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适的道器观及其对心性之学的批评

在浙江学派诸思想家中,叶适对程朱学派的批评是比较系统的。在道与物(器)的关系问题上,叶适的论述较薛季宣、陈亮等人详尽,认为道与器统一,而统一的基础不是道,而是物、事、器,即世界上存在的具体事物。当理学排斥见闻之知,专务内省的唯心主义认识论盛行之时,叶适提出了“内外交相成”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叶适还从儒家经典、道统及程朱学派理论渊源等一系列问题上对程朱学派进行了驳斥。     

"大象无形"与传统道器思想研究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按伦理精神结构的文化形态,伦理思想与哲学和政治融为一体,构成中国古代社会意识形态的核心,形成了家国同构的一套以"道德"为标准的思想体系和行为方式.传统道器思想对形、象、道、器等思想文化概念的解读,从哲学、审美、造型三个方面反映了传统道器思想鲜明的文化特色,并对传统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从<原道>看刘勰的文学观

刘勰《文心雕龙》的篇首《原道》,历来争论颇多。我认为,以单一的儒家之道或纯粹的道家之道来解释《原道》,都是不足为据的。就"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以明道"一句来看,第一个"道",当为道家的自然之道,是天道;第二个"道",实则圣化以后的道,是圣人所体悟的并在文章里表现的道,乃道家的天道与儒家的人道的统合。在此基础上,刘勰进一步分析了文学的起源、本质、作用、发展以及特征等,建构起科学而完整的文学观。     

道器之辨与理气之辨:一种思想区域划分的尝试--宋明儒家形上学之批判

道器之辨 ,亦即“形而上”与“形而下”之分别的问题 ,在宋明儒学中获得了一种影响深远的处理 ,这就是 ,把道器之辨与理气之辨等同起来 ,或者 ,更确切地说 ,以理气之辨代换道器之辨。值得注意的是 ,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后人理解有关“形而上”诸问题的思考格局。这一格局建立在道的理化的本体论基础之上。本文试图站在批判的立场厘清道器问题与理气问题 ,划分它们所属的思想区域 ,从而为对宋明儒学的批判性理解 ,提供一条思路     

论梁实秋的文学观对其翻译观的影响

从横向比较的角度和宏观层面探讨梁实秋的文学观和翻译观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其文学观对翻译观产生了深刻影响,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摹仿与纪律"的文学本质论使他的翻译态度严谨而理性;"天才说"的文学主体论使他的翻译选择呈现出较浓的文化精英意识;"中庸平和"的文学审美论使他的翻译策略以异化为主、归化为辅,在彰显"异"的基础上体现"适度"原则;"判断与透视"的文学批评论使他的翻译批评注重对作品伦理功能与艺术功能的协调。     

论梁启超的科学主义思想及其影响下的文学观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他较早地接触到西方近代科学并经过吸收、反思和整合,逐渐形成了具有个人特征的科学主义思想,在理论和实践方面为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贡献。作为其思想体系重要部分的文学观也受到了科学主义思想的影响,逐渐表现出与传统文学观念的不同,并具有理性内涵和现代性特征。     

墨子的道器兼修思想

墨子认为,君子之道即天志,也就是相爱相利;而器的本质也是利于人。于是,道与器不仅不互相对立．反而互相通达。因此,君子不应该不器,而应当道器兼修。巧器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就是行道义。     

唐顺之的"道器不二"论与欧阳修思想的渊源

唐顺之“即经而心”的学术思想、神明与法度合一的文学观念可溯源至欧阳修的道器论。唐顺之前后期对神明与法度的主次关系的两种看法,分别对应于欧阳修器重于道的心性论和道重于器的文艺论。唐顺之的心学与欧阳修的心论有契合之处,其道器论所引例证和表述都与欧阳修接近,这也证明了两者之间的渊源关系。在阳明心学之外,唐顺之的思想有着更早的、来自欧阳修等文学前辈的理论动力,这是形成唐顺之学术和文学思想独特性的重要原因。     

抗战爆发与文学观的变移

在现代社会条件下,抗日战争对中国新文学和文学观念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影响。新文学在继资产阶级性质的人道主义文学观、无产阶级性质的阶级论文学观的演变之后,在抗战爆发时又确立了全民性质的民族文学观。在整个抗战期间,民族文学观占据着主导性的地位,同时又与阶级论文学观发生着此消彼涨的复杂统一关系。最终随着抗战的结束,民族文学观退出文学历史的前台,阶级论文学观重新占据主流地位。     

从“人的文学”到“人民文学”——郭沫若文学观嬗变新论

从意气风发的文学青年到风光无限却寂寞惆怅的蹉跎老人,郭沫若的文学观始终处于运动变化中,从"人的文学"到"人民文学",文学观念所包孕的范围在逐渐缩小,作家创作才能趋于钝化,艺术生命亦渐萎顿。郭沫若所走的文学道路,从一个侧面折射出20世纪中国文学从胎动腹中到苦涩青春的曲折历程。     

