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层次分析法看1972年中日邦交的正常化

1972年 9月 ,长期处于胶着状态的中日关系实现了邦交正常化。本文从体系结构、互动过程、单位属性三个层次入手对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进行了分析。     

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辽宁大学隆重举行

2007年9月22日-23日，由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和中华日本学会联合举办的互惠、合作、发展中的中日关系——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3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辽宁大学隆重举行。     

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两国关系的历史分期

本文根据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两国关系的历史轨迹,以政治关系为主导,以重大事件作为分期的起始点和终止点,将这段中日关系分为前蜜月时期、后蜜月期、双强并立与磨合时期、重新定位时期四个阶段,并提出了这四个阶段不同的关系特点。在把握政治关系主线的同时,以经济关系为辅助,以两国民众相互之间感情变化和对对方国家的看法、态度为参照,表现两国关系的主要客观历史进程,揭示两国关系的阶段性内涵,以及政治、经济和民间关系三者之间的关联性与相互作用。     

日韩邦交正常化背景探析

朝鲜战争后,美国把遏制中国作为主要目标。日本由重整军备转向渐增军备。韩国在美国军事战略中的地位得到提升。为在亚太地区建立集体防务体系,美国推动日韩邦交正常化。     

日朝邦交正常化谈判及了本的作用（1989—1993）

1989—1993年,日朝外交关系的重要内容是如何实现邦交正常化。这一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是由诸多因素促成的,但更重要的是冷战前后国际形势对两国的冲击。经过非正式往来和政府间的交涉,谈判取得了一些成果。但由于在核查这样的重大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谈判搁浅了。当然,日本方面在这一谈判过程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这是值得肯定的。     

纪念池田大作发表《中日邦交正常化倡言》四十周年“和平与教育：池田大作思想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今年是池田大作发表“中日邦交正常化倡言”四十周年。四十年前的1968年，池田大作在中日关系陷入困境的情况下从对中日关系的历史分析及人类和平思想出发，顶住沉重的压力，发表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倡言》（以下简称《池田倡言》），对后来中日关系正常化起到了先导的关键作用。池田大作因此先后受到周恩来、邓小平、温家宝的接见。     

日本重化工业发展在中日邦交正常化中的作用

二战结束后,日本政府确立了优先发展高附加值的重化工业的经济发展策略。从1956年开始,得到日本政府大力扶持的重化工业迅速发展,逐渐成为日本主要的工业部门。中国是日本在亚洲地区最重要的原料供应地与产品销售市场,为了开拓这个传统市场,日本重化工业集团在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文章旨在分析日本战后重化工业的发展与其对中日邦交正常化所产生的影响。     

韩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及其对韩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韩日关系正常化的进程颇费周折,但却在朴正熙政府时期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这种进展体现了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和美、日、韩三方的新选择。韩日关系正常化的实现,对朴正熙政府时期韩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可以说,韩日关系正常化的实现成为韩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外部动力,为韩国带来了经济发展所需的大量的资金、技术和经验。     

论中日民间外交

本文以战后中日民间外交发展为背景,论述了周恩来关于中日民间外交思想的提出、内容,分析了其基本特征。明确提出这一思想对推动中日民间关系的发展,推动中日关系正常化起到了直接的指导作用,并对今天中日关系的发展仍具有借鉴和指导意义     

廖承志与中日友好事业统一战线的建立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克敌致胜的成功经验之一,在恢复和发展中日友好关系的实践中,廖承志作为中国政府对日工作最高负责人,成功的运用了这一经验。他大力发展民间外交,使更多的日本人了解中国,造就了民间交往的潮流,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奠定了基础。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廖承志广交朋友,通过与日本各界的广泛接触,建立了中日友好事业最广泛的统一战线,不断推动着中日友好事业之车向邦交正常化前行。     

周恩来执政思想研究述评

周恩来执政思想对新时期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和现实的指导作用。近年来,学术界对周恩来执政思想的研究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许多成绩,但也存在值得加强的方面。本文对周恩来执政思想的研究内容从三个不同的视角进行了综述,对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进行了评价,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要从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研究重点三个方面深化对周恩来执政思想的研究。     

