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DEA-Tobit模型粮食主产区家庭农场经营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以对江西省新建县、渝水区、丰城市、鄱阳县、东乡县五个地区家庭农场调查数据为基础,基于投入导向的DEA分析法对家庭农场的经营效率进行测算,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建立Tobit回归模型分析了家庭农场经营效率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家庭农场经营综合效率的大小较多地依赖规模效率,土地的适度规模已成为促进家庭农场经营有效率的关键因素,家庭农场纯技术效率水平比较低;家庭农场的劳动力数量、投资规模、土地流转成本、农用机械数量、借贷资金、农用机械补贴和是否需要农业保险等因子对家庭农场的经营效率产生了显著影响。建议政府需要对家庭农场给予政策导向,完善土地制度以及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粮食收储制度改革对家庭农场保费支出的影响

作为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改革的关键举措,以取消玉米临时收储制度为先导的粮食收储制度改革一定会引起粮食生产者的响应和行为调整,规模化的家庭农场更是如此。依据这样的假设,基于家庭农场购买保险的事实,利用实证检验方法对粮食收储制度改革的政策效应进行评价。通过全国家庭农场监测2016年和2017年粮食类家庭农场两期面板数据,建立DID双重差分模型进行政策效应估计,计量结果表明:在控制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2016年在东北三省及内蒙古地区开展的粮食收储制度改革确实导致了这些地区粮食类家庭农场2017年保费支出的显著增加。这一研究发现再次印证了家庭农场的市场主体特征,据此提出应在深化粮食收储制度改革的同时,积极推动农业保险升级创新,以更好适应粮食生产主体的需求。     

新技术采用能够提高家庭农场经营效率吗?——基于新技术需求实现度视角

基于2017年和2018年两轮家庭农场问卷调查数据,考察了家庭农场新技术采用情况对其经营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采用新技术的家庭农场比未采用新技术的家庭农场经营效率相对更高;但家庭农场只是一般性采用新技术,对经营效率的提高并不明显;只有采用与自身需求相匹配的新技术,才能够显著实现增收效果,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研究结论依然成立。新技术采用的增收效应在经营种类上主要体现在非粮食类经济作物上;在新技术种类上主要体现在新品种和病虫害防治新方法上;新技术采用对都市郊区、技能较高的农场主以及示范性家庭农场经营效率的促进作用更大。研究首次提出新技术需求实现度概念,并发现只有提高新技术需求实现度才能提高家庭农场采用新技术的经营效率。     

家庭农场经营类别、动态效率收敛及其影响因素

利用Bootstrap-DEA方法对2014—2019年粮食型、养殖型和蔬果型三类家庭农场的动态效率进行测量.结果表明:粮食型动态效率逐年递增,养殖型家庭农场由于环境规制,要素配置不均,动态效率逐年下降,而体现蔬果型家庭农场动态效率的各种效率均较为低下.对动态效率收敛进行检验表明:蔬果型家庭农场不存在任何形式的收敛,而粮食型家庭农场与养殖型家庭农场存在条件β收敛,人力资本存量、农村水利设施与电力设施共同显著影响这两类家庭农场的收敛,且人力资本存量的影响大于水利设施与电力设施.此外,粮食型家庭农场的动态效率收敛还受到农村道路设施、社会化服务完善程度和生产补贴政策的显著影响,而养殖型家庭农场主要还受到当地经济发展程度与农村市场化程度的影响.基于此,建议加大对职业农民的培训与培养力度,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构建新型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加快农村市场化进程,合理确定生产规模.     

农业补贴提高了粮食生产技术效率吗？——基于江苏省552户粮食生产型家庭农场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江苏省552户种植业家庭农场的微观调查数据,利用超越对数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和技术效率损失函数,在测度家庭农场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基础上,实证分析农业补贴对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江苏省家庭农场粮食生产平均技术效率为0.814,家庭农场粮食生产存在18.6%的技术效率损失;与机械、自有劳动力相比,农资这一投入要素的产出弹性最大;补贴对家庭农场粮食生产技术效率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分组回归结果显示技术效率随经营规模增加而递增,补贴对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影响存在显著规模差异。为促进家庭农场健康发展,应推动粮食生产技术转型升级;改进补贴发放方式和标准;采取多元灵活的补贴方式,提高补贴的指向性、精准性和实效性,发挥补贴对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的促进作用。     

