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斜的文学场——施蛰存与1957年《文汇报》

进入1957年,新中国的文学力量和文学版图都随着政治的变化而发生相应变化。施蛰存在“双百方针”的大背景下,积极为上海《文汇报》撰文,发表个人对文化和政治的观点。反右运动开始后,《文汇报》集中批判施蛰存,发表的系列批判文章,实际在不断解构施蛰存从现代文学史中积累起来的文化资本。这一现象具有代表性,可以作为理解当代文学发生史的一种方式。     

也谈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之关系——与王锐生同志商榷

王锐生同志最近发表的《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的几点看法》(载1983年4月11日《文汇报》,以下简称《看法》)和《论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在历史尺度问题上的原则区别》(载《哲学研究》1983年第五期,以下简称《尺度》),明确否认有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存在,认为马克思主     

“鲁迅学”境域的新开拓——关于《鲁迅与日本文学》

我国关于鲁迅的研究工作,到今天已经是被称做“鲁迅学”的了。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生的?推溯起来,应该很早。如果数典而不忘其祖,那么,在鲁迅本人还在世的时候它就发生了罢。早在一九一九年的十一月,也就是他用“鲁迅”为笔名发表了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从而又“一发而不可收”地发表了大量作品的一年之后,吴虞先生发表在《新青年》第六卷第六号上的《吃人与礼教》一文,能不能算是它的“不祧之祖”呢?我看是可以的。 到了一九二四年以后,报刊上涉及到鲁迅和评论他的文章就逐渐增多起来(?)延至(?)十年     

再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怎样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答鲍静同志的批评

《江汉学报》1963年10期发表了我写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怎样从抽象上升到具体》一文以后,第11期上又发表了鲍靜同志批评我的文章:《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问題》。我不同意他的意見,这里仅就他提出的批评作一些答复。一、先请弄清这个事实鲍靜同志说我不承认社会主义生产中存在价值,是“从抽象的概念出发”。说我的主要根据,“原来就是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的一句话”。不是。我的出发点是事实,是已被实践证明了的科学原理。我的文章一开始说:“在公有制的集体生产中,人们只交換各自的劳动,而不交換各自的产     

也谈“治世也能出好作品”

一、“国家不幸诗家幸”是中国历史特有现象 2007年8月15日屈超耘先生在《文汇报》发表一篇题为《治世也能出好作品》的文章．提到中国历史上可堪注意的一种现象：国家衰乱之时．往往大诗人、大文学家、大思想家群星灿烂,人才辈出;而国家大治或强盛时,思想家便销声匿迹,了无踪影,好诗、好文章无处可寻。     

《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重读

1956年到1957年上半年,在“双百方针”的鼓舞和苏联文学思想的影响下,我国文坛出现了一批”写真实”、“干预生活”的作品,王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就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一篇。这篇小说一发表,很快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强烈反响和争论。《文艺学习》从1956年12月起,组织了关于这篇小说的专题讨论,连续4期共发表了25篇具有代表性的争论文章。《人民日报》、《文汇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和《延河》等报刊也载文开展讨论。讨论开始时意见分岐很大,后来逐渐趋于统一,但是在1957年末,在“反右”斗争的背景上,这篇小说遭到了批判.而作者也因而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当时围绕这一作品展开争论的焦点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1)这样的组织部真实、典型吗?(2)怎样看待林震和刘世吾?(3)作品的社会效果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在这些问题上,论者们有过很不相同的看法。例如,就有无这样的组织部这一问题,     

赵树理的《打卦歌》

赵树理最早发表的著作《打卦歌》,很长时间没有找到。但我在翻检一九三一年《北平晨报》时,在一月十四日第五版的《北晨艺圃》副刊上发现了这首诗。署名“野小”,这是赵树理早年使用的笔名之一。赵树理曾说过:“我的父亲是野大,我就是野小。”意在表明自己是村野里生长的“小字辈”。这首诗的发现使我们看到这位具有独特的大众风格的当代著名作家,他所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却是一首七言古体诗。现将全诗抄录如下:     

也谈《辨骚》篇的归属问题

牟世金同志的《(文心雕龙)的总论及其理论体系》一文发表后,笔者和其他同志曾著文发表了一些不同看法。最近牟世金同志又发表了《关于(辨骚)篇的归属问题》一文,认为对他这篇文章的批评,“主要是对拙文中的‘总论’问题提出不同意见,特别是集中在《辨骚》篇的归属上。”这样说是不符合事实的。其实,有关批评文章,涉及到了牟世金同志那篇文章的全部主要论点。就本人那篇文章来说,虽只批评了他的关于“总论”的观点,但不只是讲《辨骚》篇的归属问题,更重要的是批评了他对“原道”、“宗经”及其相互关系的看     

