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文化与现代审美文学观

中国现代审美文学观的形成基础是什么 ?中国现代审美文学在哪一个层面上与功利文学观形成对峙 ?道家文化资源在现代审美文学观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多大作用 ?在“影响的焦虑”下借鉴西方审美文学观的本土性基础在哪里 ?审美文学观的东传过程中是否存在“有意误读” ?本文对此作了探讨 ,认为审美文学观在传入中国以后 ,一方面与老庄一脉哲学的艺术心性论相结合 ,创造了本土特色的美文美论 ;另一方面 ,也无可避免地遭到了传统道德心性论的改写。审美文学观终究难免被压抑的命运 ,功利文学观在绝大多数时间里仍然占着上风。文章通过爬梳道家文化与现代审美文学观的关系 ,指证了道家文化作为审美文学观传入的基础性作用 ,同时也分析了审美文学观被道家思想所“误读”与“改造”的过程。     

The modern context and ancient resources of Chinese literature

进入和转换古代文学资源是文学现代性的题中应有之义。在20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大致有四种进入古代文学资源的范式：在马克思主义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的思想指引下,中国现代文学出现了以“精华糟粕”说为代表的社会政治化文学传统观范式;在西方阐释学等思潮激活下,产生了以“新文学源流”说为代表的精神启蒙型文学传统观范式;以科学释古与现代审美相结合为特征的“释古立美”类文学传统观范式,则是着重从传统内部进行解释和转化、更新和创造;此外还有一种以日常生活叙事为特征的民间常态化文学传统观范式,显示出古今文学贯通的文化整体性。在多种范式的共生互补、竞相发展中,重要的是在“互动”、“原创”中凸显问题意识,通过对古代文学资源的进入与激活,实现现实生命价值的重构。     

《周易·贲卦》对中国美学的沾溉

《易·贲·彖传》区分天文与人文道:“柔来而文刚,故亨。分,刚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分”指刚柔之别:阳卦之艮在上,阴卦之离在下。引申为君臣分职,男女分务。贲的卦象乃柔文饰刚兼刚文饰柔。艮、离两卦分指适可而止以及文明。贲卦旨在文化教育令人止于美善。《商易(归藏)》此卦作荧惑,乃火星,强调离卦象征之一“火”。陆     

王国维与朱光潜悲剧观之比较

在将西方悲剧理论引入中国并确立中国现代悲剧观念的过程中,王国维和朱光潜是两位关键性人物。比较二人悲剧观念之异同,对于考察中国悲剧理论与观念的现代发生及其演进,当有启发意义。王国维悲剧观的核心是“解脱”,而朱光潜则更关注“快感”;在西方理论渊源上,王国维独钟一家,朱光潜则博采众说;关于中国古代有无悲剧,王国维先否定后肯定,朱光潜则持否定立场;在美学取向上,他们同属于审美功利主义。     

罗尔斯、诺齐克与德沃金权利正义论比较

在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树立理性的权利观与正义观是情势所趋。罗尔斯、诺齐克与德沃金是当代西方最具代表性的权利论者在政治哲学领域,罗尔斯将正义之权利视为制度的“首要价值”,诺齐克将自由之权利视为政治正当性的“资格”,而德沃金则视平等之权利为“理性道德”。他们基于反功利主义立场,以权利对抗功利,通过对自由与平等的不同解读,制定了分殊的正义观,他们的分歧为我们权利正义理论建设提供了有益因子。     

韩非的理欲观剖析

韩非继承和发展了黄老之学的理欲观。他以“生”与“治”为人生最大的希求 ,从而构建了以法、术、势为统治术 ,以圣无欲体道 ,众有欲循理 ,而宗归自然之道的道、法合流的理欲观体系。其中含有诸多富有启发意义的东西     

先秦儒家与道家自然观之比较

儒家用伦理的眼光看待自然 ,形成了赋予自然山水以人格的自然观。在儒家看来 ,最高的美就是理想人格。道家以天地自然的和谐相生为一种“大美”的境界 ,导致道家自然山水审美中“以人合天”的自然观。     

