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诗大序》"情志"说对千年词学的辐射

我国第一篇诗学专论《诗大序》,在总结先秦儒家诗学的基础上首创了“情志”说。这一理论光源在煌煌普照诗学领域的同时,对千年词学亦产生了强烈辐射,由此引发了长期纷争不息的“情志”冲突。历代词学家或主张“缘情”,或主张“言志”,或主张“情志”统一。经过多方面的努力探索,终于调和了“情”与“志”这一对词学矛盾,最后为词体文学作出了恰当的定体定位,使词成为以“缘情”之体貌蕴含“言志”之内核的复合体,从而在文坛上与诗歌并驾齐驱,相映生辉。     

张炎词艺术二题

张炎是宋季词坛一位重要词人和词论家，有《山中白云词》与《词源》行于世。张炎论词以“雅正”为本，《词源》的《杂论》云：“词欲雅而正，志之所之。一为情所役，则失其雅正之音。”《赋情》又云：“簸弄风月，陶写性情，词婉于诗；盖声出莺吭燕舌间，稍近乎情可也。若邻乎郑、卫，与缠令何异也！……若能屏去浮艳，乐而不淫，是亦汉魏乐府之遗意。”就是说：词写风月、性情，因而较诗要婉媚得多，但词所抒之情并非“为风月所使”、“为情所役”而与郑、卫之音为邻的浮艳之情。其“志之所之”，意趣高远，“屏去浮艳，乐而不淫”。既遵温…     

同情的限度——王阳明万物一体说的哲学诠释

王阳明试图用他富于特色的良知学来说明万物一体,认为所谓“同体”当从“感应之几”上看,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天地万物“一气流通”。另一方面,王阳明也将人对万物所怀有的那种普遍的顾惜之情作为万物一体之仁的具体表现。由于将“仁”设定为“造化生生不息之理”,王阳明就能够从发生学角度观察和描述仁(行仁),论证“孝弟为仁之本”,从而维护了儒家仁爱主张中的差别原则。王阳明对儒家万物一体之仁说的理论贡献主要在于,一方面,他将万物一体观念应用于社会分工,从而在客观上构成对现实等级秩序的一种辩护;另一方面,他又通过万物一体观念捍卫了一种悲天悯人的救世热忱。在王阳明那里,万物一体的观念,对于不同对象意味着不同规则。作为一种伦理主张,万物一体之仁说实质是一种精英主义伦理,其基础是一种虚构的天赋决定论,在理论上存在着不可普遍化的困难。     

陈子龙词学观初论

<正> 陈子龙(字卧子,号大樽),“诗轶三唐”,词居明代“第一”,诗风“高华雄浑”,词风却“以婉约为正”,诗庄词媚,风貌迥异。欲解其因,当知其词学观之宗旨。一子龙词学观主要见于有关书文序论。其首要观点便是认为词体有盛衰不可倒转:“词者,乐府之衰变,而歌曲之将启也;然就其体制,厥有盛衰”。并详其说曰:“自金陵二主以至靖康,代有作者:或秾纤婉丽,极哀艳之情;或流畅澹逸,穷盼倩之趣;然皆境由情生,辞随意启,天机偶发,元音自成,繁促之中,尚存高浑,斯为最盛也。南渡以还,此声     

纤细幽微显个性──秦观李清照词异同比较

王国维《人间词话》说：“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词一出现即以其深婉的情思和柔美的境界赢得了世人的喜爱，婉约因此而成为词之正宗。在众多婉约词人中，秦观的词，“辞情相称”（清朱彝尊《词综》卷六引蔡伯世语），写出一种纤细幽微的柔美之境；而作为旷世才女的李清照，力主“词别是一家”，推尊婉约词风，其词作也清新俊丽，柔婉细腻。二人因此成为婉约词的杰出代表。 作为婉约词的杰出代表，秦观李清照的词有许多相同点，首先，风格上秦李词都具有清丽的特点，秦词柔婉清…     

论秦观词中的情感体验

沈雄在《古今词话》中说:“蔡伯世曰:‘子野词胜乎情,耆卿情胜乎词。情词相称者,少游一人而已。’”《四库全书提要》评论淮海词:“观诗格不及苏黄,而词则情韵兼胜,在苏黄之上;流传虽少,要为倚声家一作手。”或说“情词相称”,或说“情韵兼胜”,都肯定了秦观词的情,而且把他的词推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究竟如何评价秦观所抒发的情感呢?我们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对秦观词中的情感体验及其表现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从而进一步正确评价其审美价值。一、审美主体的悲伤情感的特征 《毛诗序》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陆机在《文赋》中明确提出了“诗缘情”的观点。我国     