道器之辨的逻辑发展

道器之辨是中国哲学史长期讨论的话题;道器之辨经历了道器本末未定论、道本器末论、器本道末论三个发展阶段;道本论强调要"以道御器",让器服从于道,服务于道;而器本论者认为道器不相分离,无形之道不能脱离有形之气。     

老子与道合一的理想人格

老子认为,人格的最理想状态是与道合一.与道合一的理想人格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基本特征:即自然无为的生活准则、清虚静泰的精神状态、质朴节俭的生活方式、柔顺不争的处世态度、慈爱和善的道德情操.老子提出的实现理想人格的原则和方法主要是无为和虚静两个方面.     

道与生命的融合--孔子生命观对文学的影响

孔子"志于道"的生命观把生命与理想合一、重视人的现实生活而不甘心受天命鬼神的摆布、将美融入生命中.但是这种生命同也有其弊端,它使人束缚于礼法之中,最终无法得到真正自由的发展.而此种生命观对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文人的处世态度、精神风貌、理想追求,到文学的人格风格、主题思想.     

论清末民初文学翻译观的演进与文学翻译选材

我国的文学翻译早期,由于文学意识的不自觉,文学翻译的目的不是为了文学本身而是为了宣教启蒙,文学翻译选材较为盲目,缺乏系统性.随着文学翻译规模的不断扩大,特别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以后文学社团的蜂起,不同的文学倾向被直接反映到文学翻译思想中,我国的文学翻译观出现了为人生、为艺术的转向,文学翻译选材也随之变得有选择、有计划、有主题,从而促进了文学翻译的繁荣和发展,为新文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儿童观视角下的中国幼儿文学发展探寻

儿童观不仅是意识形态中对儿童的看法,更能转化为现实的物质行为。它预设了幼儿的阅读能力和幼儿文学的美学原则,并通过创作把这些预设变为现实。文章基于儿童观的历史演进对幼儿文学展开探讨,并深入阐述了过去中国幼儿文学的发展与儿童观变革的同构性,以期明晰幼儿文学的价值取向和未来走向,更好适应现代幼儿。     

周恩来法治观的发展脉络与思想内容探析

在法治的宏观认识上,周恩来坚信法治在治国中的重要性,但也有德法兼治的主张.至于法治的立法、执法、守法等微观层次,在立法方面,周恩来阐述了立法和立法机关的重要性、渐进立法的必要性和完备法制的迫切性等内容;在执法方面,周恩来就依法办事、公正执法、执法中的严宽相济、建设执法队伍等闲明了主张;在守法方面,周恩来提出了培养守法意识和党员干部带头守法等观点,并有明显的辩证守法观.鉴于种神条件的限制,这些主张和观点难免不够深入、系统或成熟,但绝不影响其历史和现实价值.     

《中国文学小史序论》与钱锺书的文学观

钱锺书自20世纪30年代起即对文学研究中的实证主义不满,而以当时为主流学界所歧视的词章之学即文学批评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其文学观念集中体现在《中国文学小史序论》一文当中。钱锺书主张从功用及效果方面定义文学,认为文学特征有二,即动人与美感。文学史应该客观论述文学演变的内在脉络,而文学批评则当揭示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中国文学没有西方式的统一的文学概念,只有分体的观念。中国文学有严格的文体界限,注重从形式风格方面横向辨别各种文体的特征及相互之间的差异;同时也重视从题材内容方面纵向衡定各种文体及同一文体内部各作品的价值高低。与胡适的文学史论述不同,钱锺书认为宋以前文学史只有雅言文学传统,而宋以后才有雅言、俗语两个文学传统。其文学观在当时独树一帜,在今天仍有参考意义。     

佛教的无常观与日本文学

佛教于6世纪经由朝鲜半岛国家之一的百济传入日本。佛教文化自传入日本后即受到包括皇族在内的各个阶层的欢迎,融入日本人意识形态的诸多领域之中,其基本理念"无常观"对日本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感叹世事无常是日本文学永恒的主题。本文对日本不同时期的文学作品中所蕴含的无常观思想略作论述。     

诗乐合一观与白居易的讽谕诗创作

以往人们大多认为白居易的讽谕诗不具有可歌性 ,但相关资料表明 ,白居易的讽谕诗创作具有非常明确的入乐意识 ,并形成了以“诗乐合一”为特征的诗学思想。充分认识这一点 ,对重新解读白居易《与元九书》、揭示其中所包含的独特诗学观具有重要意义。同时 ,重视诗歌入乐的创作追求 ,对白居易讽谕诗审美特征的形成也有不可忽略的制约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