基于SFA的家庭农场技术效率测度与影响因素分析

运用“一步法”随机前沿SFA模型,实证探究603户家庭农场的技术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并就不同农业要素配置方式与农场技术效率的关系进行考察。结果表明:土地、劳动力、资本投入对农业生产均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但农场综合技术效率的大小较多地依赖资金规模效率;农场平均技术效率值为0.58,存在42%的技术效率损失;不同农业要素配置方式对农场技术效率变化有显著的影响。相对于无土地转入户,土地转入户有着更高的经营技术效率;相对于无非农就业户,非农就业户有着更高的经营技术效率;农场主的年龄和文化程度对农场技术效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种植经济作物、采纳新型农业技术、制定生产技术标准、加入农民合作社、注册商标品牌、建立稳定的销售渠道对农场技术效率具有显著提升作用。为进一步提高农业技术效率和要素配置效率,应加快农村土地流转市场化进程,推动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而作为农场经营者则应积极转变观念与创新管理方式,不断提高农场管理水平和经营技术效率。     

我国家庭农场的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差异

基于1647份的家庭农场微观调查数据,运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系统评估粮食型、非粮食型和混合型3种类别家庭农场效率及其差异分布,结果表明：2011—2016年家庭农场样本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年均增长率为0.75%,增长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和要素配置效率变动,但后者贡献较小,规模扩张是TFP增长的重要阻碍;粮食型农场效率处于最低水平,非粮食型农场效率最高,3类农场差异显著。选择适度规模经营以提升规模效率、转变经营思路带动配置效率提升以扩大TFP的提升空间、持续推进对现有农业技术的推广和运用、着重提升粮食型农场效率防止非粮化倾向是当前家庭农场发展的关注重点。     

不同体制下家庭农场经营绩效差异分析——基于新疆地方和兵团家庭农场的调查

以新疆地方和兵团240个棉花种植型家庭农场的调研数据为例,运用熵值法实证测算了新疆地方和兵团家庭农场的经营绩效,并从体制视角对家庭农场经营绩效差异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兵团和地方家庭农场的经营绩效水平总体较低,地方家庭农场经营绩效显著高于兵团家庭农场;家庭人均收入水平、农业劳动生产率以及农产品成本收益率对地方家庭农场经营绩效有显著影响;土地生产率、家庭人均收入水平以及农技人员上门服务次数对兵团家庭农场经营绩效有显著影响;兵团家庭农场适度规模经营面积大于新疆地方。     

家庭农场的经营效率及适度规模——基于松江模式的DEA模型分析

基于微观农场的调查数据,运用三阶段DEA和超效率DEA模型,对松江区粮食家庭农场经营效率及其适度规模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管理因素、外部环境因素和随机因素对农场经营效率均有显著影响,对其进行剥离性分析是合理的。其中,农场主文化程度、粮食种植补贴能够显著提高家庭农场经营效率,农场到镇中心距离与生产效率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而农场主年龄、农田块数、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率等变量的影响则是多元的。18组家庭农场中,最优土地投入规模为8.13～8.40 公顷。为了从整体上进一步提高松江区粮食家庭农场的经营效率,可以加快培育职业农场经营者,调整粮食种植补贴结构,构建高效农业技术信息传播体系,加强农场主劳动的协同性,增强经营者进入、退出机制的灵活性以及加大对有机肥、液体肥、低毒农药等的研发及推广力度,实现人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农场主经历对农场发展影响的实证分析

将农场主按具有相关务农经历、相关非农经历和相关多元经历分三种类型进行对比,基于中部地区某县家庭农场的调查数据,综合运用方差齐性检验、均值多重分析-LSD和Tamhane’s等方法及SPSS20.0软件,探讨农场主先前经历对家庭农场基本特征、经营种类和经营业绩的影响。结果表明,农场主先前经历对其家庭成员数不存在显著影响,但对家庭农场长期雇工数、初期投入资金规模和经营土地面积等存在不同程度的影响。农场主先前经历对家庭农场经营种类选择和经营绩效有显著影响。多元经历型农场主往往热衷于创办投资规模大、收益高、见效快的综合类项目,经营绩效最优;非农经历型农场趋向于选择投入和风险水平较低的种养结合类项目,经营绩效次之;务农经历型农场则趋向于选择单纯种植或养殖类项目,经营绩效相对最差。     

