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林语堂浪漫美学思想

林语堂隶属于广义的浪漫主义美学体系,他接受克罗齐和斯平加恩的表现主义美学,批评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的"标准说",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上与梁实秋为代表的古典主义思潮相互抗衡、对立.他在美学上沟通浪漫主义、表现主义和中国古典文论中个性、性灵的内在学理关联,理出中国古代浪漫文学思潮的脉络;他选择中立的文学性质与功用的定位;他在科技理性与人文精神对立的世界性的语境中,深刻批判"唯物机械论",大力弘扬自由意志.     

“浪漫主义”小议——对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欧洲浪漫主义文学发展的一点异议

有关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风靡欧洲,波及世界,给后世文学以深远影响的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及浪漫主义文学。在一些论著和高校教材中,有的把它分为消极浪漫主义,积极浪漫主义;有的把它分为反动浪漫主义,进步浪漫主义。一言以蔽之,浪漫主义文学思潮及浪漫主义文学自身发展中存在着对立的两个流派(或倾向)。但谈及浪漫主义文学特征时,往往在区别思想之后,归纳出的却是它们共同的艺术特征。一方面是对立的两个流派(或倾向),一方面是共同的艺术特征,是很难令人理解的。     

浪漫背后的现实——对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浪漫主义的回望

在世纪末,当我们回望１８ 世纪浪漫主义的演进和发展之时,我们注意到了卢梭以其反文明的第一声呐喊,为浪漫主义的勃兴埋下了伏笔,谢林为浪漫主义思潮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更令人关注的是浪漫主义思潮以其独特的理论视角,以无法被当时人们真正理解的表达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前景,洞见了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的内在分岐,预言了两者分道扬镳的最终结果。透过浪漫背后的现实,那是一种深切的忧患意识与深刻的洞察力的表征,是一曲人文精神即将失落的哀歌,是对科学理性一统天下的警示。这里,蕴含了诸多智慧的闪光：首先,在浪漫主义那里,我们看到了变革年代所产生的先天叛逆性;其次,虽然浪漫主义在寻找人的真正解放时或是通过艺术,或是通过教化,或是返归自然,甚至皈依宗教而走上了一条乌托邦式的道路,但对资本主义社会丑陋现象的揭示使他们对工业文明下人的社会境遇有着深刻洞见。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浪漫主义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它蕴含的内在精神的延伸却不会因它本身苦难的结局而停止     

被误解的浪漫主义——卢梭的非浪漫主义与康德的反浪漫主义

因为提出"回归自然"、"天才"等观点,卢梭与康德长期被奉为浪漫主义的鼻祖.但实际上,这是对他们望文生义、断章取义式的误读.与浪漫主义相对,卢梭的非浪漫主义和康德的反浪漫主义本质上都属于启蒙主义.尽管卢梭与康德的思想被误解为浪漫主义,却从反向推动了浪漫主义的发展.     

激情·创造·整体——对现代浪漫主义的哲学评论

浪漫主义与形而上学理性主义对立,集中研究人的内在的想象的灵感、激情的创造活动和个人的自我创造力。浪漫主义提出了关于人类精神的新标准和新价值。通过人的想象和自我创造力,人类能够创造出从未有过的、真实的实在(新的实在)。人类的创造性的想象参与着世界的创造活动。本文主要对浪漫主义的激情论、创造论和整体论加以评论。     

索尔·贝娄对反理性思潮的反思

索尔·贝娄从关爱现代人的存在状况出发 ,对西方重要的反理性思潮进行了反思 ,并给予批判。他认为 ,存在主义观念导致不健康的人格和生活方式 ,弗洛伊德的理论要对“二十世纪大规模的精神错乱负责” ,而浪漫主义精神则完全置理性于不顾 ,成为情感膨胀的催化剂。在批判的过程中 ,贝娄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理论———平凡的存在观。     

中国现代思想的唯理主义品格

科学对中国现代思想的形成和演变具有极为重要的影响,而科学又是理性的产物,因此中国现代思想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唯理主义品格。理性(科学)是中国现代思想衡量一种学说和理论能否被接受的最基本的标准之一。现代中国人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的信奉和追求,对人的自觉能动性的推崇,对计划经济的偏爱,无不与理性息息相关。然而,理性虽然对中国社会极端重要,但其在社会政治领域中的不恰当运用却可能造成以下后果:一、激进的或极端的反传统主义。二、政治理想主义。三、政治思维取向上的未来主义。造成这种状况的理论原因在于:一是对理性的纯粹化、理想化的理解,从而把理性与实践对立起来,不了解实践理性也是理性的一种形式。二是由于未能正确把握理性与实践、纯粹理性与实践理性的关系,因而只把技术性知识当作知识,而忽视实践性知识的重要性。     

