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朝鲜的殖民主义教育政策探析——以20世纪10年代为中心简

日本强制吞并朝鲜后,以《朝鲜教育令》为基本法令推行殖民主义教育。为了培养殖民地统治的顺民,日本统治者对朝鲜人民进行了泯灭其民族性的同化教育以及低级简易的愚民教育。然而,殖民者的最终目的是对殖民地人民进行奴役和剥削,培养下级劳动者的实业教育也受到殖民当局的重视。面对残酷的殖民教育,朝鲜人民在国内外开展民族教育,向朝鲜青年传播爱国思想和民族独立意识。     

朝鲜华侨教育的现状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广大华侨知识分子的努力下,朝鲜华侨重新恢复和新建了华侨学校。1949年4月,中共东北行政委员会将朝鲜各地的华侨学校全部移交给朝鲜政府,朝鲜政府按本国教育体制逐渐改造了华侨教育。当今的朝鲜华侨教育沿着"朝鲜化"方向发展。     

1875—1895年中日围绕朝鲜地缘价值观的国际纷争

1875—1895年,清政府和日本从各自的国家战略目标出发,形成了其相应的朝鲜地缘价值观,使朝鲜成为双方的必守与必夺之地。清政府的战略守势与日本的战略攻势构成了各自对朝政策的基本取向,由此形成了中日之间的20年国际纷争,其结局是中朝宗藩体制的终结并由日本开始独霸了朝鲜。清政府的朝鲜地缘价值观具有封建性,而日本的朝鲜地缘价值观则有明显的殖民性。对于此时期清政府和日本所推行的控制朝鲜的诸政策,应当给予必要的批判和谴责。     

论奉天当局对朝鲜移民开发水田的政策

朝鲜移民的水田开发,促进了东北地区农业经济的发展。开始之初,奉天当局及东北地区官民对开发水田的朝鲜垦民采取了积极鼓励的政策。《满蒙条约》签订之后,为了控制朝鲜移民的迁入和抵制日本帝国主义利用朝鲜移民对中国的侵略,奉天当局对朝鲜移民采取了限制、取缔的政策,严厉禁止朝鲜移民的土地所有权。     

1765年洪大容的中国京师行与1764年朝鲜通信使

在朝鲜与清朝的文化交流史上,1765年洪大容的中国之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重启了两国知识分子的交流,推动了朝鲜学术文化的进步,尤其值得关注的是洪大容与中国知识分子之间展现了"天涯知己"般的深厚友情。除燕行使外,朝鲜还有一条通往日本江户的通信使路线,1764年元重举就曾以此身份出使日本。如果将同时代燕行使与通信使的记录叠合观察,可以看到中、日、韩三国各自学术、文化及精神的相位。此外,从洪、元与中、日知识分子的交往经历,可以发现18世纪中、日存在相似的"情"的世界,而朝鲜则无。日本"古学"与清朝考证学都将"情"置于积极主张的地位,这造成了中、日两国与信奉朱子学、宋学的朝鲜在精神世界上的差异。     

中日、日俄战争时期美国对朝鲜政策的变化及其实质

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时期,美国对朝鲜的政策由"不干涉"政策转为"放弃"政策,即把朝鲜推给日本,使其任意践踏朝鲜的主权。其实质是一方面支持日本去对抗俄国,以防止其独占中国东北;另一方面让日本满足于独占朝鲜,以便保住美国自己在西南太平洋地区的既得利益,同时扩大自己在中国的利益。     

数字人文视域下"满洲映画协会"文化殖民考察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持续侵华过程中,日本利用"总力战"体制全面整合战争所必需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力量.除却传统的报刊、杂志以及广播等文化殖民力量,日伪当局还将具有强大宣传教化攻势的"电影"武器纳入战时活动当中."满映"所谓的"电影教育"其目的是为日本和伪满洲国"国策"服务的,鼓吹"日满一心一德",美化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奴化中国人民,丑化中国抗日活动,实质上服务于日本的侵华战争."满映"的创建过程,以及演员招募、导演择选、影片配给等都从细节之处表明上述的"电影教育"逻辑,文化殖民意图毋庸置疑.     

日本新历史教科书与近现代朝鲜历史

日本文部科学省今年审核通过的新历史教科书明目张胆地美化对朝鲜的殖民统治,企图使"日韩合并"合法化,公然美化侵略战争,亚洲人民应共同坚决抵制日本的历史翻案运动.     

