,政府在慈善捐赠规范化与组织协调方面具有十分突出的作用,慈善捐赠的动机表现为多样化和复杂化。以SARS事件为案例,可以看出公共危机中慈善捐赠的特点与动机。     

大学教育基金与现代大学制度

大学教育基金在美国已有超过100年的历史,它对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产生了重要作用,使美国产生了众多世界一流大学,成为现代大学制度最成功和最具代表性的典范。美国大学经验表明,大学教育基金已经成为现代大学制度的基本特征之一。目前,我国已经把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确定为高等教育发展的战略目标,如何借鉴美国经验,利用大学教育基金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已经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国内大学教育基金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基金资产规模上都处在起步阶段,但经济总量的持续增长和社会财富的不断积累给大学教育基金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本研究总结了国内大学教育基金存在的治理结构缺陷、缺乏信托责任和重募集、轻管理等问题,提出政府和教育管理部门应当完善与公益慈善相关的税收制度、鼓励社会捐赠,建立包括基金会设立、基金治理、基金资产管理和分配使用等方面内容的制度体系,规范大学教育基金的运行并对其实行必要的监管,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大学教育基金的监督与评估。     

论“回归生活世界”理念下的慈善教育

作为与道德教育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慈善教育回归生活世界,是道德教育回归生活世界的自然延伸,也是现代慈善发展对慈善教育提出的内在要求。慈善教育回归生活世界具有三个方面的内涵,即回归真实的、客观存在的生活世界,回归人们生活其中的赋予生活以价值和意义的生活世界,以及使人们建立精神储备和实践养成的未来生活世界。家庭是人生的第一课堂,回归生活世界的慈善教育首先要通过家长的言传身教来实现,还可以采用“移情”的启发式教育、互动式的参与等方式。面对孩子的慈善文化反哺,家长应该积极回应。把慈善教育纳入家庭教育,需要家长的慈善自觉,需要慈善组织的积极作为,以及全社会关心支持慈善教育的合力。在青少年的社会化过程中,同辈群体的影响开始凸显。对慈善捐赠的研究发现,同辈群体不但影响人们是否捐赠,而且影响到捐赠额的大小。慈善教育回归生活世界就需要合理利用同辈群体对人的影响,通过同辈群体的相互激励促进慈善教育。这种激励可能是正向的,也可能是负向的。发挥好同辈群体在慈善教育中的激励作用,学校、家长和社会必须对青少年进行正向引导。     

破解慈善公信力困境：可追溯系统原理运用的理论与实证

慈善组织的公信力困境成为当前慈善事业发展的最大阻碍。重塑慈善公信力的关键在于从源头上治理慈善机构物资管理的混乱状况,实现捐赠物资的全局管理和调配,接受外部监督,即慈善事业运作透明化。引入可追溯原理于慈善事业运作链条,将可追溯系统与慈善物资管理进行对接,建构慈善物资可追溯系统,可以从技术和制度两方面实现慈善事业透明化,提升慈善事业的公信力。慈善物资可追溯系统在实际运用中具有技术和经济的可行性,能够切实发挥应有的优势,政府和慈善机构因此都有激励使用可追溯系统。未来应进一步完善慈善组织治理制度,制定慈善捐赠税收优惠政策,营造慈善捐赠氛围。     

税收减免对公司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

慈善事业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继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障之后的“第三次社会大分配”。近年来,我国的慈善事业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但与当代社会对慈善事业的要求仍存有相当差距。税收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杠杆,对慈善事业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而现阶段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水平较低,税收对公司捐赠收益一成本和捐赠选择的影响为公司做出捐赠决定提供了参考,期望通过完善慈善捐赠的税收优惠政策来为慈善事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引导鼓励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充分发挥慈善组织在公共领域弥补市场失灵和政府失效的作用。     

慈善捐赠:企业增加融资的有效渠道——基于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慈善捐赠对民营企业外源融资(尤其是银行融资)会产生直接或间接作用,采用全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民营企业慈善捐赠越多,则获得的融资越多;上规模的民营企业慈善捐赠越多,则获得的融资越多;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慈善捐赠越多,则获得的融资越多;市场信用环境健全时民营企业的慈善捐赠越多,则获得的融资越多.这表明,慈善捐赠是当前中国民营企业增加融资的有效渠道.     

中国慈善捐赠机制的发展趋势分析

伴随着经济社会领域的整体进步,中国慈善捐赠机制在捐赠主体格局、募捐筹资机制、捐赠组织管理体制以及监督透明机制等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表现出了一系列积极的发展趋势.在慈善捐赠主体格局方面,初步形成并不断完善社会捐赠网络,个人与企业捐赠均呈现快速增长趋势,传统基金会格局被打破,私募基金会迅速崛起.在募捐筹资机制方面,逐渐向多元化、市场化、专业化、职业化方向发展.在捐赠组织管理体制方面,逐渐由"偏紧"的控制走向"宽松"的管理,由"条块分割"开始逐步走向"综合协调".在监督透明机制方面,逐步建立起以政府为主体、民间评估力量参与的慈善组织评估机制,完善慈善捐赠的公开透明机制.     