王船山实践观的湖湘学溯源

有别于以“理”为宇宙本体的理学和以“心”为本体的心学,湖湘学派提出了以“性”为本的哲学体系。“性”具万理,与“太极”名虽相异,实指相同。形上与形下是一体不分的,形上之道只能从形下之器中探寻,湖湘学派形成了“道不离形”“得其体必得其用”的哲学思想,并被明末清初的大儒王船山所继承和发扬。船山将湖湘哲学的“道不离形”发展为“道不离器”“天下唯器”,否定了脱离具体事物和具体实践而存在的先验之道。建立在“道不离形”基础上的湖湘学派实践观有四个方面的特色,即“学贵力行”“致知力行互相发”“圣门实学,循循有序”“当以实事自律”,船山的实践观在这些方面皆有继承和创获。通过对王船山实践观的湖湘学溯源,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湖湘学派的实学特色及其思想承继。     

论菊池宽文学创作中的“人生至上”精神

菊池宽是新思潮派主将，菊池受到人道主义影响，其文学观是“人生第一，艺术第二”、“为生活而写小说”。他的作品总体特色是揭示近代人理智的利己主义，以表现人生是文学本体的永恒使命。芥川主张反俗，提倡“艺术至上”，作品合乎知识分子的审美口味；菊池主张“人生至上”，《不记恩仇》等代表作拒绝幻想因素和神秘因素，结构粗犷豪放，旗帜鲜明反封建，审美取向舍乎普通大众的良知与正义感。     

史学艺术性视域下的中国传统史学研究

历史学有科学与艺术两重性,而我们一直仅以科学范式研究传统史学。中国传统史学是一种具有前科学性质的诗性史学,可以置之于艺术性的视角下进行研究。传统史学的几个重要理念都可以在这一前提下重新审视:“尚简”观念呈现了艺术观念对史学的结构性入侵及由此带来的问题;“史意”不仅是“意义”是“意味”,不是指可以陈说出来“史学理论或历史观”,而属于无法言说的默会知识;“圆神方智”这一“史体”分类也不是体例之分,而是体类之分,而且可以与“艺术科学”对译。     

论诗词意境审美的不确定性

诗词意境审美具有朦胧性与不确定性,是“视而不见”的“无象之象”,是“玄之又玄”的难以言明的审美范畴;中国文化思维中的朦胧客体的“道”、“玄”、“气”、“禅”及其直觉思维方式,决定了意境创造及鉴赏的不确定性;意境的不确定性导致了意境的多样性和丰富性及意境创造与欣赏过程情景交融、虚实相生的“神游外象”直觉性与“空白”的独特审美倾向。     

《易经》美意识探隐

《易经》是中国文化的源头活水,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审美意识。它反映了周初以前的美意识,并在此基础上作出了重大的发展。《易经》的象、数、理包孕着丰富的美学内涵,而其本身就是一部极有价值的文学作品。它不仅提示了当时艺术活动的信息,并且对把握审美规律具有很大的启示作用:把履、比、观作为审美认识的源泉;由象到意,达到穷神知化的深层审美认识;以变易为核心的简易、不易渗透着审美的一般规律;而“中行”思想贯穿于整个审美活动之中。     

鸟类兴象的起源与鸟图腾崇拜

“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以鸟类为“他物”起兴的诗在我国先秦时代的诗歌中尚存很多。本文不是研究这类兴在诗中的一般的审美意义和作用,而是从发生学的角度考察它的起源以及与此有关的问题;从“他物”自身来看,也就是考察这具有审美意义的“他物”的前身的历史性质。 首先来看一看以鸟类起兴的诗的一般情况:“宛彼鸣鸠,翰飞戾天。我心忧伤,念昔先人。明发不寐,有怀二人。”(《小雅·小宛》第一章)朱熹《集传》云:“二人,父母也……彼宛然之小鸟,亦翰飞而至于天矣,则我心之忧伤,岂能不念昔之先人哉?是以明发不寐,而有怀乎父母也…     

惮赫若雷霆 浩汗若河汉──韩愈散文的雄浑美

韩愈散文,与杜诗、颜字、辛词,同为后期中国封建社会审美文化的杰出代表。“它们在精神气质上是儒家,而艺术形式包括内容比之温柔敦厚多了一些沉郁悲凉,严厉端直乃至长歌以哭。”①它们不仅体现了我们民族刚健弘毅、自强不息的精神,而且体现了我们民族所崇尚的至大至刚的阳刚之美,“返虚入浑,积健为雄”的雄浑之美。对于韩文的审美特色,前人多以这样的自然意象比喻概括:“韩吏部之文,如长江大注,千里一道,冲激浪,纡流不滞。”②“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蛟龙,万径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     

“二人称”叙述及其审美效果

“二人称”叙述及其审美效果麻晓燕以第二人称代词“你”或“你们”出现的叙述，到底应该做为一种独立的叙述人称，即第二人称叙述而存在，还是应该称为其他人称叙述的一种变异现象，而具体归结为第一人称或第三人称叙述，这是写作理论研究方面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一种观...     

