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悦《汉纪》史论的学术特征论析

东汉末年的学术思潮,在秦汉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荀悦<汉纪>是我国古代一部重要的编年体史书.其中,<汉纪>的史论以多种形式出现,集中体现了荀悦的学术思想,同时也反映了东汉末年学术思潮的时代特征.即儒学开始衰落;强烈的政治批判思想倾向;易学从重象数向重义理转变;诸子之学兴起.     

张载经典诠释的义理化倾向及其气学特色

张载在诠释儒家经典的过程中,批评汉唐经学重章句训诂、繁琐释经的学风,把经学义理化、哲学化。其思想的特点是重义理,倡道学,为往圣继绝学;重心悟、心解,轻训诂;提出气本论哲学,在气本论的基础上,构建其气学思想体系,把哲学本体论与儒家伦理学结合起来,发展了儒学和中国哲学,并达到较高的哲学思辨水平。从而发展了儒家经学,将儒学哲理化,在中国经学史、宋明理学史和中国哲学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占有独特的地位,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和探讨总结。     

试论北宋新儒学的重要特征

北宋新儒学与汉唐儒学不同,着重阐发经典义理,倡导义理之学。义理之学在北宋时期的发展,与后来比较定型化了的理学也有着重大的区别,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现从学术取向的多样性,经世义理之学占主导地位来论述北宋新儒学的时代特征。     

略论北宋“义理之学”的两个取向

北宋新儒学从本质上说是"义理之学",而北宋"义理之学"的发展一开始就表现出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取向,那就是经世论取向的义理之学和心性、性理取向的义理之学.在北宋时期,经世论取向的义理之学是占主流的.后来,由于政治改革的挫折、儒学经世论方面的学术资源的相对不足、排斥佛道思想的需要等方面的原因,注重心性的义理之学逐渐占据了上风,最终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儒道的分流与合道

以史论结合 ,义理分析为主 ,同时以整个传统文化的发展为背景 ,对汉代以前儒家与道家学说的产生与分歧 ,以及它们在各自的发展过程中的相互借鉴与改造 ,进行了较为深入地研究与论述     

论原始儒学中的内圣与外王

自原始儒学和两汉经学以后．宋明理学和现代新儒学都在不同程序上倡导“内圣开出外王”，认为内圣是外王的本体，外王是内圣的发用．外王是由内圣曲通开出。按此理解，内圣与外王的关系便是一种因果上的体用关系。这实际上是取消了或者说化解了外王儒学，使外王儒学只有其名而无其实．使儒学长期郁范于个体生命的狭窄领域，而不能作用于政治领域，从而把儒学从一门创世之学变成为随世之学。这大大缩小了儒学的政治功能和社会功能，使儒学烙上了“终日袖手谈心性，临难一死报君王”的历史讥评。要建设中国的现代政治文化，原始儒学中的外王之学是一笔独立的思想资源，而要借鉴这笔资源，需要我们就原始儒学的许多方面作深入的探讨。本文认为，内圣与外王是原始儒学中各具独立性的两大组成部分。鉴于在儒学历史发展过程中对外王之学的漠视和化解，文章具体考察了孔子为王的历史真相和王学义理．并认为当政治失序之时，孔子关注的重点是在外王而不是在内圣。他对新型君子的设计，同样强调必须具备政治能力。     

《文心雕龙》的儒学特征

刘勰的《文心雕龙》中儒学的玄学化特征明显,其表现为两方面：一是,易学被玄理化,并且在经典系统中地位突出;二是,强调义理《易》学特征的圣人伏羲、孔子的地位,圣人形象玄学化。这些都与早期强调礼乐的儒学有较大的差别。     

道与道统:《新五代史》的双重关照——《新五代史》史论与欧阳修的“三论”

受韩愈的影响,欧阳修《新五代史》有道和道统的双重关照.探讨《新五代史》史论与欧阳修的“三论”(“经论”、“史论”和“政论”)关系,可知“经论”体现了欧阳修对道与道统的基本认识,是《新五代史》史论阐发的义理根据;“史论”与《新五代史》史论直接相关,而《新五代史》成书较晚,其史论基本上可代表欧阳修的吏观;“政论”与《新五代史》史论相通,使《新五代史》体现了当世性.《新五代史》折射出欧阳修及其时代的学术和政治,也使欧阳修成为唐宋时期道和道统研究中不可或缺的人物,这些都超出了五代之外.     

