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墓志看唐代妇女的贞节观

]唐代社会虽不以再嫁为耻 ,但唐代妇女的再嫁并不普遍 ,贞节观仍然是保守的 ,这可从大量的墓志中得到证实。上层宗室贵族深受胡族婚俗的影响 ,形成了与下层妇女截然相反的贞节观念 ,但这并不是社会的主流。唐代社会妇女保守的贞节观 ,成为后世妇女贞节观念的滥觞     

唐代京师地震及唐人地震观

唐代地震具有时段上的典型性,同时,京师地区具有典型的区域研究价值。为探讨唐代京师地震的特征,分析唐人在同地震接触过程中逐步形成和树立的地震观,运用文献分析法进行分析。研究认为,唐代290年间,京师地区共发生地震34年次,唐代京师地震具有明显的时段性,连续性地震偏多,且地震的破坏力较大;唐人的地震观主要表现为地震的天人感应观,这是主流观念,其固定的认知模式是系列的因果关系:君主“人政乖错”-阴阳五行失调-“天地见眚”上天示警-发生地震-君主修政“体励虔恭”-“变异自消,休征可致”;柳宗元对地震成因的解释表现为地震的自然成因观,但并不盛行。唐代京师地震具有典型的研究价值,唐人可能已经不太认可天象与地震的关联,并重新构建了天象与地震的关系:与地震有密切关系的是某些具体星辰运动和亮度的变化,其他星象变化不能够引起地震;相较于汉代,这是认识上的进步。     

试析唐代农民家庭的生育观

唐代农民的生育观具有历史的传承性,同时又有其自身鲜明的特点。传统的"早、多、男"生育价值观在这一时期农民家庭中仍占有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又表现出比较开明的生育观念,出现了"重生男亦重生女"的观念,从而使唐代农民家庭的生育观呈现一番新景象。     

唐代士人阶层遗言薄葬原因考——以洛阳地区为中心

唐代流行厚葬,但墓志和传世文献中葬于洛阳地区的唐代士人阶层的遗言显示,一部分唐人临终有意选择将自己薄葬。唐代士人阶层遗言薄葬不仅可以作为墓志、传记标榜人物德行的一种途径,也是唐人对丧葬状况、社会现实进行审视的结果。个人观念、生活习惯、宗教信仰、"多藏厚亡"思想和盗墓事件多发,均是唐代士人阶层遗言薄葬的主观原因;客观上,社会抵制厚葬的风气、家庭经济能力不济可能导致薄葬意愿的产生。归葬背后沉重的葬费支出也可能影响唐人选择薄葬,在外宦游的唐人临终提出薄葬,将之作为缓和新的居住模式与根深蒂固的家族观念、故里情节之间矛盾的一种办法。     

“四海”观念的历史演变与“大一统”文化精神的生成

“四海”与“九州”构成了中国古代认知世界的早期天下观,“四海”作为“九州”的边界,其观念的历史演变与中国“大一统”文化精神的生成密切相关。先秦时期中华民族之间的互动与交融促进了“四海会同”格局的形成,使“四海”一词同时具有“四方”“四夷”“天下”等多重地理含义。礼乐教化上的“四海”一统与中华民族的不断融合与凝聚,促进了“四海一统”天下观的演变,以及对“大一统”文化精神的认同。随着“四海”观念的历史演变,形成了以“四海一家”为代表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天下观与文化精神。     

天下观的消解与民族国家观的构建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处于从传统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时期;与此同时,各界人士传统的天下观逐渐转向现代民族国家观。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利用西方现代政治概念和理论,重塑中国传统的"天下""民族""国家"等观念,提出"中华民族"概念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思想。这一思想转变先后经历了传统社会"天下观"消解和朝贡体系解体,到"中华民族"概念和现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初步形成几个阶段。     

也谈唐代冥婚习俗及其原因

冥婚习俗作为中国传统婚俗的特殊形式，在唐代显示出流行的趋势，唐代冥婚主要有活人嫁死人或死人嫁死人两种形式，而其冥婚的缔结，一般要经过纳聘、赠送迎亲版与冥婚书或赠送信物、墓祭、迁葬几个环节。籍冥婚可以安慰死者，籍冥婚可以使殇者完成归葬家族墓地、牵忖祭家庙的礼节，籍冥婚可以使家人获得实际利益是唐代冥婚盛行的主要原因。     

唐代道士人数辩说

唐代道士人数辩说张泽洪《新唐书·百官志》崇玄署条载：“天下观一千六百八十七，道土七百七十六，女官九百八十八。”此记载的男女道士数合计仅１７６４人。从行文的逻辑顺序看，此处继天下道观数后，应记天下男女道土人数。但全国仅１０００多名道士，却与唐代道教的兴...     

蕃将世家:唐代浑氏家族现象研究

浑氏家族可谓蕃将世家,其九代人的史事考就是说明;浑氏家族汉化有五种表现,即血统关系上的汉化倾向;地望上的汉化变迁;族望上与汉人认同;姓名上的汉化,读书习儒,从心理上接受汉文化;浑氏家族现象的出现有三方面的社会基础:其一,作为魏晋南北朝民族大融合孕育出来的李唐王朝较少民族偏见和保守传统;其二,唐代实行开明的民族政策,即对周边民族的“怀柔”、“羁縻”政策;其三,唐代武功强大,需要蕃兵蕃将的加入。     

论西汉初国家重构中的"孝"秩序观

汉初统治者在国家重构过程中,选择建立以"孝"为核心的秩序观.该秩序观从西汉农业社会家族本位角度出发,以"孝"的观念教化家族成员,在有利于家族的和谐化、秩序化的同时,使国家所需人才的培养在家族中得以完成,而"孝"所产生的内引力也强化了皇族内部的统一.     

