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审查与民主——以美国司法审查制度为考察对象

司法审查制度作为美国宪政的一大特色而为美国人所骄傲,但司法审查制度也面临着"反多数主义难题"。我们应考察美国司法审查制度的发展历程,通过分析美国宪法学家为解决司法审查与民主之间的矛盾所提出的各种主张,从而为我国司法审查制度的构建提供有价值的借鉴。     

冲突还是一致:美国民主与司法审查的关系研究

美国司法审查具有"反民主"的特征,因而受到了来自民主的质疑。司法审查审查制度的正当性成为争论的焦点。这些争论要么集中在司法审查的内部正当性,关注法官如何作出客观的宪法解释而在民主社会中具有正当性;要么集中在司法审查的外部正当性,关注司法审查如何在民主社会中被接纳。这些争议都预设了民主的前提,但论者却未能弄清美国民主的含义。美国民主是宪政民主,是一种有限民主。司法审查对民主的限制符合美国的宪政精神。从美国宪政的角度来看,司法审查与民主在维持宪政上是一致的。     

美国司法审查制度产生的正当性基础 ——对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的前提性追问

马伯里诉麦迪逊一案被学界公认为美国司法审查的先例,并因此成为学者们讨论美国司法审查的切入点。然而,马伯里案的发生并不是一种巧合,而是美国宪政的必然结果。事实上,在马伯里案之前,美国司法审查制度的产生就已经具备各种条件。具体而言,宪政思想为美国司法审查制度的产生奠定了思想根基,宪政实践为美国司法审查制度的产生树立了历史典范,而宪政法律则为美国司法审查制度的产生提供了法律依据。     

美国司法审查的民主正当性之辨

美国司法审查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关于美国司法审查的民主正当性问题,学界存在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反对者与赞成者分别就民主的含义及对司法权的要求、司法至上的难题、司法权的最终性等问题对司法审查的民主正当性进行了激烈的辩论。然而,美国的经验表明,司法审查具有宪法依据并且已经是一种广为接受的制度,因此其具有民主正当性,我们需要关注的应该是司法审查制度行使的范围。     

英国司法审查制度之转型可能及其阻滞因素探究

如所周知,美国式的合宪性司法审查制度具有深厚的英国法根基:其理论和经验层面存在诸多英国普通法的影响。但令人讶异的是,即使是在美国确立合宪性司法审查制度几百年后,英国依然将其司法审查制度停留在合法性审查层面。只是及至当下,由于加入欧盟等外部因素,英国司法审查制度才呈现出向合宪性司法审查转型的可能向度。但由于不成文宪法、议会主权学说和保守主义思想,英国式合宪性司法审查的转型存在不少阻滞因素。     

司法审查之思想源流与制度预设——论美国制宪会议有关司法审查的辩论

司法审查制度在美国的确立有其思想渊源与制度预设,其制完会议有关司法审查的辩论即是明证.辩论之主题在于司法能否完全政治化、权力制衡是有限还是无限、制衡之权只能独立行使还是允许混合联盟.经过辩论,司法通过解释宪法行使违完审查成为制宪者的政治共识和美国宪政政制中的制度预设.     

中国司法审查制度的构建和公民宪法基本权利保障探讨

本文结合中外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的成果和经验,就司法审查在中国现行社会体制下的模式设计略作探究。重点介绍了美国和德国的司法审查(违宪审查)制度的形成和运作模式以及国内学者对于司法审查相关模式的设想,在分析构建中国司法审查模式必须注意问题的基础上,就立足于中国现行体制和资源、科学构建司法审查制度、有效推动人民法院行使司法审查权提出了自己的粗浅构想。     

论司法自制——以美国案例为材料

本文以美国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持司法自制立场的案例为材料,对司法自制在美国的发展历程进行了梳理,并概括出司法自制哲学之内涵本质及基本原则。司法自制乃司法审查的传统价值立场,它既是司法审查之制动器,又为宪政政制之保护器。司法自制研究是全面评介司法审查制度的必要组成部分,我们应加强对此课题的正视与重视。     

宪法司法化之反思

宪法司法化的命题,虽然从表面上看,指的是宪法可以同普通法律一样,作为法院判案的依据,但从实质上看,它不仅是一个援引宪法的司法判断问题,更是一个违宪审查问题。在对宪法司法化的争鸣中,一种倾向性的观点是希望在中国建立美国式的由最高法院行使违宪审查权的制度。若用美国式的违宪审查制度来取代中国现有的制度,只会导致我国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朝着西方"三权分立"的方向发展,这是不能接受的。完善社会转型时期的我国宪法监督制度,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必须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     

WTO对我国税务行政诉讼制度的影响

司法审查制度是WTO法律框架中很重要的内容。我国在WTO加入议定书中向WTO其他成员承诺了司法机关(人民法院)是司法审查的主体,并实行司法最终审查原则。我国的税务行政诉讼制度与WTO的司法审查制度的要求是基本一致的,但仍存在不足和需完善之处。为了充分利用WTO提供的各项有利条件和权利,并履行"入世"承诺的各项义务,以赢得各成员国的全面信任,我国必须对税务行政诉讼制度进行改革和完善。     