周恩来与新中国城市建设

周恩来在主持政府工作中,非常重视城市建设方面的工作。他从实际出发,对改造旧城市、建设新城市,加强城市总体规划以及保护历史文化名城的文物古迹等,做了大量工作和一系列指示,并提出了"实用、经济、美观"的城市建设原则,为新中国城市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试论周恩来与民族地区的各项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在如何进行少数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方面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并兢兢业业地领导了民族地区的各项建设工作。他和毛泽东等人一起确立了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根本原则；他是我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主要创建人之一；他倡导各民族合作互助，共同繁荣，尽力扶助少数民族经济提高生产和生活水平；他高度重视发展少数民族的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事业；他坚决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注重培养民族干部，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赞同和支持各民族团结友爱、交流融合，共同迈向现代化。总之，周恩来为新中国民族地区的各项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关于民族问题的杰出思想以及他为促进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采取的各项措施，至今对搞好我国的民族工作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与周恩来政治风格之比较

毛泽东、周恩来的政治风格具有鲜明的个性,毛泽东偏重于斗争思维、理想主义,而周恩来则主要表现为求同思维、现实主义。两种风格互为补充,交相辉映,在中国现代政治史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环境问题在中日关系中的作用

二战结束以来,环境问题逐渐成为全球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相当重要的内容,它在国际关系领域中的影响正在不断提升。笔者阐述了环境问题在中日关系中的作用不断增强的历史轨迹,从国际趋势和中日自身的经济、政治、环境需求分析了其作用不断增强的原因及其对中日关系发展未来的影响,并提出将环境合作作为推动中日关系的突破口和新的增长点。     

试论南开就读时期周恩来的人格早期定式

从环境角度出发,论述南开就读时期的周恩来自身受环境影响而逐步构架起来的人格早期定式.     

抗战期间周恩来同国民党争夺叶挺的斗争

争取延揽人材关系到革命事业的兴衰,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传统。本文论述了抗战期间周恩来同国民党争夺优秀军事人材叶挺的背景及其三个回合曲折复杂的斗争,并从中得出了留给后人的宝贵启示：1、政治上的先进性是共产党人争取人材的基础;2、理解、信任与尊重是争取人材的必要条件;3、警惕和克服宗派主义残余是争取人材的关键。     

1972年周恩来与中日关系

1972年,周恩来为中日关系的发展作出积极努力和杰出贡献:要求日本克服错误倾向,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引导中日往来趋向广泛,从中日关系看中国和世界。所有这些说明,中日关系的发展需要面对历史与放眼未来的结合、抓好局部与把握整体的结合、坚持原则与懂得灵活的结合。     

迈向新时代的中日经济关系：机遇与挑战

中国和日本都进入新时代,而今年国家主席习近平还可能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届时中日关系将进入新时代,多重的新时代为中日经贸合作开辟了更广阔的前景。但与此同时,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和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也给中日经贸关系提出了新的挑战,未来的中日经济关系可谓机遇与挑战并存。面对复杂多变的局面,进一步强化中日经贸合作是中日两国的最佳选项。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中美战略博弈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学会变危为机。在共同抗击疫情过程中,中日两国人民守望相助,疫情拉近了两国人民的关系,这为中日经贸合作向纵深发展营造了更好的环境。中日两国在双边贸易、双边投资、财政金融合作、第三方市场合作以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等领域的合作空间极为广阔,特别是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领域以及新型传染病防控、应对老龄化社会等方面的合作更是大有可为,迈向新时代的中日经济关系会更加行稳致远。     

中日关系中的琉球问题及其国际法分析

中日关系中的琉球问题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叶曾经尘嚣一时。清末和二战后两国对于琉球的归属曾进行过多次交涉,但一直未达成共识,使其成为中日间的悬案。基于钓鱼岛问题与东海油气田的争端,琉球问题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对两国关于琉球问题的法律文件的国际法分析,有助于中日两国在国际法框架下解决琉球问题这一悬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