施莱格尔浪漫主义视域中的现代性问题

施莱格尔早期哲学—文学理论的发展过程充分体现了早期浪漫主义现代性批判的深刻性与复杂性。首先,他批评现代文化坚持分析性和反思性的理性原则,导致自然的祛魅和人与自然的疏离。其后,他又对现代的理性形式进行了重新评估,通过将理性反思转化为浪漫诗的反讽,既保持了理性的反思性和批判性,又将这种否定的力量转化为一种让本真的自然得以不断显现的积极的力量。在以反讽为原则的浪漫诗中,自然不再是一个由量化的、分析性的理性建构出来的僵死的物质集合,而是恢复为一个活生生的、创造性的实在。施莱格尔的“浪漫诗”观念突破了古代与现代的截然对立,既批判现代世界的分裂和异化,高扬古希腊艺术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理想;同时又意识到,人类必须通过与这种原始的和谐状态的分离,才能最终在人的理性和所有其他自然禀赋得到充分发展的情况下达到一种更高的和谐统一的状态。     

市场文明与道德文明的划界与归根──先验文明结构批判

拜金主义和道德滑坡问题是市场越界的表现，市场越界是对道德越界的惩罚。这个问题的出现说明，亚当·斯密在西方社会转型时期指出过的市场与道德的对立，不仅长期困惑西方人，也开始困惑我们。通观人类文明结构的演进过程，以及现代经济与社会发展国际化的趋势，可以认为，市场文明与道德文明是界限分明而又内在联系的新型文明结构，这种新型文明结构是对支持市场与道德越界的形而上学先验文明结构的克服。认知理性与道德理性的对立和越界，是人类社会文明结构上的对立在主体理性上的表现，这个对立不仅困惑着东西方人的思想，也影响着市场与道德的划界。康德对先验理性结构的批判，出色完成了对主体理性的划界，使主体理性因从形而上学囚笼中解脱出来而觉醒，这觉醒的理性对医治市场与道德的越界，科学理性的独断与道德非理性之对立等现代社会病，仍不失为对症良药。     

宗教的镜像阐释:当代西方宗教电影的深度与样态

电影成为当代宗教文化的一种新的表现形态,由于"宗教性"的难以界定,"宗教电影"的范围在无形中被扩大了.当代宗教现实题材电影的叙事主题和宗教拷问主要表现在,对"上帝之城"的神圣与信仰的背叛、宗教信仰与现代社会发展的碰撞与摩擦、基督教文明与土著文化的对立与融合、信仰与理性、宗教与科学的对立等的探讨.宗教现实题材电影的叙事策略与形态呈现则主要是,表现具有争议性的鲜明的宗教批判主题、宗教与现代社会发展冲突化解的悲情主义与浪漫主义倾向、宗教意识形态的历史重现和幻灭、神秘与诡异的科幻色彩等.本文认为,西方宗教题材电影已经以其强烈的宗教性、深刻的思想性,而成为世界电影史上一个独特的电影类型.     

“反启蒙”之滥觞——历史主义兴起的哲学反思

历史主义的兴起主要是基于一种"反启蒙"的历史意识的觉醒,它反对启蒙哲学所宣扬的普遍理性和普遍价值。历史主义与启蒙运动的关系问题是历史主义思潮兴起的重要理论背景,其中浪漫主义对启蒙运动的反抗与决裂在此问题中起了重要的中介作用。历史主义的理论合理性就在于赋予了普遍价值以历史特殊性的维度,但它推崇的个体历史观和价值的特殊性最终走向了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的专制和排外,结果造成了包括本民族在内的世界性灾难。这需要从哲学上加以反思,而比较历史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待启蒙遗产的态度是一个重要的视角。     

论中国现代文学的启蒙叙事

“五四”启蒙精神孕育了中国现代文学的两大叙事传统,分别表现为“理性浪漫主义叙事”和“情感阳性主义叙事”,它既是中国化的启蒙哲学与美学精神的体现,亦有着更为深广的文化人类学与哲学的根据。从审美表现上说,理性浪漫主义叙事的特点在于以情绪化、情感化为艺术手段与表现方式,但在其深层反映了人的情绪情感对理性的判断与解构,对理性的要求及向往,突出强调的是情感对理性的作用;后者则是理性崇拜精神在审美上的反映,从艺术表现对象来说,它又表现为探讨理性对人的意志、信仰等情感世界的作用。这两大叙事传统共同表现了以清理激荡为人的解放动力的启蒙主义文学精神。     

