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大象解》注释续十简

《旅》,慎用刑狱而无不当;《巽》,推行政事应柔顺、多加劝诫;《兑》,朋友相交要求同存异;《涣》为圣贤安邦定国之大用;《节》为君子养有余补不足的原则;《中孚》,君主以和顺而泽惠下民;《小过》,不可因小过失而影响大局;《既济》,预先把握天道就能成功;《未济》,善于因物成化为我所用。     

《周易大象解》注释(续八)

《困》,行于忧患保其忠厚;《井》,劝民辛勤劳作而用之不穷;《革》,因时变革以顺四时之化;《鼎》,君子以柔道安治天下;《震》,以内在的忧惕时加警省。     

《唐勒》、《小言赋》和《易传》

<正> 孔子与《易传》的关系,最早的记载见于《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是以十翼为孔子所作。对此说表示怀疑的,始于北宋欧阳修的《易童子问》,而清人崔述作《洙泗考信录》,专有《辩作<易传>之说》一篇,论之尤详。近人论《易传》作者,多援崔氏之说,但也有加以驳正的。如日本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其《孔子世家》考证引崔述语,逐条反驳,并历引《战国策·秦策》蔡泽语、宋玉《小言赋》、《荀子·大略篇》、《礼记·乐记》、《韩非子·外储说》、《新语·道基》等篇及《淮南子·缪称》,证明《易传》流行久远,为各家引     

法物钩沉——读《老子》断想之一

<正> 一遍查《经》部与《子》籍,不见“法物”一词;而“法令”一词,则在《管子》、《孙子》、《墨子》、《商君书》、《荀子》、《韩非子》六书皆有之。尤应注意者,《韩非·解老》,亦无“法物”二字,而“法令”凡两见。由此足证,“法物”一词非先秦所本有,而《老子》古本,亦当作“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所谓“法物滋彰”云云,定系晚出。二“法令滋彰”一语,在一九七三年底从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发掘出来的帛书《老子》甲乙两本上,均作“法物滋彰”;经高亨、池曦朝考定,甲本写于刘邦称帝以前,乙本写于     

《鬼谷子天机妙意》序

《鬼谷子天机妙意》序杨向奎《史记》说苏秦、张仪俱师事鬼谷子先生。《汉书·艺文志》纵横家著录《苏子》三十一篇、《张子》十篇，而不及《鬼谷子》。《隋书·经籍志》著录《鬼谷子》三卷，有皇甫谧注本和乐壹注本，而不及《苏子》和《张子》。《旧唐书·经籍志》著录《...     

东晋南朝乐府民歌创作主体考

东晋南朝乐府吸收了大量南方民歌。而这些民歌大都特色鲜明：《清商曲辞》中的《昊声歌》和《西曲歌》以情歌为主,却反映不同地域、社会阶层、职业差别;《神弦歌》为祭祀歌曲;而《杂曲歌辞》、《杂歌谣辞》或诉说爱情,或讽刺时事,反应人民最直接的心声。而从创作主体看,这些所谓“民歌”其实有相当一部分是文人、乐工、歌伎创作或润色。     

西昆体评介

<正> “西昆体”系以《西昆酬唱集》中之诗而得名。《西昆酬唱集》“其诗宗法唐李商隐,词取妍华,而不乏兴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西昆酬唱集》所收全是近体诗,这和五代赵永祚所编《花间集》兴味相投。不过《花间集》是长短句式的格律诗,《西昆酬唱集》则是整齐句式的格律诗。《花间集》以温庭筠     

《左传》称名略说

春秋时期,《左传》还没有被作为书名,因为该书是解释《春秋》的,故仅沿用鲁史《春秋》的名字;西汉时,为与孔子修订的《春秋》相区别,人们称之为《左氏春秋》;到东汉,由于经今古文之争,出现了《春秋左氏传》的名字,人们简称其为《左氏传》、《左氏》、《左传》等。此后,《左传》因为作为书名简洁明了而被普遍接受。     

