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艾森豪威尔第一届政府对外援助政策的调整

艾森豪威尔政府上台后,秉承了共和党的传统经济政策,即紧缩政府财政开支,限制政府开支规模;在对外经济政策上,则是力主自由贸易政策,削减对外经济援助规模,实行所谓的"贸易而非援助"政策.在艾森豪威尔第一届政府时期,不仅对杜鲁门政府时期对外援助机构做了重大调整,而且大幅度削减对外经济援助的规模.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外经济政策的调整,除了受共和党传统政策的影响外,另一重要原因是意识形态因素的困扰,即美国经济援助是否应该用于帮助受援国发展国有经济.     

论艾森豪威尔政府在朝鲜战争中的核讹诈政策

艾森豪威尔上台执政后，把结束朝鲜战争作为对外政策考虑的首要任务。与中、朝所奉行的灵活策略不同，艾森豪威尔政府试图以扩大战争范围、在朝鲜战场使用原子弹相威胁，通过扩大战争的方式来结束战争。但由于受到诸多国际国内因素的制约，艾森豪威尔政府又不敢为所欲为，一意孤行，只得重新回到谈判桌上，用和平手段结束战争。长期以来，西方史学界对于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核讹诈作了不切实际的描述，片面夸大核威慑的作用。事实证明，美国鼓吹扩大战争的种种论调和以原子弹相威胁，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把戏而已。     

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的对印政策

艾森豪威尔当政期间,继续以东西方对抗的思维方式处理国际问题,先后数次调整对印度的政策.尽管不同阶段的政策有不同的特点,但是其基本出发点却一直保持未变--就是尽最大可能地争取印度加入美国主导的反共共同阵线,通过经济援助等手段把印度塑造成亚洲的"民主橱窗",最大限度地利用印度遏制"共产党集团".     

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对日政策的再认识

美国对日政策是美国亚洲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对日政策的NSC125/6、NSC5516/1和NSC6008/1文件.通过考辨艾森豪威尔政府对日政策的演变过程,可以发现:艾森豪威尔政府遇制打击中国的既定国策是其对日政策的根源和出发点,国际形势变化、日本实力的增长和自主性的增强是推动这一时期美国对日政策演变的重要因素.     

第二届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西德与苏东国家间的关系

在美国对苏东国家推行演变战略的背景下,第二届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对德政策中鼓励西德发展同东欧国家的经济关系,但不希望西德同苏联发展关系。然而,西德因受德国战俘归返问题牵制,在对苏关系上出现突破。反之,西德对东欧国家关系上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立场,在外交往来方面乏善可陈。     

中国对外援助中的伦理思想研究——以对外经济援助为例

对外援助是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最主要的方式是对外经济援助.我国对外援助中的伦理思想经历了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贯穿了韬光养晦、义利平衡、独立自主、共同发展、负责任大国、和谐世界等伦理思想.从伦理的角度看,完善对外援助政策的对策是:冷静应对“新殖民主义”,继续韬光养晦;妥善处理“中国责任论”,坚持量力而行原则;淡化双边援助,坚持多边援助;考虑要全面周到,慎重减免援助国的债务.     

艾森豪威尔政府与1958年黎巴嫩内战

1958年艾森豪威尔政府出兵黎巴嫩是继仁川登陆后美国最大的两栖军事行动。美国动用了14000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出动飞机11000架次。外国学者认为伊拉克政变是促成美国军事干涉黎巴嫩的主要原因,美国军事干涉黎巴嫩是为了稳定伊拉克政变后日益恶化的中东局势,这些观点都是片面的。本文作者根据已解密的美国外交档案,提出新的见解,认为没有伊拉克政变,美国也会干涉黎巴嫩内战。美国出兵干涉黎巴嫩内战的真实目的是通过黎巴嫩来建造美国的军事强权,同时向世界传递其政策的可信性,从而树立自己的威望。     

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幽默

艾森豪威尔是美国第34任总统,他外表憨厚,笑容可掬,和蔼可亲,是一个大智若愚型的人物。     

"适度"的困境——艾森豪威尔政府与第一次台海危机

通过考察第一次台海危机期间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对台政策及对中美关系的看法,着重分析其时艾政府对台推行"适度"政策的真实意图及所要达到的目标,并由此而得出结论:艾森豪威尔的适度政策由于一系列条件的限制必然陷入困境。     

避免“另一个朝鲜”——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刚果危机决策及其困境

1960年刚果危机期间,艾森豪威尔政府始终把遏制苏联的渗透和避免"另一个朝鲜"作为其主要目标,为此大力支持联合国介入,并策动刚果政变,甚至暗杀卢蒙巴。同时,美国强调维护北约国家"集体安全"的重要性。然而,其欧洲盟国更关注各自在非洲的殖民利益,常以苏联威胁为借口,迫使美国做出让步与妥协,从而使其全球冷战目标受制于它们的地区目标。     