理学与史学之间：宋代义理史学的生成逻辑与内在结构

宋代理学家基于“体用一源”“理事体用”的理学观念,创成了义理史学,明确了“经经史纬,故分体用;经史不离,是为一源”的经史关系,彰显出“由体贯用,以理统事,义理为先,不废史传”的内在精神。按照理学“即天视人”和“即人视天”两种理论模式,义理史学形成了两种著作类型。一种是以胡宏《皇王大纪》为代表的叙述型史学,运用理学中的宇宙发生论和天道运行论,采取“化经为史”的方式,建构出整体性的上古三代史。另一种是以胡寅《读史管见》为代表的评骘型史学,依据理学中的心性工夫论和政治社会论,采取“以经断史”的方式,对战国以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合理性作出评价。湖湘学派的主要学术贡献之一,就是推动宋代义理史学真正发展成熟。     

宋代书院的兴盛与理学的发展

考察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发展的历史,先秦诸子百家、魏晋玄学之风、宋明义理之学,堪称三次大的高潮,而每次大的思潮兴起,大都与官学废置、私学盛行有关。宋代私学之盛状,莫如书院林立,引得大批士人纷纷前往就读,研习儒术。儒学在隋唐时期由于受佛学冲击而曾一度式微,其时虽有韩愈疾呼排佛和重振儒学,但只到宋代才成为一种气候。书院兴盛于官学既废,它在重振儒学、尤其是促使儒学新形态即义理之学的产生和发展方面,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儒家智慧:当今儒学转型的初步构想

<正>在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兴未艾之际,回首反思改革开放以来儒学研究四十年的历程,一则可见儒学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与成就,再则可见儒学停留在学术殿堂,前有辉,后有光,亮象牙之塔,炫学人之目,却未曾见诸当今行事而深切著明。这不免引人遐思儒学何以成了如今这般模样?儒学是义理之学,不知其义,不明其理,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如何其可!所以我们需要沉潜于儒学的义理世界,登堂入室,一探究竟。沉潜既久,耽于义理,而忽略儒学的经世致用,这又不免导致一偏。如何纠偏?     

胡寅中道观探析

胡寅作为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其儒学建构的一个重要特点即是对儒家中道观念的贯彻与运用。在他看来,中道乃是究极圆满之道,具有不偏不倚、无过不及、大公至正、纯粹精一、赅摄万有、圆融一切的内涵特征,可以充分体现出儒家的根本精神;同时,中道融摄道、理、心、性诸本体性范畴之义涵,既是宇宙万有之本原,亦是人生修养的终极理想和最高境界。这样一种中道观贯彻于胡寅的整个儒学,既是他批判佛、老等异端思想的有力武器,也是其救治时弊、经邦济世的根本理念,因而对于胡寅的儒学建构具有十分重要的奠基性作用。     

玄学、理学的《周易》诠释与儒学的义理建构

从《易传》开始,经王弼的《周易注》,再到程颐的《周易程氏传》,代表了《周易》义理学的形成、发展、成熟的过程。《周易》的义理化发展同时也是儒学哲学化的成型过程,此过程深刻体现出玄学、理学的义理易学之间的内在理路。     

汉代儒学的神学色彩

儒学在汉代与政治权力相结合,逐渐扩张其政治影响。有的儒学学者刻意迎合当权者的需要,将儒学改装为带有政治神学色彩的学派。后来"儒教"说法的出现,也与汉代儒学神学化色彩的浓重有关。汉代儒学文献中还可以看到反映民间巫术影响的痕迹,也值得研究者注意。     

