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共和国时代公民权扩展的原因

罗马共和国时代,公民权扩展的原因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原因.首先,罗马公民权的价值是其扩展的前提;第二,罗马种族组成和宗教构成具有多样性,这使公民权的扩展成为可能;第三,在体制上,罗马共和国实质上是贵族共和国,因此元老院能允许公民权的扩展,而且罗马贵族寡头统治的社会结构,也便利了其他城市获得广泛的公民权;最后,公民权扩展的根本原因在于城邦本身的发展变化.     

罗马共和国平民反对贵族斗争的法律史意义

此起彼伏的罗马平民反对贵族斗争,始终围绕债务、土地、政治权利等三个问题展开。这三个问题实际关涉平民的权利与义务是否平衡等问题。面对平民斗争的压力,罗马共和国先后通过了一系列有利于平民的法律,逐一解决了债务、土地、政治权利———出任共和国各级官职等等问题,使得平民的权利与义务实现了某种均衡。罗马共和国在平民反对贵族斗争中,实现了由原来的贵族政治向新贵政治的转型,其中各项法律的制定、出台具有决定性意义。     

共和制的精神及其启示——以罗马共和国的历史经验为例

政治的根本问题是政体道德与个人自由问题。对这个问题提供了最佳答案的是罗马共和国时代。罗马共和制度的历史经验给人们许多启发,它的精神在于共和制度和个人的道德与自由紧密联系在一起,罗马共和制不仅创造了良好的制度,还培养出优秀的政治家。罗马共和制对正义和自由的追求都体现在公民身份这一抽象符号上,罗马共和制在实践中形成了独特的妥协和对话机制。这些都是其长久发展的基础。罗马共和制的精神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启示非常深远,促使我们认真构想国家理想和制度变革的问题。     

中国发展的政治基础——以人民民主为中心的考察

中国发展离不开中国政治在其中的作用。在中国的政治逻辑中,人民民主既是国家的形态,也是国家的目标。它多维度地定义和规范着国家的结构、运行与发展,从而使中国的国家与社会生活既遵循民主与现代化要求,又遵循中国的自我意志。只要中国能够在现有的制度框架下,以人民民主为取向,时刻保持政治与经济的有机互动,自觉地进行政治建设,推进民主发展,中国的未来发展不仅不会引发政治问题,相反还能从中国独特的政治体系中获得有效的动力和保障。原因在于:一是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已完全迈入现代化的轨道,已成为一种不可逆的发展;二是中国的政治体系具有现代性,而且其本质上是开放的,因而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和发展性,否则,中国是不可能创造今天这样的发展局面的。     

我国古代列女教子考论——以西南地区为例的考察

由于我国古代各地列女所受教育内容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通过对某一地区列女教子的情况进行考察,即可以小见大,从而管窥我国古代所有列女的教子情形。探讨我国古代西南地区列女教子的环境、内容、方法和结果,可以发现,我国古代列女教子时,在教育环境上将出外就傅和在家学习相结合,在教育内容上有道德教育、职业教育和行为教育,在教育方法上严慈并举、教以勤奋以及言传身教等。但也存在闭门课子、教育职业狭窄等不足。     

中国“固有民法”之研究——以罗马私法为参照

中国“固有民法”是近代以罗马私法为参照产生的概念,其所对应的内容是中国古代有关婚姻、家庭等身份关系和商品交易等财产关系的法律规范.中国“固有民法”和罗马私法在表达形态上存在着明显差异,罗马私法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体系化的民法典形式,并为后世大陆法系国家的民法典提供了理想模本.而多层次的中国“固有民法”以成文法典中零散的相关民事规定、民事习惯为主要表现形态.中国“固有民法”与罗马私法用不同的民法表现形态追求着“诚信”等相同的法律理念.近代以来,中国继受了以罗法私法为源头的德国民法典的表现形态.对中国“固有民法”和罗马私法两者之间差异性、相同性以及融合性的研究,其目的是寻找中国近代以来继受德国民法的本土资源,以期为当下中国民法体系的完善提供中西比较视野的逻辑支持.     

公民意识与民主政治的辩证发展——以台湾为例

本文论述公民意识与民主政治的辩证发展.首先,考察西方公民意识的演进与内涵.其次,论述台湾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政治发展的三个时期的公民意识:(一)威权(刚性/柔性)统治时期的公民意识(1950年-80年代末);(二)民主转型时期的公民意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三)民主巩固时期的公民意识(20世纪90年代末迄今).从而得出公民意识与民主政治辩证发展的若干实践经验.台湾经历两次政党轮替后,所呈现的是:(一)公民社会由"二分法"朝向"三分法"的界定;(二)由宪政体制的巨大政治工程,转向社区治理的微型工程;(三)公民社会除了关心政治议题之外,也扩及文化公民权与公民美学;(四)审议式民主与公民社会的尝试.最后,本文提出初步的结论和议题讨论,作为未来发展的方向.     