论政府权力重心转移的政府模式设置和功能变化

政府权力体系重心的转移,即政府权力体系的任务和运行方向有序地从一个重心转向另一个重心,其目的是建设公共性和服务型政府.公共政府和公共治理体制的建设和建构包括改革和完善选举制度、多元的合作治理体系的建构、公正成为公共政府和公共治理体系的核心价值原则.政府原有的功能结必须调整和转变.政府权力的三个转变:社会领域,从对社会的全面控制转到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经济领域,从计划管理和微观管理转为宏观调控;政治领域,从政治统治转为对利益矛盾和阶级阶层关系的调解.政治统治功能的两个弱化:极度弱化阶级斗争和专政的阶级斗争功能;弱化"纯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政府公共权力功能的四个强化:强化对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和创造;强化公共服务;强化公平分配;强化对社会政治秩序的建构和维护.     

里根政府的国内环境政策——泥淖中的艰难跋涉

里根时期对美国环境政策进行改革,主观目的是提高环保费效比,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受到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更多地呈现出反环境主义倾向。     

资本外逃与政府政策

资本外逃是严格管制政策下的非正常的资本外流,对资本流出国经济产生不良影响。我国是资本短缺的发展中国家,近年资本外逃问题日趋严重,原因之一在于政府有关政策存在缺陷,为此,政府政策必须适当调整,消除诱因,堵塞渠道,抑制资本外逃。     

英国对外政策的新调整

为适应冷战后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 ,托尼·布莱尔领导的工党政府不断调整英国的对外政策。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调适 ,其策略措施及战略目标已然成形 :即立足英美特殊关系和英欧关系 ,重视发挥“软实力”作用 ,广泛开展多边国际合作 ,以期在处理国际重大事务方面施展影响并发挥重要作用 ,重振“世界大国地位”。     

政府政策执行力与公信政府的构建

提升政府公信力,构建公信政府是时代发展的要求。政府的行政行为是影响政府公信力的直接因素,提升政府政策执行力才是构建公信政府的关键所在。通过对我们国家构建公信政府过程中政府政策执行力不足的现象及其原因分析,笔者认为,培育执行主体素质,营造政策执行力文化氛围以及加强提升政府政策执行力的机制建设是提升政府政策执行力的重要措施。     

健康公平·政策导向·政府责任——卫生领域政府责任研究

市场化改革推动了我国经济繁荣发展,也催生了卫生领域中健康不公平现象的发生.自由主义模式下的公平模式实质上强调机会平等,该模式已不适合卫生领域."排斥性"与"包容性"作为分析公平的重要概念工具,强调结果公平.健康公平是机会公平与结果公平的有机统一.人均预期寿命与婴儿死亡率两个指标均显示我国的健康差距明显.不同体制下不同的政策导向,政府在卫生领域中的责任不一样,直接影响了公民的健康公平状况.政府责任回归健康领域,不仅是政府公共权力的必然结果,也是健康产品外部性的客观要求,更是纠正市场失灵的必要条件.市场体制下,政府在卫生领域的责任是有限责任,主要包括经济责任、政策规划责任与监督管理责任.经济责任是保障健康公平的前提,包括政府筹资与投入分配;政策规划责任是健康公平实现的机制保障,要求政府为社区医疗建设以及社会资本进入卫生领域制定合理的政策;监管责任是健康公平实现的必要保障.     

市场进入不足与政府扶持政策选择

市场进入政府扶持是我国产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市场进入政府扶持的理论依据在于市场调节失效所造成的市场进入不足 ,特别是在发展民族幼稚产业、先导产业以及反市场垄断时 ,往往需要政府予以必要的扶持。但进入扶持政策并不是万能的 ,不能片面夸大进入扶持的作用。在实施进入扶持政策中 ,要充分重视产业政策的成本与收益分析 ,要注意抑制与削散进入扶持中所诱发的创租、寻租的不当行为 ,以免陷入政府扶持的政策误区     

地方政府政策裁量权的异化及其规制

公共政策的执行需要地方政府根据实际情况作出裁量行为,只有有效执行政策与理性裁量政策,才能增进公共利益、维护公民权益。而实际中的地方政府在政策裁量中却引发了大量的异化现象。究竟裁量异化的表现形式有哪些,原因在哪里,如何进行有效规避,需要我们对此进行深入的分析。     

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对巴基斯坦的政策

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确立了在南亚依靠巴基斯坦的基本政策.这一政策既服务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又服从于美国的全球战略,在不同阶段呈现不同的特点.该政策在实践中利弊兼存:一方面为美国在南亚争取到一个可靠的盟友、一个遏制共产党国家的重要支点,另一方面却疏远了美国与南亚其它国家的关系,给美国带来许多不利影响.     

布莱尔政府的欧洲政策分析

由于英欧关系的深化、英美关系的调整以及国内政治发展的需要,布莱尔政府在欧洲政策上以渐进方式对传统的对欧方针进行了调整,其欧洲政策表现出英国积极融入和力图主导欧洲的倾向,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国家利益的因素使得布莱尔政府的欧洲政策又充满了徘徊和保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