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儒学与当今法治

现代法治概念主要来源于西方社会,引进西方法治理念对于树立法治在中国的权威是必要的,但法治的完全西化却会使法治在中国因水土不服而名存实亡。儒学对国族文化有着深刻巨大的影响,从儒学之“仁”、“礼”入手,寻求传统文化之于现代法治建立的意义所在,有助于中国现代法治内在传统根基的建立。同时,古代儒学也因与现代法治的交互契合而获得新的精神内涵。     

从“礼”的演进看先秦儒学史料编著的意识形态化取向

中国古代的“礼”具有自律的“道德性”、他律的“法定性”、信仰和神圣的“宗教性”三大基本属性，它是传统的栽体，又是与传统对应的开放系统。先秦儒学的意识形态化取向与先秦儒家所编著的系列史料有一种承继关系，《论语》仁礼互释的“圣王”理想、《孟子》倡导“仁政”的“内圣”追求、《荀子》“隆礼重法”的“外王”设计，其间贯穿着编著者们一个统一于无意识状态下的共同话语取向：向国家意识形态的逼近。这也使儒学在政治向度上成为一种制度化存在。当代中国的意识形态建设如果能将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成功融合，将为人类提供一个全新的文化起点。     

先秦儒家教化哲学及其影响

先秦儒家的人性论是其教化哲学的理论根基,它说明了对人进行教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仁、义、礼是先秦儒家教化哲学的主干内容,＂仁＂是众德之首、万善之源;＂义＂是＂仁＂向具体道德行为转化的枢纽,是道德主体在具体行事时依据＂仁＂所做的应当、应为之判断,是经过反思后形成的自觉意识;＂礼＂是＂仁＂的制度化,它对于仁义具有节制、文饰和补充的作用。先秦儒家力图通过仁、义、礼的道德教化来成就理想人格,理想人格有不同的层次,其中＂君子＂和＂圣人＂最具代表性。先秦儒家的教化哲学体系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着深远的影响,将中华民族塑造成一个重教化、重仁义、讲礼仪的有道德感的民族。     

康有为与近代儒学——以仁、礼、智为例

仁、礼、智本是传统儒学的核心范畴,康有为以近代价值观为尺度进行了重新阐释、改造和发挥.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避免近代化过程中的文化认同危机,化解传统与近代之间的紧张关系.     

先秦儒学思想价值观探析

先秦社会是我国封建社会非常重要的阶段,尽管由于“民不聊生”、“礼崩乐坏”而处于大变革时期,但是在中国历史上却是思想和文化辉煌灿烂、群星闪烁的时代。这一时期出现了诸予百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学术局面,并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精华和基础。因此,这个时期的文化思想,奠定了整个封建时代文化的基础,对中国古代文化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思想不仅是先秦社会中最主要、最主流的思想．而且先秦儒学价值观体系在维护当时社会秩序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论儒学政治化的原因——从先秦儒学的内在品质看

由先秦儒家创立的儒家伦理政治思想在学派思潮林立的争鸣较量中胜出,并在西汉之后建立起牢不可破的官学地位,从而使儒学政治化.这其中的原因,除了儒学有其赖以生长发育的经济土壤和社会环境外,还得益于儒学理论内在逻辑一致和情感普遍认同的理论品质.     

从文化交流的视角看儒学的命运

儒学发展的历史就是与其他文化思想不断交流的历史。原始儒家由仁学到仁政、王霸道 ,思想文化的交流已经开始 ,从九流十家到独尊儒术 ,仍然离不开交流 ,三教合一与四教会通 ,开创了思想交流的新局面 ,而儒学的世界化 ,则找到了与现代社会接轨之契合点。     

中国文化的模式与儒学:以礼为例

学者们常倾向于把中国文化的特征与儒学联系在一起,把儒家看作中国文化特征的主要塑造者,却不能解释为什么儒学在中国文化中长盛不衰。本文提出一种新的角度来理解中国文化的模式及其与儒学的关系。儒学之所以在中国文化传统中长盛不衰,与早在儒家之前即已形成的关系本位或关系主义的中国文化的深层心理结构有关。文章以礼为例来说明,关系本位或关系主义的中国文化模式或心理结构,决定了在中国社会中,礼比法在社会整合方面更有效,也说明儒学在中国文化中有其根深蒂固的土壤。由于这一文化模式或文化心理结构至今仍然顽强地存在于中国人的社会里,可以设想,在未来的中国,礼治仍将是中国现代性的应有之义,这又进一步说明儒学的复兴在中国文化中至今仍有牢固的基础。     

先秦儒学从孔子到孟子的流变

儒学是由孔子继承周公的典章礼乐制度而建立的,孔子把富有政治色彩的典章礼乐制度民间化、社会化、人情化和人际化;孟子在孔子所做的基础上进一步把周公的典章礼乐制度人性化、人格化,甚至自然化,从而完善了周公的典章礼乐制度,也确立了儒学在当时乃至其后的重要地位。后世的儒家特别是宋明理学家基本是按照这一思路推进儒学发展的。     

先秦道家和儒家的人生论简析

先秦道家以道观生,察生命起源,明人生自然、人是自然动物,反对仁义,崇尚无为,追求超越生死转换的长生久视;先秦儒家以仁观生,思人生之道,定义仁义为人的属性,证明人是道德和社会动物,以舍生忘死、成仁取义为终极价值.它们共同构成中华民族的人生智慧.     