我对生产力性貭問題的具体意見

自从平心先生提出了生产力二重性問題后,引起学术界的广泛注意,有的贊同,有的反对,至今还没有确定的結論。他在“四论生产力性质”一文中,提到了我对这个问题的意見,他说: “不但有好多同志来信或口头同意我的見解,就报刊上刊載有关生产力问题討論的文章来看,也并非没有人同意我的論点的。例如在我发表了‘论生产力性质’一文之后,齐蓀同志在《文汇报》一篇短文中就采取了生产力具有社会属性与物质技术属性的論点(他的解釋同我略有出入)。”因此,不能不把我对这个问题的具体意見,加以更詳細的说明,請同志們批評指教。首先,我把在《文汇报》发表一篇“决定生产关系的主要因素是生产力水平嗎”短文的原委說明一下。当时写那篇短文的原因,是解答读者来信所提出的问题,問題的中心,在于有人誤認为决定生产关系的主要因素是生产力水平,因而产生了美国和苏联的生产力水平彼此相差不大为何生产关系各有不同的疑問,于是根据本人不成熟的意見,写了那样一篇文章。在那个时候,根本未曾留意到平心先生的文章,     

理论战线上的一场横暴围剿——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论战

一九六四年,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曾经有过一场轰动全国的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大论战,使许多理论工作者遭到了批判和迫害。现在是到了弄清真相的时候了。一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九日《光明日报》发表了艾恒武同志和我合写的《“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一文,从六月五日项晴的反驳文章开始,一时间,“批判”文章铺天盖地而来。其来势之猛,调门之高,在当时,也是思想战线上历次运动中罕见的。到一九六五年五月二十日止,报刊上发表了三百八十多篇文章,大打棍子,乱扣帽子,无限上纲,只许攻之者说有,不许辩之者说无。开始时,还打着学术讨论的幌子,后来就逐步升级了,“矛盾调和论”、“阶级斗争熄灭论”、“阶级调和论”、“折     

感受《学术月刊》的学术特色

《学术月刊》创办五十年来,其最大特色就是重学术,以学术标准为先。《学术月刊》之名堪称名副其实。仅以我个人的感受为例,我在《学术月刊》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马克思以前西方哲学史上关于对立统一理论的发展》(1963年4月号),现在看来,显然有浓厚的教条主义色彩,但在当时的形势下,应该算得上是一篇学术性很强的专论,而且编辑部约稿时就强调要我写得有学术性。由于文章篇幅较长,引文也多,重史料和说理,《学术月刊》把这篇文章作为该期首篇发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歇笔十余年。1980年,我的《黑格尔与荷尔德林》一文是“文化大革命”以后…     

关于“艺术创作”的若干问题讨论综述

周谷城在《新建设》1962年第12期上,发表了《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一文,对艺术创作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该文发表之后,引起了不同意见的讨论。今年三月以来,《文艺报》、《新建设》、《文史哲》,《光明日报》、《文汇报》等报刊,先后发表了陆貴山的《关于艺术创作的一些问题》、茹行的《对《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的几点意见》、《从哲学观点评周谷城先生的艺术观》、王子野的《评周谷城《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朱光潜的《表现主义与反映论两种艺术观的基本分歧》、姚文元的《略论时代精神问题》、胡锡涛的《《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质疑及其它》等文章。这些文章根据《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并联系周谷城近几年来发表的《美的存在与进化》(载1957年5月8日《光明日报》)《史学与美学》(载1961年3月16日《光明日报》)《礼乐新解》(载1962年2月9日《文汇报》)等文的观点加以评论,表示不同意周谷城的观点。对于这些评论,周谷城先后在《评《关于艺术创作的一些问题》》(载《新建设》1968年6月号)、《评王子野的艺术论评》(载《文艺报》1963年第7、8期)、《评茹行先生的艺术论评》(载《新建设》1963年第9期)、《统一整体与分别反映》(载1963年11月7日《光明日报》)等文中作了答辩,反复重述他在《艺术创作的历史地位》一文中的意见。现将双方争论的主要问题综述如下:     

马克思主义会灭亡吗?

