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进程中族群认同、地域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关系探讨

国家认同是一个建构性概念,既能从族群认同、地域认同获得极大的建构资源,又不得不面对二者的某些消解。根据国家整合社会各集团的理论,本文主张从利益、观念、制度三个维度来建构族群认同、地域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兼容正向良性的多重复合认同关系模式,为我国顺利完成现代化进程和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与政治文化条件。     

论唐代和亲视域下的文化认同与国家认同

和亲政策是唐王朝治理边疆的一项重要举措,在其影响之下,边疆民族与唐朝统治下的中原汉族形成了双向的文化认同,且边疆民族对唐王朝的国家认同也在逐渐加深。两种认同受到历史条件的影响,既存在统一又相互矛盾,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淡化民了族间的差异与隔阂,推动了民族同化;加速了民族间的交往与联系,增进了民族情感;促进了边疆地区经济文化教育的发展,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传统与认同:墓志中唐人的风水观与归葬东都

唐人对墓葬风水的追求是普遍现象。祖先崇拜、洛阳地域的良好风水是吸引唐人归葬洛阳的重要因素。风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了解唐人思想观念的有效途径。当时移居内地的非汉人群体,对华夏文化中风水观念的摄取,既表明其汉化的趋向,亦是其认同华夏文化的表征。     

现代化进程中地域主义与国家认同危机

国家认同是现代国家建构的重要政治文化基础,现代化进程中社会变迁所引发的体制性危机、群体性危机、文化价值危机、合法性危机等危机是改变、重塑国家认同的重要诱因.同时国家认同危机也是地域主义得以兴起的重要因素.现代化进程中地域主义与国家认同之间存在着相互关系,在利益结构、制度化水平、现代政治观念体系等变量因素的作用下,地域主义将从分离性认同转变为归属性和功能性认同,从而与现代国家认同的建构形成良性互动.     

唐代李氏科举家族的初步考察

唐代科举家族是指在唐朝世代聚族而居,从事举业人数众多,至少有三代连续多人取得科举功名,在地方乃至全国产生一定影响的家族.文章通过李绛、李程、李憕、李汉、李夷简等五个家族科举及第者生平事迹的整理研究,对唐代李氏科举家族进行初步的考察.     

抗战时期满族文学的地域文化坐标与国家认同表达

满族抗战文学,主要基于北京文化和东北文化两大地域文化坐标生发建立起来,形成了北京满族抗战文学（老舍抗战文学）与东北满族抗战文学的“双江并流”。北京自然地理的“适中性”,孕育了老舍温缓中正的抗战文学性格;北京的人文地理,尤其是“帝都”“古都”的皇城气象,以及稳妥守成、追求风雅的北京市民文化性格,被老舍艺术调用,成为制造国家叙述的独特资源。东北自然地理的“极端性”,模塑了东北满族抗战文学粗率刚直的精神性格;东北人文地理中“多元共生的民族生态”、俄日侵略史的某些印记,被东北满族作家悉心择取,成为促进抗战书写、活化（深化）国家叙述的得天独厚的资源。     

国家认同危机与认同政治——国家统一的视角

国家认同是维护国家统一的思想基础,主要体现在对国家的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两个方面。国家认同危机的实质,源自于国家的去中心化挑战,即亚国家单位的文化认同、利益认同及地域认同在不断政治化和极端化的过程中,最终反对国家的政治认同并寻求独立而使国家统一面临威胁。这一过程也是分裂主义进行认同政治动员和操弄的过程。通过塑造他者、构建自尊与威胁、挑起冲突等机理,分裂主义不仅要完成分裂群体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对立性的建构,而且要最终实现分裂群体认同对国家认同的僭越和替代。     

从人地关系看唐代关中的地域文学

从人地关系的理论前提出发，主要运用“地域一家族”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唐代关中地域文学进行探赜，对与文学发展具有关联性的关中地域文化和关中士族的一些历史事实进行整理，对本地域文学的发生机制重新诠释，在此基础上为唐代关中文学进行定位     

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

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国家认同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实际上,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不仅存在着矛盾性,也存在着统一性。深入探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对于民族团结与社会稳定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文化认同——江淮望族李氏500年盛衰考论

李氏家族跨明清两代称雄江淮500余年,连续九代有人位至一品,30余人官至二三品,40余人有诗文集传世。明清鼎革,对满人采取不合作态度,与之对抗。在康熙有限的怀柔政策下,文化认同超越了民族认同,族人适时调整自己的政治取向,与朝廷合作。但由于雍乾及以后国策变化,家族亦走向衰弱。李春芳、李清、李楠、李鱓等人的进退代表了该家族不同时期的取舍,从他们身上亦可折射出各时期国家与士人的关系。     