王国维“有我之境”、“无我之境”概念形成考

对“有我之境”、“无我之境”的研究,以往主要是从王国维的美学接受出发,就理论描述的相似处判断其理论来源,结果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以至迄今为止仍无定论.事实上,这些讨论均未触及王国维“有我之境”、“无我之境”概念形成的根源.王国维提出这对概念,根本在于他引入了西方的两“我”说;主观之我与客观之我.由于晚清是西学输入的早期阶段,为便于国人理解,西方的两“我”说在输入中土时被本土化,具体的做法是以佛教的义理“真我”(或径称为“我”)与“非我”(亦日“无我”)来对译或指称这两个概念.这样,“有我之境”自然就指的是有“真我”的主观之境；“无我之境”则指的是“非我”(或仅有物性之我)的客观之境.同时,王国维关于这两个概念的描述语言,如“以我观物”、“以物观物”等,也都采用的是这种“格义”的方法.通过这种梳理,王国维“有我之境”,“无我之境”概念形成的渊源不仅清晰可见,其理论内涵亦可得确解,而且学界一直争论不休的诸多疑难问题也大体可据以澄清.     

论汉代楚歌“悲怨”审美特性之成因

汉代楚歌最能激发人意的是感于哀乐、缘事而发、抒写悲怨之情的作品，这类作品在汉代楚歌中的数量最多、最具典型性。汉代楚歌“悲怨”审美特性的成因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就渊源而论，汉代楚歌“悲怨”的审美特性要追溯到“南音”的影响；二是汉代许多楚歌的“悲怨”之声主要源于政治斗争的失败，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类楚歌是政治斗争的产物；三是汉代楚歌“以悲为关”的成因与楚地巫风盛行有关。     

《溱洧》句读一得

《诗经·郑风·溱洧》两章诗中有五句重复出现的男女对话:“女曰观乎,士曰既且,且往观乎,洧之外,洵圩且乐。”自汉迄今,治《诗》者大都把三、四、五句理解为诗中女子所说。仔细推敲起来,这种理解显然是欠妥的。不能正确地句读这几句诗,又势必不能完好地理解全诗的意境。先看汉代经学家郑玄是怎样为之作笺的:“女曰观乎,欲与士观于宽闲之处。士曰已观矣,未从之也。女情急故劝男,使往观于洧之外,言其土地信宽大又乐也,于是男则往也。”这里郑玄第一个定调认为“且往观乎”和“洧之外,洵圩且乐”都是女子的话,是为劝诱男子再往而说的。唐朝孔颖达进一步解释说:“女谓士曰观于宽闲之处乎?意愿与男俱行。士曰已观乎,止其欲观之事,未从女     

孔子和谐社会再解读

孔子的和谐社会论是孔子政治理想、愿望的集中反映、概括与提升。“务为治者也”,孔学本质上是社会政治论体系。追求和谐社会理想之实现,达到“天下为公”的目标是其主旨所在;“齐之以礼”,是和谐社会的秩序保障;“依于仁”,是和谐社会的意识形态保障;“足食”,是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孔子之论即是和谐社会论,孔子之观即是和谐社会观。     

心理时间与审美回忆——谈《追忆似水年华》中艺术与时间的关系

自从柏格森等人从哲学上将传统“物理时间”与人的“心理时间”区分开、强调心理时间的“绵延”性和自由性后,现代艺术家以文艺作品对“时间与存在”的关系作了多种探索。普鲁斯特秉承并发展了柏格森学说,在《追忆似水年华》中以艺术的方式展现了具有现代性特征的审美时间观:在心理世界中,现代艺术家可凭借诗性回忆摆脱单向时间的必然性,将过去与现在融合互渗,达到审美的自由境界,使现代性的个人存在克服瞬间性和碎片感,获得本质性和永恒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