小说应“小”：中国传统小说观念的考察——从《搜神记》和《世说新语》的文体异同入手

《隋志》著录《世说新语》于子部小说类,而把《搜神记》著录于史部杂传类,这一方面说明二者在文体上存在差异,同时也表明了不同历史时期小说观念的演变《。世说新语》不同于《搜神记》的文体特征可归纳为一个“小”字,一是体制小,即篇幅短小,不具备完整的故事情节;二是功用小,即缺乏宏大主题,远实用而近娱乐。《隋志》于小说类著录《世说新语》而弃《搜神记》,表明《世说新语》的文体特征正切合《隋志》所持的小说观念。     

“龙”可招云致雨的性能成因考——兼说古谚“虎啸而谷风至,龙举而景云属”

古人常谓“龙”生于水而为水物:《管子·水地》说“龙生于水”,《左传·昭二十九年》曰:“龙,水物也”,《易略例》亦谓龙为“水畜”。因此,在古人看来,“水畜”之龙可以招云,可以致雨:《周易·乾卦·文言》曰:“云从龙,风从虎”;《慎子》:“飞龙乘云,腾蛇游雾”;《论衡·乱龙篇》:“龙蹔出水,云雨乃至”;又《龙虚篇》:“云雨感龙,龙亦起云而升天”,“蛟龙见而云雨至”;郭     

《文心雕龙·总术篇》新探

<正>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总术》云:“此篇乃总会《神思》以至《附会》之旨,而丁宁郑重以言之,非别有所谓总术也。”我们认为,此说对《文心雕龙·总术篇》的研究,至少产生了两个重大影响:其一,自此以后,《文心雕龙》研究者普遍认为《总术》乃《神思》至《附会》即通常所谓创作论的总结。如范文澜《文心雕龙注·总术》谓:“本篇以总术为名,盖总括《神思》以下诸篇之义。”这显然与黄侃同旨。又如杨明照《文心雕龙校注拾遗·总术》亦谓“本篇统摄神思至附会所论为文之术”。其他各家也普遍认为《总术》乃创作论的总论或总结。其二,黄侃以为《总术》只是对《神思》至《附会》所论问题作一总的强调,而没有提出其他的所谓“总术”,但因其“说犹未莹”(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总术》),而后来的研究者更以为《总术》确无特殊的重要意义,因此《总术篇》在《文心雕龙》研究中没有引起足够重视。对这两点都有必要重新研究,以求正确认识“总术”论在《文心雕龙》中的重要地位及其意义。     

谈历史反思型报告文学

<正> 新时期的报告文学流派纷呈、五彩缤纷,大致可分四类:颂歌式报告文学、干预生活式报告文学、全景式报告文学、集合式报告文学。始于《歌德巴赫猜想》的颂歌式报告文学讴歌先进人物,弘扬时代精神主潮,至《船长》而式微;始于《人妖之间》的干预生活式报告文学揭露了生活的阴暗面,引来了不少官司,至《第二种忠诚》而破败;1986年之后,全景     

孔子论《诗》与鲁迅论《诗》

<正> 《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后人对它的阐释也因时代不同而有所差异。我们选择孔子与鲁迅论《诗》的理由是:孔子对《诗经》的阐释在中国古代具有开创范式的意义,自汉代之后,《诗》被尊为《诗经》,是不能被随便解释的,因而在近现代之前,历代对《诗经》的阐释并没有打破孔子论《诗》的范式。而鲁迅论《诗》则打破了孔子论《诗》的范式,而开创了现代的新范式。当然,这并不是说孔子论《诗》对于现代就没有意义了,相反,孔子论《诗》即使对于“反孔”的鲁迅,也有很大影响。     