政体的模式与选择——以近代中国政体变迁为例

政体的本质是国家权力之间关系,即权力在国家机关之间的分配及各权力机关之间的互动关系;在认识、尊重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进行政体的选择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是完全可能的;政体的选择是政治制度创新中的一种,政体选择的动力与制度创新的动力大致相同,取决于政体选择者与政体需求者各自对选择的收益和成本的估价;最理想的政体应该具备一定的"素质",将政体所应具有的"素质"视为政体模式的评价指标,以此衡量政体的良善与否。     

民初政体模式失效的反思——以政党政治与军权政治为视角

民初政体模式实践在内阁制与总统制间经过了一系列的反复,这种反复,不论胜负,都可视为辛亥革命的成果。其间,政党政治蔚为壮观,然而浩大的声势并不能遮掩其幼稚的本质,经不起历史的考验,共和党、国民党、民主党等都因其自身的幼稚与脆弱未能守住资产阶级的政体。当袁世凯祭起军权独裁的大旗时,民初的政体模式已经走向了它的宿命,无论是内阁制还是总统制．都只能是昙花一现。     

工业化时代的住房保障——基于民国时期劳工住宅问题的分析

住宅问题是工业社会中事关民生和社会安全的重要问题,住房保障是城市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方面。民国时期住房保障以抗日战争为界,前一阶段视住宅问题为劳工问题的一部分,政府初步探讨了本国的劳工住宅发展思路;后一阶段则视住宅问题为战后社会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视住宅问题为一项集长期性、经常性、基础性等特征于一身的重要社会问题,重新定位住房保障的任务和具体措施,并从立法、政策等方面提出长远解决住宅问题的蓝图。     

对民国时期新疆教育的历史考察——基于教育人类学的视角

民国时期是新疆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新疆近代教育的重要发展阶段,新疆的近代教育处于一个创立和发展的关键时期。本文通过文献资料和前人相关研究成果从历史角度对民国时期的新疆教育进行考察,并将教育人类学的视角与对民国时期的新疆教育资料分析结合起来,对民国时期的新疆教育进行解读。     

民初崞县民间日常生活禁忌

民初崞县民间日常生活中的禁忌,包括服饰禁忌、饮食禁忌、居住禁忌和出行禁忌等类型。日常生活禁忌除表达"避凶趋吉"的愿望外,更具有标识角色、规范行为、维护健康、构建和谐与传播文化等诸种功能,对乡村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政治革命与社会自由:民国政治学持存的社会政治空间

从某种程度说,1930年代中国政治学研究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研究水平,涌现出一批优秀政治学家,出版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专著,并于1932年成立了中国政治学会。此种研究状态的持存自有其独特的社会政治空间。首先,社会自由促发民主革命的政治革命逻辑使任何当政者都不得不宣称政府的民主合法性;其次,教授治校和出版言论自由,为政治学研究提供了政治民主空间;最后,流动迁徙自由与相对优厚的教员薪俸,为政治学研究提供了社会自由的社会经济基础。     

建国初期毛泽东人民政协思想的伟大意义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组织.毛泽东不仅亲自组织、领导建立了人民政协,而且在长期领导和指导政协工作的过程中,科学地阐明了人民政协的性质、确立了人民政协的基本职能、培育了人民政协的优良作风.     

北洋时期第一届国会议员的政治社会化考察

北洋时期的国会议员是民国时期的精英分子,研究他们的政治社会化历程有利于了解中国早期议会政治主体的政治生活。作者从国会议员的家庭、教育经历、社会工作经历、大众传播媒介4个方面分析了议员的政治社会化历程,基本勾勒出北洋时期国会议员的政治背景,并为北洋时期的政治文化研究准备了基础。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政治信任的状况考察

国家和政府的力量与权威就在于它拥有了公民的政治信任.考察一个社会的政治信任度可以从功能替代品、行为指标、言辞指标等三种指标体系来诊断.借助于这三种指标体系对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政治信任状况的考察,可以发现苏联社会是一个政治信任缺失的病态社会.虽然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以稳定著称,但是由于苏联社会政治信任的缺失,这种稳定只能称得上是一种假稳定.     

美太平洋舰队干涉中国大陆武力解决台独问题的可能性及中国大陆的对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一直准备插手中国和台湾问题的解决。本文试就美国军事介入干涉中国大陆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可能性及中国大陆可能实行的对策做以分析。     

民国时期城市市民参政意识刍议——以南京城市社团组织(1927—1937年)为个案

市民的政治参与程度是衡量城市现代化的重要指标之一。文章通过对1 92 7— 1 93 7年间南京城市社团组织的考察 ,对城市市民参政的动因、主要形式及预期目的进行了规律性的探讨。文章运用大量史料 ,试图透过对具体历史条件下历史事件的分析 ,挖掘在民国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 ,市民参政意识对城市近代化发展的作用和影响 ,以及市民参政终究难以实现的真实原因     

中国古代赈灾研究——以湖南为例

中国古代每遇自然灾害,社会动荡不安,统治者为维护政权长治久安,不能不对灾民加以赈济安抚。古代赈灾类型从灾因上分为水灾赈济、旱灾赈济、虫灾赈济、疫灾赈济;从赈源上分为朝赈、官赈、民赈;从施赈方式上分为急赈、蠲缓、平粜、工赈。尽管各种赈济方式均存在弊端,但对救民于垂危还是颇有成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