家庭农场登记的比较分析——来自江苏的调查

家庭农场的登记能保护农场主的合法权益,增加其投资预期,促进家庭农场的发展,但实践中家庭农场的登记率约12%。江苏种植类家庭农场的实证研究表明:不同类型的农场,影响登记因素不同,但有相同的路径。影响粮食类的是农场主的年龄、土地流转的期限及村干部的宣传。影响园艺类家庭农场登记的因素有土地流转的价格、面积和村干部的宣传;农场主的个人特征、土地流转以及村干部宣传等因素共同影响着家庭农场的登记决策。依据企业生命周期理论,可以推断江苏的家庭农场还处于初级阶段。为提高家庭农场的登记,政府部门要出台促进家庭农场发展的政策,刺激土地流转,加大宣传力度,特别是要重视村干部的宣传作用,规范不同类型家庭农场的土地流转,加强对年龄大的农场主的登记培训。     

农村土地制度变迁对粮食生产影响的实证分析

土地制度的变化,直接影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对土地的投入热情,进而对粮食生产产生重要影响.本文依据我国相关历史资料和统计数据,运用支持向量机SVM模型,全面分析了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土地制度对粮食产量有着显著影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促进了粮食的增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对粮食增产也发挥了积极贡献.课题组在陕西省开展调研发现:土地流转制度为规模生产和集约经营创造了条件,提高了农户增加农业生产投入的积极性,有效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陕西省在实行土地流转制度之后,农业劳动力投入产出比和粮食单产都显著提高.为保障粮食生产安全,应进一步完善土地制度,加快推进土地确权,支持发展家庭农场,创建多元补贴机制,推进土地制度创新,使土地“宜粮则粮,宜经则经”,保证粮食产量稳定增长,促进农业发展.     

家庭农场的纵向协作模式选择

家庭农场与其他农业经营主体之间进行纵向协作,有利于实现彼此利益和功能的互补。以湖北省家庭农场为调查对象,建立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家庭农场纵向协作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家庭农场对不同纵向协作模式的选择行为受多种因素的影响,与市场交易模式相比,受教育程度、生产规模、劳动力投入规模对家庭农场选择合作社模式有正向的显著影响,风险偏好对选择合作社模式有负向的显著影响;受教育程度、生产规模、掌握市场信息的能力、劳动力投入规模、农产品生产认证情况对家庭农场选择纵向一体化模式有正向的显著影响。建议对依托家庭农场发展起来的各类纵向协作的组织形式都应该包容发展。     

谁是下一代农场主? ——家庭农场主的职业代际传递意愿及其发生机制研究

文章从制度支持机制、机会结构约束机制和收益-风险约束机制三个维度分析了影响家庭农场主职业传递意愿的相关因素。研究发现,制度支持机制对农场主的职业代际传递有一定程度的影响,相对于选择家族内其他成员而言,政府开展的人才培训和政府补贴有助于农场主子女作为职业代际传递对象;机会结构约束机制对家庭农场主的职业代际传递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相对于选择家族外成员而言,在子女参与农场劳动的情况下,农场主将优先选择子女作为职业继承人;从收益-风险约束机制来看,家庭农场的短期收益对农场主的职业传递意愿并不具有显著的统计影响;农场主在认为农场经营存在较高风险的潜在收益时更愿意选择子女接手未来的农场经营。由此提出：除了进一步加强对家庭农场的制度支持外,还应该提供相应的风险应对策略,鼓励发展亲代与子代共同经营的家庭农场;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指导下,应该为具备农业企业家才能的能人创造宽松的环境,并致力于加强农村经济组织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汽车内饰件塑料收纳盒的注塑CAE分析和模具设计