一元制公司治理结构下董事会的功能检视与再造

正值公司法修订草案引入一元制公司治理结构之际,重新检视董事会在中国公司治理中的角色定位与功能面向具有特殊的意义。面对监事会制度长期以来的形骸化现象与混合模式下出现的公司监管重叠与监管中空等现实问题,监督型董事会在中国公司代理权下沉现象普遍存在的背景中将应运而生。相比于传统董事会,监督型董事会以其在公司治理中的监督功能为核心,尤其在监事会缺省的一元制语境中更应作为公司内部监督机关而发挥作用。在保证主体独立性与对象全面性的基础上,新架构下的董事会将能实现监督的灵活性与深入性,宜建构强化弱势股东话语权的选任机制、保障监督主体抗衡力的行权机制、创新多元的激励机制与权责适应的追究机制,从而充分发挥董事会的监督功能,进而推动中国公司治理实践与现代公司制度的良性发展。     

权力腐败的法理分析及对策思考

所谓腐败,就是权力的运用违背了权力设置的价值目标,即权力的公共性质,而用于谋求个人或小集团的私利.这也是公共权力在主体归属上具有私人性的必然逻辑后果,故而要治理腐败,就得从权力的特点入手,分析腐败产生的原因,要从经验事实而不是先验的理念出发来估量权力持有者的思想实际,并在此基础上,针对我国权力行使的特点来设计一种以全方位的监督和制约为主的科学的反腐败机制,并据此构建一套严密而可操作的法治保障机制来保证其顺畅运行.     

检察权的域外控制理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检察权是一种法律监督权,为防止检察权不当行使,保障人权与推进法治化进程,对检察权的监督与制约实属必要。结合对检察权监督的法律与法理依据以及域外实践的介绍,为中国检察权监督机制的完善提供了一个供参考的选择。     

警察权保障的法理思考

全面依法治国进程中,警察权受到合理限制是必要的。但在实践中,矫枉难免会过正,由于过分强调对警察权限制而忽视其保障,导致警察权功能发挥受到束缚。主要表现为：警察权配置缺乏前瞻性,警察权运行欠 缺制度保障,警察权受制于外部环境恶化的影响等。因此,对警察权的保障也是必要的。警察权保障的法理依据为：警察权来源于国家权力的法定性原则,警察权的法律属性隐含着对自身的保障作用,警察权是维护秩序稳定 的基石等。针对当前警察权保障的困境,应通过优化警察权配置、完善警察权运行的相关保障制度、夯实警民法律关系的协调力量等法律路径,促使警察权的保障适应社会发展要求,从而更有力地保障公民权利。     

论政府权力界限——以行政法治为视角

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社会的主要诉求之一。政府权力来源于宪法和法律的授权,为政府权力设定法律界限就是最好的"制度笼子"。行政法是控制和规范行政权力的重要机制,为政府权力的运行设定法律界限,规定了政府权力的边界范围和条件限制。政府权力的边界在于:职权法定、权利保障、行政责任;政府权力的限制在于:程序正当、合理行政、规范行政自由裁量权。     

论物流发展的共同化趋势

物流共同化可使加盟企业的资金和技术力量得到增强、经济效益提高、信息来源增多,从而提高加盟企业的竞争能力,同时带动社会资源的整合,具有经济和社会双重效益.要保证物流共同化成功,就要对实施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及运作形式有充分认识,并注意确保适当规模的货物量、确定核心企业、建立公平的利益与费用分摊机制、推行物流的标准化与情报化.     

正交异性光弹性实验应力分析的矩阵理论

应力－光定律是光弹性实验应力分析的基本理论。从正交异性光弹性的物理机制出发,运用矩阵理论,建立了正交异性光弹性应力－光定律,讨论了正交异性光弹性试验方法。     

公共权力范围之重构及其意义

传统法学认为,公共权力即公权力,不包括社会领域的自治权,并将公共权力和公权力、行政权力相混淆,致使法律理论和实践对社会领域的自治权关注不够。公共权力是私权让渡后形成的权力集合,应包括国家领域的公权力和社会领域的自治权。文章旨在通过对权力、公权力和公共权力等范畴的比较研究,将公共权力与公权力、行政权力等概念进行区分,进而重新构建公共权力的范围,将社会领域的自治权纳入行政法治的范围,最终完善公共行政理论、行政主体理论以及明确自治组织的法律地位和规制状态。     

公民权利制约国家权力是宪政基石

公民权利制约国家权力的基本关系,不仅是宪法的核心内容,也是宪政的重要基石。防止滥用国家权力和切实保障公民权利,必须完善相应的制约机制。     

科学发展观与行政法理性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与灵魂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为法学研究提出了新要求、新课题，科学发展观体现了重要的行政法哲学价值观和方法论，即行政法“人本法律价值观”和行政法“全面、协调、可持续”方法论。科学发展观为评价行政法理性提供了标准和对象，为实现行政法理性运行提供了保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