从先秦儒学到宋明理学 --中国古代人性论的发展历程

从某种意义,一部从先秦儒学到宋明理学的发展史也就是一部中国古代人性论的发展史.本文分析了从先秦儒学到宋明理学的儒家主要代表人物在人性问题上的主要观点及其理论得失,揭示了中国古代人性论的历史发展.     

孔子前儒学思想的萌芽

儒家学派的创建者是孔丘,儒学的核心思想是仁,而仁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在孔丘之前儒学核心思想的仁学已经出现了萌芽,如公孙轩辕的‘以仁德服天下’,伊尹的儒学启蒙思想,以及周公旦的‘敬德保民’都对孔丘有着深刻的影响,所以我们认为孔丘的儒学是在前人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而成的。     

先秦儒家思想的生态意义

儒家思想产生的深层根源在于长期的农业文明社会的思维方式。儒家的“天人合一”并非只能为“道统”服务,它也蕴含着生态意义。儒家思想是我们解决生态危机的精神资源之一。     

论秦朝法制中儒家法律思想

法律史学界通说认为,秦代法制是在法家法律思想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是法家理论的结晶,由于儒法两家在理论上的尖锐对立,秦朝法制中不可能包含有儒家法律思想。本文通过分析《睡虎地秦墓竹简》中记载的法律规范及有关吏治的规定,指出秦朝法制中包含有大量儒家法律思想的成份,体现了秦统治者对儒家法律思想的吸收和继承,认为秦朝法制是和法合流的滥觞,对于中华法系的形成有着重要意义。     

先秦审美意识的多元酝酿

先秦审美意识的酝酿是一个多点萌发、多向互渐的进程。它包括了天道、心性、言象三个层面。此三者并存于同一文化历史时空中,彼此错综冲突碰撞,始终处于对话状态。在对话中,它们相互激发、相互促进,在命题、概念、范畴、思想、思维模式、心理型态诸方面,都有交集、融合、共用、贯通,而最终酝酿了先秦审美意识。     

论先秦儒家人性思想

在人性问题上,先秦儒家从孔子的"性近"说开始,至孟子的"性善"说,再至荀子的"性恶"说。孟子和荀子遵循了不同的思维路线。孟子是性善论代表,荀子是性恶论的代表。先秦儒家的人性思想既为儒家伦理政治的建构提供了可靠的根据,同时也是儒家仁学发展的理论需要。     

寻找儒学的原始问题

孔子时期儒学的原始问题,就是“性与天道”问题。“性与天道”问题的实质,就是通过关于人的本性的洞察,将作为伦理道德行为和活动动机的自觉意识、自愿情感和自主意志人文化成人的需要的一部分,成为能以如同饥食渴饮、男欢女爱一样自然而然地得以自我实现和自我确证的人的本性的组成部分。关于人的本性的洞察,需要通过以反身内省为心理或思维机制的生命体验和生活经验去体认,而不必依赖“沉思”或“顿悟”的理性思维和理性直觉。孟子将“仁义礼智”纳入人的“心”中而成为人的思维的对象,偏离了儒学原始问题的经验本源,并因此而遮蔽了儒学原始问题所开启的生命价值和生活意义的价值之源;北宋新儒学家二程,将“仁义礼”提升为形上本体而与“天道”一起构成“天理”,“天理”与人的本性即人的需要为主要内容的“人欲”之间的对立关系,以及因此而建构的“理”“欲”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在阻断了伦理道德行为和活动的经验来源的同时,也取消了作为价值之源的人的需要存在的合法性;不仅使得孔子时期的儒学及其原始问题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而且也给社会现实造成了负面的社会效应。把被颠倒了的本来关系再颠倒过来,重新审视人的需要在人的行为和活动中的重要地位,重新选择儒家思想现代转型的原点和路径,是寻找和讨论儒学的原始问题的真实原因。     

略论先秦儒、道、法家的社会管理观

管理是随着人类历史产生而产生、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而发展的。《尚书.尧典》中就已经记载了尧和舜管理国家的事迹。社会管理是靠一种文化来管理,本文拟对产生于中国古代思想最活跃的春秋战国时代的三大学派各具特色的社会管理思想加以论述,以期对当今现实的社会管理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