马克思主义会灭亡吗?提出这样的问题,实在是不得已的。因为有的同志预言,马克思主义是要灭亡的,将来会有更高的东西来代替它。一九八○年一月十三日,《文汇报》第三版上,发表了一篇《评所谓“信念危机”》的文章(以下简称“危机”一文),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事物有产生、发展,必有灭亡。马克思主义也是要灭亡的。马克思主义的灭亡是有比马克思主义更高的东西来代替它。但现在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到灭亡的时     

三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

关于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问题,我在1963年和1965年曾先后发表过两篇文章(载《经济研究》1963年2期和1965年1期),试图阐明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理论及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运用,对社会主义制度下如何划分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在“文化大革命”中曾因此而受到批判。最近一年以来,我国报刊杂志上陆续发表了一些文章,直接或间接地又把这问题提     

“普遍的历史观念”是怎样成为可能的——重评康德的历史哲学

一康德的历史哲学论文,卡西勒认为是构成康德的第四批判、即“历史理性批判”——可以看作是他第三批判(1790年《判断力批判》)的理论在历史上的引申和发展,同时也是对他第二批判(1788年《实践理性批判》)以及《道德形而上学探本》提供了重要的诠释和解说。康德在他发表《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的同一年,即1784年,还写了一篇《什么是启蒙》,刊载在同一个杂志《柏林月刊》(当时启蒙运动的一份主要理论刊物)上。康德的历     

生产力标准就是“猫论”

龚育之同志1988年6月2日在《文汇报》上发表的《思想解放的新起点》一文中提出一个引人注目的观点:生产力标准就是“猫论”。其理由是:第一,从邓小平同志提出“猫论”的背景看,当时是针对社会主义农业经营管理应采取哪种具体形式而言,根本不涉及选择社会主义还是选择资本主义的问题。第二,从历史的长过程看,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优谁劣     

关于道德的阶级性与继承性问题讨论综述

《前线》1962年第10期、第16期先后发表了吳晗《说道德》和《再说道德》两篇短文。文章发表之后,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许启賢在今年8月15日《光明日报》发表《关于道德的阶极性与继承性的一些问题》,表示了不同的意见。吳晗又写了《三说道德》(载《光明日报》1963年8月19日)进行答辩。接着,《光明日报》分别发表了李之畦《〈三说道德〉一文提出了什么问题》(载《光明日报》9月21日)、江峰《也谈道德的继承问题》(载《光明日报》10月6、7日),、高仲田《关于道德的批判继承问题》(载《光明日报》10月7日)、汪子嵩《从<水滸传>说道德问题》(载《光明日报》10月25日)等文章。《哲学研究》(1963年第5期)也发表了艾眞的《关于道德问题的几点质疑》一文,与吳晗商榷。现将争论的主要问题及其论点综述如下:     

也谈对“怀疑一切”的怀疑——与于光远同志商榷

《读书》杂志1981年第五期发表了山西杨德友的文章:《对“怀疑一切”的怀疑》。认为马克思在《自白》中所说的座右铭,译作“思考一切”比译作“怀疑一切”要好。由于轻易地译成“怀疑一切”,流行甚广,在十年浩劫中成了一句打击干部和群众的口号,显然,这不是马克思的原意。对此,于光远同志在《文汇报》1983年8月12日第三版发表了     

也谈“学术研究规范”

“文革”结束以来，思想解禁，学术空气空前浓郁，学术成果累累枝头，出版界每年向读者提供的专著以千万计，报章杂志发表的论文，数量更大，常令读者如在山阴道上，应接不暇。在这样热烈的情况下，难免呈现某些无序混乱的现象。自葛剑雄、曹树基在去年《历史研究》第１期上发表一篇措词尖锐的书评以来，《文汇报》在今年１月２日发表了曹树基关于“学术研究规范”的几点思考，４月１７日发表了宗和《遵守学术规范，推进学术对话》的文章，同时发表了《中国社会科学》和《历史研究》两杂志在北京召开以此为题的研讨会的专门报导，４月２０日…     

《国际歌》中译文改动真相--我和胡乔木的一场争论

《作家文摘》2 0 0 0年 4月 7日有一篇摘自 3月 2 4日《解放日报》绿原文的文章 ,题目是《〈国际歌〉中译文改动真相》。绿原文章在《随笔》上发表时的题目本来是《〈国际歌〉几种文本的比较》 ,现在变成这样 ,不知道《解放日报》原来如此 ,还是《作家文摘》编者所为 ?看到这样的题目 ,我就不得不写现在这样一篇颇有一点“对着干”味道的文章。我是讨论那次改动的当事人 ,有澄清事实以免继续讹传的社会责任。《随笔》最近一期上已刊出我在 1 999年 1 0月 1 3日写成的《四十年前关于〈国际歌〉译文的一场争论》和五百多字的一篇《前记》 ,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