“天下观”的寓意及其社会学阐释

中国“天下观”是举世唯一的社会观,为中国社会发展规约了方向。古代中国天下观的核心内容是中心文明与外围蛮夷的区分。中国的“天下观”实际上包涵了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空间地理上的概念,即中国人如何确立着自己在世界范围内的空间位置;二是社会寓意方面的,即中国人如何看待自己独特的文明与传统。也即自然的天下观和人文的天下观的含义,实际上这两个方面的内容都源自一个社会基础,即中国的乡土习性。“天下”视域下的中国社会既是充满僵化与超稳定因素的社会,又是弥布活力与变革的社会,在这里,“自然”的天下观变化是主导中国总体性社会变革的直接根源,而扎根于中国文化精神的“人文”天下观是中国社会发展模式形成的思想基础,同时也是中国“经验”形成的理论前提。     

高中生人性观研究

采用自编的人性观问卷,对367名高中生的人性观状况进行了研究。结果发现:高中生比较认同人本主义学派(当事人中心疗法)和认知学派(理性情绪疗法)的人性观,较少认同行为主义学派(行为疗法)的人性观;人性观差异性的研究显示,男生和女生之间,不同学校的学生之间,不同年级的学生之间,在人性观的一些因子上存在差异。     

从唐代边塞诗看唐代的民族政策--唐代边塞诗系列研究之二

唐代统治者较少歧视少数民族,实行较为开明的民族政策,华夷一家、全国一体的观念,羁縻制度、和亲政策的实施,有力地促进了唐代多民族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唐代边塞诗是唐代民族关系、民族政策的形象记录,它生动反映了唐代统治者处理民族矛盾、解决民族冲突、实行民族统治的政策,真实再现了唐代化干戈为玉帛的民族关系.     

"西方中心"还是"中国中心"?——对海外中国学一种解释框架的知识社会学反思

在海外中国学研究中,高度相关的两个问题经常进入学者们的视域,成为学术界激烈争论的焦点：第一,传统的中国文化能否催生出中国特色的现代性？第二,近代中国是否完全实现了由帝国向民族国家的转换？围绕这两个问题,分别形成了“冲击一回应说”与“中国中心说”的对立以及“天下观”与“民族国家观”的对立。实际上,这些对立是“西方中心观”与“中国中心观”两种流行解释框架的表现。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来看,这种对立是近代中国社会“悖论”性质在思维方式上的折射与反映;近代中国社会的“悖论”性质决定了我们要超越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而采取亦此亦彼的思维方式。     

反叛与认同:红色经典与群体本位观的双重关联

红色经典与群体本位观之间存在着反叛与倚重的双重关联,既大胆反叛传统家族群体本位,又急切认同现代阶级群体本位,"反叛"从话语层面顺应了人们的创新求变需要,"认同"从心理深层回应了人们的古老信念。这种反叛与认同的双重关联正体现了民族文化群体本位观的稳固性及现代适应性。     

唐代家庭中的夫妻关系

在唐代家族向家庭转化的过程中,夫妻关系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人身上,唐代一般认为妻是夫的附属品,是没有自己独立的人身权利的;在财产上,妻子是没有自己的独立财产的,只有在丈夫去世的情况下,才能继承或者处分财产;在感情上,唐代夫妻感情淡漠化。而亲子关系与夫妻关系的矛盾更是唐代特有的现象。     

唐代士人出世观与入世观共同的“自我”思想根基——以言志诗为中心的考察

唐代士人普遍表现出了调和入世与出世两种选择的心理,而要想真正理解这一现象,必须回答一个关键问题：这样两种相互悖反的追求,是如何在其思想中实现结合的?通过考察当时的言志诗写作可以发现,唐人的入世观与出世观,实际上都立足于一共通的思想基点,那就是以“自我”为中轴的主导意识。他们普遍期待的出世愿景,是在人世田园中,借助饮酒等形式回归自我心灵,实现自我的适意。其对于入世的向往,也普遍淡化了家国色彩,而代之以成就自我功名的强烈诉求,且在入世受挫后,很容易陷入“不可得”的个人哀伤愁绪中。他们之所以能够自洽地实现入世观与出世观的结合,正是有赖于对此根本思想底色的坚持。     

浅谈家族宗法观在企业管理中的影响

通过对中、日两国企业管理模式的比较，揭示了家族宗法观对现代企业管理影响的利与弊，强调了对家族宗法观应当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从而发展以团队合作为特点的现代企业管理模式的必要性与迫切性。     

关于"天下"的思与构 ——一种社会学视角

天下观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身怀的普遍激情.随着现代进化论的滥觞,传统的天下观势必会经历一个重构的过程.以社会学的视角看,天下具有神圣性、认同性、秩序性、自由性和社会时空性等多重含义.天下国家本质上是一种公天下的结构.天下的结构化包括两条机制:其一,"王天下"处理了天下有道和天下无道之间的矛盾;其二,"王天下"的根本逻辑是和平式的,讲求"天下化成""通天下".     

浅析佛教对唐代丧葬文化的影响

佛教的发展在唐代达到鼎盛,并对当时的丧葬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一是以“地狱观”为代表的新的死亡观念的盛行,二是出现了一系列与佛教密切相关的丧葬礼仪。由此可见,佛教不仅改变了唐代的丧葬观念和丧葬习俗,甚至有些因素融合到传统丧葬习俗之中,从而成为传统丧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