区块链赋能慈善捐赠协同治理的框架与应用

区块链技术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为公益慈善事业治理现代化带来重要发展机遇。文章从治理主体、治理客体和治理机制三个层面,构建了区块链技术赋能公益慈善协同治理框架。并在此理论框架下,用实践案例阐释区块链网络的去中心化特征,有助于慈善捐赠系统中的多元治理主体整合资源、跨越边界,保证慈善捐赠的交易过程兼顾信任与效率;运用区块链技术,可将慈善捐赠系统细分为元治理、基础网络治理和上层应用治理三层结构,在保持框架结构稳定和减少外界干涉的情况下,通过调整节点、修复漏洞和智慧合约管理实现慈善捐赠系统持续更新升级,保障数字治理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区块链网络的开放性和透明性特征有效解决了公益慈善捐赠过程中的信息双盲、不对称的问题,增强了慈善资源分配的精确性、慈善捐赠信息的真实性、保证了慈善决策的合理性。     

我国企业战略性慈善实施的制约因素

近年来,我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不断增强,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尤其是慈善捐赠的行为屡见不鲜,在社会救济等公益事业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但是,我国企业的慈善多数属于反应性慈善,战略性慈善并不多见。企业战略性慈善是企业通过捐赠等方式,旨在追求社会效应和经济效益相统一而履行社会责任的一种慈善行为。企业战略性慈善是企业经营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制约我国企业战略性慈善实施的因素主要有企业自身和社会环境两方面的因素,因此,我们应该采取有效措施,大力推进企业战略性慈善,实现企业效益增长与社会发展的共赢。     

社交媒体平台如何向互联网公开募捐平台引流——基于平台技术可供性的研究视角

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向互联网公开募捐平台引流是目前慈善组织网络募捐最主要的途径,更是所有互联网公开募捐平台中运营最成功的模式。社交媒体平台引流离不开平台技术功能的支持。以技术接受模型(TAM)作为理论分析框架,探究社交媒体平台的技术可供性对公众互联网捐赠意愿产生的影响,深入分析平台技术可供性如何通过激发不同类型的动机从而有效影响公众捐赠意愿。研究发现：技术可供性在提高公众互联网捐赠意愿方面具有显著作用,其中动机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中介作用。同时,不同维度的动机变量在中介作用上存在差异,其中个体内在动机发挥了最大的中介效应。研究有助于理解社交媒体平台向互联网公开募捐平台的引流机理,对促进互联网慈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于阻碍我国公益捐赠的因素分析

我国公益捐赠的整体水平不高,从传统文化的角度看,主要原因是中国人缺少投入公益、慈善捐赠的传统;从政府角度看,中国政府对公益事业的不当介入一方面挤占了公益组织的空间,另一方面对公民捐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负面影响;从公益组织自身角度看,大量公益组织在一般民众中缺乏知名度、美誉度,导致捐赠渠道不畅,从而影响了整体的捐赠水平。为了扫除这些不利因素,为公益捐赠的健康发展铺平道路,笔者认为政府应该在其中起决定性的作用,一方面为非营利部门的发展创造良好环境,使有实力、有活力的公益组织成为接受公益捐赠的主渠道;另一方面通过执政方式的转变引导公民文化的形成,使公民养成对社会负责,积极捐赠的习惯。     

关于阻碍我国公益捐赠的因素分析

我国公益捐赠的整体水平不高,从传统文化的角度看,主要原因是中国人缺少投入公益、慈善捐赠的传统;从政府角度看,中国政府对公益事业的不当介入一方面挤占了公益组织的空间,另一方面对公民捐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有负面影响;从公益组织自身角度看,大量公益组织在一般民众中缺乏知名度、美誉度,导致捐赠渠道不畅,从而影响了整体的捐赠水平.为了扫除这些不利因素,为公益捐赠的健康发展铺平道路,笔者认为政府应该在其中起决定性的作用,一方面为非营利部门的发展创造良好环境,使有实力、有活力的公益组织成为接受公益捐赠的主渠道;另一方面通过执政方式的转变引导公民文化的形成,使公民养成对社会负责,积极捐赠的习惯.     

个人捐赠是慈善事业发展的基石

无论是慈善机构,还是全社会都应高度重视个人捐赠,特别是个人的小额捐赠在慈善事业发展中的作用。这里,首先是慈善机构本身要转变观念,要有战略眼光,要从公民慈善、道德教育等基础性工作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