儒学的理论转向:现代平民儒学的建构

在传统社会里,儒学不仅是士大夫安身立命的学问,而且是平民追求人生意义的依据。平民将儒学的义理价值转化为生活日用,构成平民儒学。这一点在明代中晚期的泰州学派那里得到了全面展示。而在当代中国,社会成员从传统的"四民"到社会主义公民的身份转变,儒学赖以生存的土壤已经发生变化。因此,构建现代平民儒学就成为一项紧迫的理论任务。究其实质而言,现代平民儒学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野下儒学理论转向的产物。     

辽代儒学的发展及其历史作用

辽代儒学的发展经历了确立统治地位与发展繁荣两个时期。辽代儒家知识分子依据儒学的基本精神，建章立制，为统治阶级培养人才，著书立说，宣传儒家的政治主张，使儒学成为契丹统治阶级治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辽代儒学的发展，对辽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均产生了重要影响。辽代儒学对维护契丹族的封建统治，提高契丹民族的文化素质和道德修养，缩小其与中原地区的差距，都起了重要作用，充分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强大的向心力与凝聚力。     

论汉代儒学的社会化走向

先秦时期,儒学基本上是知识分子拥有的“精英文化”。到汉代,随着政治地位的提高,儒学突破原有形态,转化为涵盖广泛的“大众文化”。本文用“社会化”来概括汉代儒学的这种变迁。所谓儒学社会化是指,在国家政权的倡导、推动下,儒家知识分子及儒生化的官吏通过教育、教化的手段,将儒学的文化知识、思想观念、伦理道德和礼仪规范灌输给社会的各个阶层,使之成为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信仰和生活模式。这一文化进程不仅对儒学自身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对传统思想文化、对民族文化心理结构、对国家社会生活均产生了深远影响,今日所称的“儒教中国”就是汉代儒学社会化的结果。以前,学术界对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儒学与国家政治的结合注意较多,相对忽视了儒学对社会生活的浸润.本文就这一课题做些探讨,请方家指正。     

儒学的艰难历程——从荀子到董仲舒

荀子对后代儒学的最大影响有三:荀子吸纳了法家的合理成分,使儒家的政治学说更具实践品格;与孔孟相较,荀子更加重视人臣的进言技巧与为政技巧;荀子极端重视儒家及儒家经典,成为儒学圣化运动的推手。从逻辑上讲,荀学乃是秦汉儒学的理论先声。经过数代士人艰苦卓绝的努力,儒学最终在汉武帝时期上升为国家意识形态,并开始以此形式渗透至社会的各个领域,从而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汉代儒学的关注与局限

儒学于汉代获得了国家意识形态的独尊地位,是汉代社会政治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汉代统治者对上古以来中华道统的恢复与重建。由于汉代社会的政治基础已与上古三代的社会政治基础完全不同,儒学要与平民化的汉代社会及其政治制度进行磨合亦尚需时日。然而,原始儒学的固有坚持必然要和汉代新的社会政治现实之间产生诸多的矛盾与分歧,认识汉代新儒学对社会政治的关注与局限,正是要从儒学的固有坚持与汉代社会政治现实之间的矛盾对立中,来看清汉代儒学的本质,以及汉代儒学对社会政治的关注及其作用局限的主要根源。     

汉帝国宗教的儒化改革

中国在轴心时代以后也产生了具有超越性理想的高级宗教，就是儒教。它是对汉帝国祭祀体制进行儒化改革的结果。汉武帝尊儒以后，儒士集团力量逐渐壮大，至汉元帝时便开始在社会上层发起宗教改革运动。改革目标首先指向宗庙祭祀体制，至汉成帝时又进一步指向郊祀体制。其间几经反复，直到东汉光武帝时期，终于形成了一个完全符合儒学义理的宗教祭祀体系，这就是儒教形成的标志。儒教体现了儒学的人文精神，表现为一个复杂的社会文化综合体系，既没有一个从社会中分化出来的专门组织，也没有形成一个可与世俗生活清晰区分的神圣生活领域。古代世界其它一些宗教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类似的特性，因而以此作为否定儒教的宗教属性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