传说、历史与认同:檀君朝鲜与箕子朝鲜历史之塑造与演变

朝鲜半岛对于其古代根基历史的认识经过了一个漫长过程.自朝鲜王朝以来,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由极力推崇箕子崇拜,到独尊檀君朝鲜,当下意识与认同是决定这种变化的关键.朝鲜王朝作为明朝的藩国,处于中华世界体系之中,箕子作为来自中原王朝的教化之君,将朝鲜提升到"小中华"的地位,是朝鲜实现"由夷入华"的关键人物,因而受到极度尊崇,与之同时,檀君则处于被贬斥的地位.近代以来,随着西方与日本殖民势力的侵入,中华世界解体,大韩民族国家的形成,箕子被抛弃,檀君作为民族祖先的地位得以确立并被强化,成为韩国加强民族凝聚力的灵魂.因而,现实需求与民族认同是解开韩国根基历史塑造的一个重要视角.     

论日伪对朝鲜族学校的整编

"9·18"事变后,日伪出于在伪"满洲国"确立殖民地教育体系的目的,大力整顿了已瘫痪的朝鲜族学校。1937年后再对朝鲜族学校加以改编,使之与伪"满洲国"的"学制改革"相适应,以便强化对朝鲜族学生的亲日奴化教育。     

汉译日本教科书与中国近代新教育的建立(1890-1915)

在清末民初中国近代新知识体系重建的过程中,汉译日本教科书担当了重要的角色,产生了特殊的影响.在汉译日本地理教科书的影响下,中国地理教科书开始摆脱传统舆地学,形成"旅行体"风格;历史教科书走出"朝代体",向"时代体"过渡;自然科学和其他科目大量使用汉译日本教科书;修身教育也融入了日本元素;女子教育领域整体知识体系的建立与汉译日本教科书也是分不开的,它促成了"家事"教育和师范教育的开始;新教育学建立过程中,对比王国维翻译的教育学著作和晚清教育学教科书使用状况,更可以看出近代中国对于教育学的选择和理解.总的来看,清末至民初的教科书是一个"汉译日书的时代",汉译日本教科书为中国人自编教科书带来启发,它的兴衰历程跨越了1912年这个政治坐标.     

近代日本知识学人的"满蒙"观 ——以鸟居龙藏为中心

近代日本知识学人的"满蒙鲜观"是在日本帝国殖民扩张主义意识支配下,其"学术研究"与帝国政治相结合的产物,本质是为日本将东北地区由中国分裂出去的政治野心提供学理支撑.通过考察日本考古学家、人类学家鸟居龙藏的学术经历和研究结论,可以看出他对中国的认知带有帝国殖民性色彩.鸟居龙藏在中国和朝鲜开展了大量调查活动,以考古文物调查、田野调查、人类学调查为依据,提出"满蒙同源相亲""满鲜不可分".他以"满洲"为支点,将"满蒙鲜"三地相连,构建其对内的一致性,该理论与学术主张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近代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理论工具.     

浅论日本吞并朝鲜的三部曲

日本吞并朝鲜的三部曲,始于＂征韩＂之论,中有＂朝独＂之说,终于＂合并＂之约。吞并朝鲜是日本军国主义外扩的首要目标,明治维新后的第二年,＂征韩论＂便应运出笼。但是鉴于朝鲜是中国的属国,故日本未敢贸然以武力＂征韩＂,然而＂征韩论＂并未销声匿迹。1876年,日本又制造了＂朝鲜独立＂的舆论,并以此为发动侵略朝鲜和中国战争的借口。甲午战后,日本控制了朝鲜。通过《日韩议定书》、《日韩协约》、《日韩合并条约》等条约的签订,日本完成了吞并朝鲜的三部曲。     

论福泽谕吉对金玉均被害事件的认识

福泽谕吉与金玉均早有接触,并对金氏所主导的开化运动提供过支持,因此当金氏因甲申政变失败亡日时福泽对其提供了帮助的同时也表现出同情.金玉均被害事件发生后,对该事件福泽从最初推测为中朝所共谋转变为认定为朝鲜所为,同时以国际惯例为辞,对中朝两国对该事件的处理方法表现出不满.并且,福泽又将对该事件的评论延伸到了日本对朝、对华政策上,建议日本政府制定朝鲜政略与中国政略,并依此处理与中朝之间的事务.福泽对该事件的评论也从侧面印证了该事件与日本出兵朝鲜以及进而挑起中日甲午战争并无实质上的关联.     