在合作社成员异质性的情境下,采用共同前沿分析的分析方法,研究了家庭农场与合作社耦合生产这种新型农业经营模式的粮食生产技术效率。结果表明：增加家庭农场的资本,土地和劳动力投入能显著增加家庭农场的粮食产出;非合作社家庭农场的粮食生产技术效率最低,其现有的生产技术与潜在的生产技术之间差距较大;合作社核心社员的粮食生产技术效率最高,其本身的生产技术相比于其他两组而言,更接近其潜在生产技术,最有可能达到其可行的最大粮食产出;合作社普通社员与合作社核心社员都有可能通过改进的生产技术和学习更加先进的生产技术,来缩短与其潜在生产力的差距;合作社成员异质性确实存在;随着家庭农场主年龄,受教育年数和贷款难度的不断增加,能促进家庭农场的粮食生产技术效率。     

改革初期新疆国营农场的家庭农场制度——基于文献和口述史料的再思考

运用大量的口述史料和期刊论文,对改革初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国营农场中建立家庭农场的历史,进行了系统的分析。分析表明,当时当地兴办家庭农场,最关键的原因是当时国营农场制度效率低下,生产经营负担沉重,职工生活困难重重。由于变革现存制度可能带来的巨大的潜在利润,加上生产技术水平高、制度创新成本较小、外部环境不断优化等有利条件,家庭农场才得以陆续成功兴办。因此,必须出于一定的客观动因,出于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具备应有的条件,家庭农场才会水到渠成;千万不能急于求成,好大喜功。这是这段历史对今天的重要启示。     

家庭农场身份类型与农机服务供给行为 ——基于内生型和外生型的比较

利用江苏省538个粮食类家庭农场调查数据,以农机服务为例,采用Logistic模型考察不同类型(内生型和外生型)家庭农场对小农户的服务带动行为及其决定因素.结果表明:整体而言,家庭农场在以农机服务带动小农户发展方面发挥着一定的作用,但身份类型差异会影响其带动行为.具体而言:在以农机服务带动小农户发展方面,内生型农场发挥的作用更大,其为小农户提供服务的概率比外生型农场高10个百分点;具有农机资源优势是内生型农场发挥作用的重要原因;受教育水平、农业技术培训、经营规模以及农业贷款获得等也是影响家庭农场服务供给行为的重要因素;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农场身份对小农户服务带动的影响在农场主年龄、受教育水平以及农场经营规模的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基于此,建议关注家庭农场的服务供给功能,鼓励其兼职化服务,同时,明确差异化功能定位,发挥两类农场在带动小农户发展方面的比较优势.     

家庭农场：基于村庄内部的适度规模经营实践＊

文章梳理了技术效率派和制度环境派对家庭农场适度规模经营的研究,提出回到村庄内部视角看待家庭农场适度规模经营的确定。结合松江家庭农场调查经验,指出村庄强大的集体制传统、基于村落成员权的土地福利分配、形式平等与事实平等兼顾的村庄大公平观等与政府、市场共同建构了家庭农场适度规模。对家庭农场的整体性认识和政策制定均有借鉴意义。     

家庭农场成长条件与政策支持调查分析——基于河南的典型调查

本文基于河南省10个县(市)的50户家庭农场详实有效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家庭农场发展的基本状况、生产规模与经营效益,研究家庭农场成长中面临的问题及需求,得出当下生产条件的种粮家庭农场经营规模以200亩左右效益最优,家庭农场生产经营亩均年综合效益比农户高200元左右等结论。通过借鉴美、英、日等发达国家家庭农场历史发展经验,立足我国基本国情,提出了推动家庭农场发展需要的条件及相应的政策支持。     

互联网使用能否提高家庭农场的经营绩效?——来自江苏省471户家庭农场的实地调查证据

文章基于2021年江苏省471户家庭农场实地调查数据,利用倾向值得分匹配法实证分析互联网使用对家庭农场经营绩效的影响,并采用中介效应模型探究互联网使用对家庭农场经营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家庭农场主利用互联网进行信息搜寻或知识学习能够显著提升家庭农场的经营绩效,但当家庭农场主仅利用互联网进行社交互动时对其绩效的促进作用十分有限;其影响机制主要是通过提高家庭农场信息化技术的应用和促进家庭农场品牌参与得以实现;并且,互联网使用对家庭农场经营绩效的提升作用在受教育程度较高及大型家庭农场中更加明显。因此,政府应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契机,推进农村新基建发展,提高农村互联网普及率,开展家庭农场主数字和信息化技术教育培训,加强对农场自主品牌创建的激励和保护,通过财政、税收、信贷等激励措施促进信息化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落地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