论我国反垄断法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建立

惩罚性赔偿制度能够激励垄断行为受害者提起私人诉讼,也能够对垄断者形成强大威慑力。该制度在理论基础、功能、国外立法实践等方面具有证成的合理性。综合考察我国双倍赔偿制度立法先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修改草案三倍赔偿制度之规定及反垄断司法实践,惩罚性赔偿制度引进立法的现实条件已经具备。基于垄断行为对社会整体利益的损害,三倍损害赔偿制度应当在我国《反垄断法》中予以规定。     

缺席、在场都是尴尬的存在——新时期浪漫主义文学研究述评

浪漫主义文学创作及其研究是新时期文学的重要问题。但与其他文学形态及其研究相比,备受冷落。关于新时期文学研究的论文和著作汗牛充栋,大都忽视了它的存在,以至于浪漫主义文学研究者在开始研究之前不得不花费大量笔墨论述其“在场性”,寻找存在的条件,分析遭遇冷落的原因。而其“在场性”刚刚得到认可,研究还没深入,论者就迫不及待地探讨其“终结”的原因,致使浪漫主义文学研究中存在许多问题。无论“缺席”还是“在场”,都说明浪漫主义文学在新时期处境尴尬。     

美学的浪漫主义和政治学的浪漫主义

20世纪中国文艺理论体系中的浪漫主义主要有两大类别:以卢梭为代表的“美学的浪漫主义”和以高尔基为代表的“政治学的浪漫主义”。前者的内涵侧重于对人类文明及科技理性发展所带来的负值效应的忧虑、质疑与抗衡;后者则把浪漫主义当成隶属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中的一种成分,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工具.30年代后的中国,政治学的浪漫主义排斥、取代了美学的浪漫主义,在具体文艺实践中带来一系列令人困惑的现象。实质上,郭沫若与沈从文就分别代表了这两种浪漫主义在中国文学界的不同的命运。     

五四新文学对浪漫主义的接受、选择与弃绝

五四是一个浪漫的时代 ,新文学家们通过借鉴浪漫主义文学 ,发动了一场文学的自由主义运动 ,也展现了自我的浪漫情怀。但是 ,五四新文学对浪漫主义文学的接受是有所选择的 ,二者在宗教性、自然性和回到中世纪等方面有很大的差距。 2 0世纪 2 0年代中期以后 ,在诸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 ,浪漫主义又被新文学所弃绝     

论日本明治时期浪漫主义的文学评论及文艺思想——从北村透谷到高山樗牛

北村透谷和高山樗牛 ,是日本明治时期浪漫主义文艺评论家的优秀代表 ,从他们身上可折射出日本早期浪漫主义思想的成长和中后期浪漫主义思潮的兴盛。以北村透谷为代表的前期浪漫主义具有悲观主义的倾向 ,而以高山樗牛为代表的后期浪漫主义则带有“乐观主义”的成份。如果说北村透谷的创作和评论是日本浪漫主义的开启者的话 ,那么 ,高山樗牛则是日本浪漫主义承前启后的人。     

试论抗日根据地展览会对科技传播的贡献

中共领导人及抗日根据地各级政府都清楚地认识到展览会的科技传播功能,因而积极举办工农业生产和医药卫生等展览会。抗日根据地的展览会汇集、展示了大量的科技信息和知识,是边区民众了解和掌握科学知识的重要场所,也成为抗日根据地科技传播的重要平台。通过展览会中的实物、口头和印刷三种传播手段,抗日根据地的科技传播取得了较好的成效,有助于推动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建设和提高群众的科学文化水平。     

田汉话剧创作方法的有机构成

单纯地用浪漫主义或现实主义概指田汉的话剧创作很难正确地解读其作品的实质。以中国戏曲文化为本,积极地吸取现代派戏剧的有益营养,坚韧地执著于现实人生而发挥创作主体天性中的浪漫主义特长,或者简单地说,在民族传统戏曲文化的基础上,现代、现实和浪漫的三结合,即是田汉话剧创作方法的有机构成。     

合理性与合法性视角中的近代社会治理

治理体系及其过程的合理性与合法性是近代社会建构的基本需求,并且,这种需求主要是反映在公共生活及其框架的确立之中的.绝对国家中可能最早出现了合理性与合法性的问题,但它只是潜在地包含着这一问题,并没有自觉地去追求合理性与合法性.在否定绝对国家的过程中,人们提出了包括议会主权、三权分立与人民主权在内的几种追求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方案,并最终通过一种妥协的形式化民主制度完成了对问题的"解决".由民主制度解决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属于政治合理性和政治合法性,它们之间是相统一的.到20世纪,由于官僚制的建立,公共生活走上了片面追求技术合理性的道路,这是合理性与合法性相分离的状态,即合理性被归于技术,而合法性依然从属于政治.由于合理性与合法性的分离,使近代社会偏离了正常的发展轨道,也使整个社会治理体系及其过程陷入了"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