浅析多民族国家的国家认同

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推进和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席卷全球,国家认同再次引起学界关注。始于18世纪西欧的民族国家理论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有缺陷,对于占当今世界绝大多数的多民族国家,其民族与国家的关系不同于单一民族国家,存在国家疆界与民族边界的异质性,因此在多民族国家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并不总是一致,他们之间存在着张力甚至冲突。如何整合政治和文化资源协调二者的关系,使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和谐一致,形成高度一致的政治认同,是多民族国家面临的重要议题。     

论多民族国家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特点及互动

多民族国家内部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整合既关系到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又影响到民族的繁荣和国家的昌盛。民族认同并非简单的文化认同,而国家认同也并非完全的政治认同。民族认同中包含了民族共同体的政治利益诉求,而国家认同中也包含了民族内部和民族之间的历史文化的渊源关系与联系性,并以此互为基础。因此,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往往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渗透,相互作用。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而言,可以通过实现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良性互动来促进二者的相生,遏制二者的相克,从而维护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实现民族的繁荣和国家的富强。     

国家认同建构中的文化认同与民族认同——汶川地震后的启示

文章在分析国家认同与文化认同，民族认同之间的关系的基础上，结合抗震救灾工作，提出了国家认同建构中文化认同和民族认同建构的路径和方法。     

民国时期回族的自我认同与国家认同

回族是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以伊斯兰文化为特征的少数民族,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认同是其生存发展的基础。民国时期,随着西方近代国家意识在中国社会的传播和影响,回族社会的自我认同与国家认同意识亦显示出近代意义,积极参与国家经济文化建设和各种重大政治事务,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尤其在抗日卫国等救亡运动中表现突出。     

社会认同是怎样进行的——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的实质、类型和秩序

在对知觉认同观念解构的基础之上,文章把社会认同划分为三个类型和三种秩序,即混沌的对民族和国家的初级认同是认同的物理秩序,可变动的对民族和国家的中级认同是认同的生命秩序,象征的对民族和国家的高级认同是认同的国家秩序,高级认同的标志是新的行为圈的出现,包括"劳动产物"、"文化对象"、"被知觉情景"三个要件。从民族认同到国家认同就是这三个类型和三种秩序的连续发展和进步。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本质是知觉认同观念的形成,构建对中华民族认同的国家秩序。     

散杂居民族的地域、身份与文化认同——以重庆彭水向家坝蒙古族为例

基于特殊的社会文化生态,散杂居蒙古族有着独特的地域、身份和文化认同,散杂居民族特征非常明显。作为移入族群,重庆蒙古族形成了对族源地和居住地的强烈地域认同观念。同时,重庆蒙古族还体现出以民族传统历史文化为核心的民族认同意识。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重要一员,重庆蒙古族固然体现出对国外蒙古族民族属性的认知和认同,但同时也强烈关注到国籍与族籍之间的本质区别和巨大差异,有着强烈的中华民族认同与中华文化认同。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整合模式研究

随着当今社会的快速发展,各个民族的利益诉求不断增加,民族问题不断涌现,导致认同危机的出现.这些都严重损害了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安定.构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整合模式,是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发展所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问题.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研究述论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问题是政治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以及民族学等学科共同关注的一个交叉领域。现阶段国内外关于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二者是冲突还是一致、价值地位的高低以及其与文化适应的关系等焦点问题上。而中国学者则针对中国具体语境下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研究展开了本土化的探索与思考,并形成了合理的理论表述。     

边疆地区农牧民国家认同现状研究——基于西藏农牧区的考察

边疆地区的发展和稳定历来是国家关注的热点问题,从国家认同角度探讨边疆地区社会稳定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以社会学定量方法对西藏农牧民群体的国家认同现状进行的研究表明,农牧民群体的国家认同程度非常高,但存在着国家认同情感与认知的不匹配,但是在本民族和中国的历史和文化认知方面的得分却不高,这是一个值得警惕和关注的现象,应该在促进西藏城乡社会经济均衡化发展基础上,采取相应措施巩固和强化西藏农牧民群体的国家认同.     

论当代中国少数民族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各自逻辑、内在张力与群际团结的实现策略

当今世界经典的民族国家已不是主流,多民族的共同体成为绝大多数国家的主要存在方式,如何协调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成为维护多民族国家统一的重要议题。在不同历史时期,两种认同之间的关系或呈现一致或体现为分殊甚至抵牾的状态。如何化解这种内在张力,使少数民族的自我认同与国家认同二者有效协调,就需要厘清这两种认同各自的逻辑,深入把握其内在张力生成的条件与原因,以及社会团结的基础重构的维度,方能在国家治理体系建构过程中,建立起有效的民族治理与国家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