关于康有为《论语注》的点校问题

<正> 康有为的《论语注》是一部很有特色很有价值的著作。不仅时《论语》的词语作了简明的训释,而且从经世致用方面,阐发了《论语》的义理,探索了孔子及其主要弟子的思想,可谓兼汉学、宋学之长。对康氏这部书,中华书局据《万木草堂丛书》刻本,重加整理标点,于1984年出版,可谓必要而及时。这里仅就点校方面,提出笔者浅见。整理者对这部书是下了一番功夫的。康氏原著中的疏误之处,整理者也注意予以纠正。如《八佾篇》“子夏问巧笑倩兮”章,注(以下凡云“注”,均指康氏注)引《考工记》“画绘之事,后素功”,而误作“绘画”。《述而篇》“子所雅言”章,注引郑氏曰“读先王典法”,而误作“法典”。《子罕篇》“凤鸟不至”章,注引《礼·礼运》“河出马图”,而误作《礼器》。《子罕篇》“吾自卫反鲁”章,注引《史记·孔子世家》“《诗》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而误作《儒林传》。《乡党篇》“齐,必有明衣”章,注引《既夕礼》“明衣裳用幕布”而误作《士丧礼》。《先进篇》“子路、曾晳、冉有、公西华侍坐”     

茅盾的散文艺术

<正> 茅盾在六十余年的文学活动中,写了大量的散文,计有《话匣子》《速写与随笔》《故乡杂记》《茅盾随笔》《时间的记录》《生活之一页》《苏联见闻》《杂谈苏联》《脱险杂记》《茅盾散文速写集》等十多部散文集。这些散文都由他精心创作而成,不仅思想深刻,而且艺术娴熟,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     

论《诗经》汉宋之学的异同

《诗》汉学与宋学有根本歧异,这表现在：一,《诗》宋学重视文本对阐释行为的规定作用,而汉学则否;二,《诗》宋学重视内向自律,而汉学则重视外向规范;三,《诗》宋学具有远为丰富的文学质素。不过《诗》汉、宋之学的歧异,并不能掩盖二者之间的极为深刻的一致性。宋学在更新《诗》学观念、阐释方法、具体解说、观照方式及目的方面的不彻底性,表明了它依然携带着汉学的遗传基因。     

《毛诗正义》“疏不破注”考辨

《毛诗正义》是孔颖达按照海太宗“疏不破注”的原则,以《毛诗传笺》为准绳,以隋刘焯、刘炫的义疏为稿本编撰而成。一般认为《毛传》、《郑笺》都是《孔疏》“疏而不破”的“注”,其实不然。所谓“疏不破注”,不是“疏不破传”,而是“疏不破笺”。举证有六：《笺》标新立异处,《疏》极力圆通之;《笺》泥于诗序处,《疏》极力附会之;《笺》以兴为赋处,《疏》极力敷衍之;《笺》援礼入诗处《疏》极力申述之;《笺》误说意旨处,《疏》极力弥缝之;《笺》考释欠妥处,《疏》极力曲全之。总之《郑笺》之阙失,亦《孔疏》之阙失。     

是“五序”,不是“王序”

贾谊《过秦论》云:“故周王序得其道,而千余岁不绝;秦本末并失,故不长久。”《史记·秦始皇本纪》后附《过秦论》文,“王序”却写作“五序”。到底谁是谁非呢? 当从《史记》作“五序”,“王序”乃形近而访。《国语·周语上》云:“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     

扬雄《方言》是对《尔雅》的发展

一西汉末年,四川成都出了一个多产作家扬雄。晋朝常璩在《华阳国志》卷十叙述他的写作情况时说: 以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传莫大于《论语》,故作《法言》;史莫善于《苍颉》,故作《训纂》;赋莫弘于《离骚》,故反屈原而广之;典莫正于《尔雅》,故作《方言》。这段话说明杨雄写作是喜欢摹仿前人的。他的《太玄》摹仿《周易》,《法言》摹仿《论语》,《训纂篇》摹仿《苍颉篇》,他的自传体长诗《反离骚》是摹仿《离骚》     

“改革文学”批判

<正> 1979年的小说界由于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而喧嚣沸腾,随后,《三千万》、《赵镢头的遗嘱》、《开拓者》、《沉重的翅膀》等小说接踵而来。然而,《新星》因改编成电视剧而轰动全国之后,人们对于“改革文学”的热情由一个狂热的极点突然跌入低谷。“改革文学”萧条的事实引发人们对这一文学思潮痛苦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