良知是造化的精灵——王阳明良知概念的实体化倾向

王阳明的良知教以人之道德实践作为归宿,即良知作为人先天的道德意识,它是判断一切现实是非善恶的标准,顺良知之发,则一切行为无不合天理,由此王阳明强调“致良知”为学问的主脑工夫。而另一方面,当王阳明的视野从人类社会扩展到整个宇宙时,良知又超越了作为心之本体的存在形式,上而为“造化的精灵”,它“与物无对”,它“生天生帝”,天地万物都以之作为存在的基础与本质,这样在存有论的意义上良知就成为一种实体性的存在。     

王阳明“知行合一”的五要素论

在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思想中，包含了入世经世论、批判继承论、亲履实践论、道德修养论和主观唯心论等这五个要素论。王阳明“知行合一”’思想中包含的这五个要素论，长期以来影响着中国乃至日本等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思想界，至今仍能见到影响发展的轨迹。本文拟就王阳明“知行合一”内涵的五要素论作一论述，并求方家指正。 人世经世论──王阳明出身官宦世家，在青少年时代，王阳明就熟读过孔孟之道，也深研过当时盛行的程朱理学，同时，王阳明对佛经过学也十分爱好，曾有遗世人山之意。后来，王阳明认识到：佛老是异端虚无寂灭之教…     

尊体大潮中的"小道""逆流"——略论王闿运词学"小道"观

在“倚声之学,国朝为盛”的清代词坛,王闿运既非词坛大家,亦无心以“词坛大家”为目标,只是以学人身份适性为词。一方面他始终坚持了词为“小道”的观念．另一方面这种“小道”观在不同时期又有不同的内涵：早年以经世致用为己任,认为作词是“大雅不为”：中年以后方认识到词之妙处在于“微感人心。曲通物性”．其体擅言诗之所不能言之情志。他所倡之“小道可观”正是在坚持诗词体性殊分的基础上对词的缘情本色认知．反对片面崇比兴寄托以至“锤幽凿险”的词坛风气,坚持自然溢露之真情才能使词臻于“不可言说”的“上上”境界。     

艳而有骨,只是艳骨——论温庭筠词的“艳骨”

“艳骨”,中国词学史上一个极具理论价值的词学范畴,重视词作情与景的真实,追求一种“即性灵,即寄托”的创作观.温庭筠词既非单纯的艳词,也非为寄托而寄托的身世之词,而是遵循词体绮艳的特质,抒写真景、真情的“艳而有骨”的词作.     

论作为词学审美范畴的豪放

司空图首先提出“豪放”这一审美范畴并用于诗歌批评。随着苏轼的进入词坛,“豪放”一语被引入词学批评领域。它初指词的形式“不入律吕”,但其内涵迅速扩大至包括词的内容逸出传统范围,表达豪壮之情,阔大之景,词人的性情具有“豪放”的特征,等等。明代张（?）将“豪放”与“婉约”作为词的两种典型风格提出,这在对词体的认识上迈出了一大步;清代的词学家们从词调的要求、词的内容及词人的素质等方面论证了“豪放”作为一种词学风格存在的必然性,并进而探讨了“豪放”词风的艺术内蕴。     

试论王船山词“嗣响离骚”精神的产生渊源

王船山被誉为明末清初“三大儒”之一，他虽不以词名家，却在易代之际的词坛上以“嗣响离骚”的词情异军突起。这篇文章旨在说明船山词嗣响离骚的根源，大致从三个层面展开分析：船山个人的生世遭际、地域文明和船山强烈的民族意识。     

宋代江西词人晏殊、晏几道、欧阳修、黄庭坚的词论

宋词中也有“江西一派”之说。晏殊不讳言自己写情词，但以为其词情与柳永有品位雅俗的区别。晏几道为《小山词》撰序，是宋代词人第一篇为自己词集作的序言。序中主张词要抒写个人的感情，与宋德“文以载道”之说以及宋诗中说理之风迥异其趣。欧阳修自称“情痴”，蕴有探讨人性根本的哲学意义，闪烁着批判禁锢主义的思想光芒。黄庭坚词论突出晏几道的“痴”，更是欧阳修“情痴”的扩大，表现出一种违抗“道”、“法”的精神。     

王阳明贵州讲学与阳明心学之传播

王阳明贬谪贵州龙场后，为求自身解脱悟出了心学的要旨，“龙场悟道”被视为阳明心学诞生的标志。王阳明在贵州首倡书院讲学之风，其心学在贵州书院得以初步的发展与传播。王阳明及其弟子、再传弟子在贵州讲学，传播心学，将贵州书院变成阳明心学的大本营，同时也开创了贵州一代学风。     

Intention and Action——A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 of Wang Yangming' s Doctrine of “Uniting Knowledge with Action”