试论清政府对朝鲜政策(1885——1894年)变化形成之背景

本文从“中朝宗藩关系遇到的挑战”入手,论及列强在东亚确立殖民扩展体系对这一传统关系的根本性冲击。特别是通过分析日本侵略朝鲜对清朝的边疆防务形成威胁,为清政府开始转向全面干预政策进行铺垫,进而对1885———1894年间清政府对朝鲜政策变化形成之背景进行了浅要分析。     

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对华学生预备教育的殖民化转向

近代日本东亚高等预备学校是二战结束前中国留日学生接受预备教育的重要机构之一。该校初为松本龟次郎私人所立,但随着日本侵华野心的日益膨胀,日本当局通过经费投入、人事调整等直接和间接手段将该校操控于手中,并通过专业设置和校外活动等对中国留日生实施殖民教育,企图将其培养成“大东亚建设”的协助者,致使该校逐步沦为日本培植“以华制华”亲日分子的重要基地。深究东亚高等预备学校对中国留日生预备教育发生殖民化转向的实情,可明晰近代日本民间教育机构被纳入政府事业运行轨道的历史宿命之所以然,亦能得出留学教育要遵循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和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宗旨、对外教育交流需警惕国际非正常因素等结论。     

朝鲜开国前清政府对朝政策的转变

19世纪后半期,伴随着世界资本主义列强对清王朝的侵略,中国殖民地程度不断加深,传统的宗藩关受到了严重冲击。同一时期,作为"隐者之国"的朝鲜在闭关锁国政策之下,封建统治逐渐衰落,加之,日本等资本主义列强随着清王朝国门的开启也开始对清之藩属虎视眈眈,朝鲜也面临着严重的开国危机。清王朝向来以体制攸关,尤其重视中朝之间传统的宗藩体制,然而此种情况下,清政府为时局所迫不得不改变旧制,以在朝鲜实施"以夷制夷"之策来应对朝鲜已经临近的侵略危机。从众多层面上看,清政府对朝政策的转变是朝鲜的开国危机与清国半殖民地的程度不断加深的必然结果。     

朝鲜阳明学派的形成与东亚三国阳明学的定位

朝鲜朝时期(1392-1910),在退溪学的主导下通过对阳明学的辨斥,才形成了不同于中、日两国阳明学的独特的朝鲜阳明学派.就学术个性而言,朝鲜所接受的阳明学比较接近中国北方的阳明学,而日本所接受的阳明学则较为接近南方阳明学.比较而言,中国的阳明学发展到后来,已从政治层面深入到民间社会,与平民教育相结合,走的是政治化加世俗化的普世主义的发展路径;日本的阳明学起先只是掌握在儒学教师个人手中的文化知识,后来为了实际的需要而逐渐成为武士阶层手中的思想武器,走的是学问化加功利化的文化民族主义的发展路径.而朝鲜的阳明学从一开始就是作为与佛教禅宗相混同的异端思想被引进的,因而是在垄断性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辨斥声中被官方和民间艰难地接受和传布的,走的是如何适应以程朱理学为绝对权威的类似原教旨主义的发展路径.     

朝鲜对中国儒学的接受——以栗谷李珥的《圣学辑要》为中心

高丽末期,从中国传入的朱子学成为在朝鲜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对朝鲜历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特别是可称为帝王学标本的《大学》在以多样形态发展的过程中,被朝鲜的政治指导者视为教材。朝鲜时代的学者栗谷撰述的圣学教科书《圣学辑要》对《大学》进行再解释和学问上的发展。《圣学辑要》以《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为基础,分为"修己"、"正家"和"为政",包含更广泛的内容。《大学》所体现的单纯层次的修己治人,被发展为非常具体的政治和人生的实践指南。尤其是把具有模糊意义的儒教理念表现为实际人生的现实,使朝鲜儒教得以体系化。这就体现了所谓以"正"为核心的政治,追求持续性人生的矫正教育。     

满铁附属地学校学制的历史嬗变

满铁附属地的学校教育体系分为日本人学校教育及中国人学校教育两大系统。通过对中日学校教育学制进行梳理,可厘清其学制的年限及其变化,了解其特点、差异,明确两种不同学制的设置目的是为了满足日本对我国东北进行更加有效的殖民侵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