“知行合一”被看作王阳明标志性的哲学观点之一.王阳明有关知行合一的思想比较复杂,它由很多命题构成.文章着重讨论知行合一这个命题所包含的一个一般性的哲学问题:在道德行动中,意向与行动究竟是什么关系?通过逐一分析王阳明的相关论述:好恶属行,念动是知亦是行,意是行之始,知是行之始,我们发现,在意向与行动的关系问题上,王阳明的理解已经涉及作为行动的意向、作为善良意志的意向这些层面.前者有将有意识的行动与用以行动的意向融合的倾向,后者则注意到意向与意欲或意愿的联系.由于王阳明在使用“意”这个名词时并未自觉地意识到其不同面向,在其论述中产生了一定的混乱或自相矛盾.王阳明的思路是:假设人都有行善的善良意愿,从而使得行善就变成听从或顺应自己内心召唤的简单之事,对于当代道德哲学、行动哲学的相关讨论不无启发,也许行动的最终源泉既不是理性计算,也不是感性冲动,而在于行动者固有的美德.     

从人生境界到生态意识--王阳明"良知上自然的条理"论析

王阳明认为 ,一个有道德的人的境界是“与万物为一体” ,如见孺子入井必有恻隐之心 ,见动物觳觫哀鸣必有不忍之心 ,见草木摧折必有怜悯之心 ,见瓦石毁坏必有顾惜之心。他同时认为 ,人对待万物又自然有轻重厚薄的价值秩序 ,这是“良知上自然的条理”。王阳明在实践的基础上把这二者统合成一种心理上的自觉意识和判断、选择上的直觉。在它的指导下 ,人既可以普遍地关爱万物 ,又可以合理地取用万物。把人与自然的和谐从人生境界进到生态意识 ,这就是王阳明“良知上自然的条理”在环境伦理上给我们的启示。     

试论融汇道家自然之说的陈白沙心学

<正> 在明代心学的思想潮流中,占据重要地位的除了王阳明的“致良知”之学,应该说还有陈白沙(陈献章)的“自然”、“自得”之学.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说:“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至阳明而后大.”(《白沙学案上》)陈白沙在王阳明之前致力于扭转明初“一宗朱熹”的学术风气,开一代心学之流,其在心学发展中的作用不仅是通过湛若水影响和启迪了王阳明,而且,他所建立的学说体系融汇了道家自然之“道”的思想情趣,在理论上亦是独开一面.本文即有意于探讨白沙心学的这一特点.     

“心即理”的效应——兼及“心即理”的意识形态特性

在王阳明心学中，“心即理”是“知行合一”“致良知”“万物一体”等观念的逻辑起点，不过除此之外，“心即理”亦规定着王阳明对其他学思、事为的判断和处理，从而表现出在心学系统中的全面而绝对主宰力。这里就解经之方法、工夫之圆成、才学之成就、能力之神化四个方面考察“心即理”的效应，并特别关注此“效应”的意识形态特性。“心即理”的意识形态特性进一步证明了其在阳明心学体系中的绝对核心地位，同时亦为检讨中国传统哲学的意识形态现象给我们以启发，从而深化我们对中国传统哲学特质的认知。     

意统情志的王阳明美学

志、意、情 ,是中国传统美学关于审美———艺术内涵的三个基本概念 ,在不同的时期 ,分别成为审美意识的核心。王阳明美学处于传统美学向近代美学转变的前夜 ,它的特殊贡献在于对传统美学的深化和对近代美学的预见。在其知行合一、体用不二的哲学基础上 ,王阳明致力于以意为中心统一情、志。意统情志的意义在于 :一方面 ,它直接冲击了代表僵化的传统精神的以“志”为本的理学美学 ;另一方面 ,它先期肯定并提供形而上学根据给具有近代人文主义精神和现实主义精神的“情”的观念。通过其思想的阐发 ,可以为当代以“情”为主导的美学精神建设提供一个历史的参照。     

清代词学的雅俗之辨

词学史上，雅俗之辨一直是批评家们感兴趣的话题。清代对此更加重视。张望祖曰：“词虽小道，第一要辨雅俗。”①刘熙载云：“词，乐章也。雅郑不辨，更何论焉。”（《词概》）陈廷焯亦云：“入门之始，先辨雅俗。”②一些词论家已将雅俗作为首要的问题来认识了。词本产生于下层里巷，晚唐、五代，词开始为文人所接受时．与具有正统地位的诗文相比，词只是“小道”、“末技”、“卑体”，与“教化天下”、“温柔敦厚”的传统诗教相比，词不过是“绮筵公子．绣幌佳人”的“佐欢”之具、是“南朝之宫体”、“北里之倡风”③“艳科”的延续。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