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与伦敦期铜市场之间的波动溢出效应研究

本文通过向量GARCH模型考察上海和伦敦两个期铜市场间收益率波动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上海期铜与伦敦期铜市场之间存在双向的波动溢出效应.分阶段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在2001年前两个市场间,仅存在伦敦期铜市场对上海期铜市场的单向波动溢出;而2001年后,两个市场的联系加强,存在双向的波动溢出效应.     

我国内地公司ADR与原股的外溢效应研究

本文以14家同时发行H股与ADR,6家同时发行B股与ADR的上市公司为样本,利用GARCH(1,1)-MA(1)模型,探讨ADR与原股报酬波动的外溢效应,以了解我国证券市场与美国证券市场的整合程度。结果发现,我国H股与ADR之间存在报酬波动性的双向相关性,B股与ADR之间存在报酬波动性的单向相关性。本文认为,投资主体差异、市场发展程度不同以及汇率制度是三个影响我国市场和美国市场整合程度的主要因素。     

基于Hotelling模型的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在竞争中的溢出效应研究

本文利用Hotelling线性市场模型研究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对于市场竞争的影响。研究表明上市公司和竞争企业的定价策略与上市公司披露的信息质量密切相关：当披露高质量信息时,博弈双方的最优决策均为降低价格：当披露的是低质量信息时．博弈双方的最优决策均为提高价格。在市场分额方面．当上市公司披露高质量信息时,其市场份额会下降;而披露低质量信息时．其市场分额上升。披露高质量信息并不利于上市公司的竞争能力。同时．实证也表明在价格竞争条件下．信息披露质量与市场份额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京津房价对周边城市房价的外部溢出效应研究

本文在分析国内外城市房价溢出效应研究现状和京津冀房价互动机制的基础上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了北京和天津房价对周边城市房价的外部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北京和天津房价相互间的影响作用较大,但两地房价均不受河北省各重点城市房价变动的影响,且这两个地区的房价具有较强的“外部溢出效应”;北京和天津房价的波动主要是受自身内部原因影响较大,即存在较大的“内部积累效应”。     

B股向境内居民开放前后的盈余公告效应比较

B股向境内居民开放引起了投资者结构的变化,它不仅影响市场流动性,股价波动率等微观行为,也影响投资者对于公司信息的判断与反应.本文研究了B股市场开放后的盈余公告效应,结论发现开放前后B股市场的盈余公告效应存在显著差异,投资者结构的变化确实影响了投资者的盈余公告效应.但B股市场的盈余公告效应仍然没有趋同于A股市场.     

香港红筹股、H股与内地股市的协整关系和引导关系研究

不同国家或地区资本市场之间的联动关系通常受到重大事件的影响而发生某些根本性变化.以东南亚金融危机和B股对境内投资者开放两个事件为转折点,将1994年1月～2003年10月期间分为3个阶段,运用Johansen多变量协整关系检验对香港红筹股、H股和内地股市三者之间的协整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红筹股、H股和内地股市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这一均衡关系在B股开放之后进一步增强.利用基于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发现红筹股的走势始终是内地股市波动的"风向标",但H股与内地股市却无明显关联;在金融危机之前,红筹股先行于H股,但在金融危机之后,红筹股对H股的先行作用消失.最后,应用预测方差分解和脉冲响应函数的实证方法从另一角度再度证实了上述结论.     

我国公司A+H交叉上市的溢出效应分析

交叉上市对一国国内市场和国内公司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本文通过实证考察我国公司以A H方式交叉上市对A股市场的影响,揭示了我国交叉上市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显示,A H交叉上市对A股市场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资金分流效应(市场扩容)的负面影响上,分散风险效应等正面影响尚未有效发挥作用.因此,监管层在推出海外上市公司回国交叉上市的鼓励政策时,至少在短期内必须考虑内地市场对扩容的承受能力.     

公司信息的纵向与横向溢出效应:公司品牌与产品品牌组合视角

很多企业已横跨多种产品业务,不同产品业务存在地位差异,公司层信息对不同地位产品评价是否存在差异化影响,不同地位产品之间信息如何流动,这是现有文献的研究断层.本文通过两个实验,检验了公司信息的纵向(公司层→产品层)和横向(产品→产品)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在纵向溢出中存在非对称效应,旗舰产品评价受社会责任信息的影响效应更大;非旗舰产品评价受公司能力信息的影响效应更大.在横向溢出中,存在旗舰产品对非旗舰产品评价的影响,但不存在非旗舰产品对旗舰产品的影响.本文的理论创新点在于,将产品区分为旗舰和非旗舰产品,从而得出公司层信息对不同产品的非对称溢出效应以及旗舰产品到非旗舰产品的非对称溢出效应.     

溢出效应与门限特征:金融开放条件下国际证券市场风险对中国市场冲击机理

伴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和我国金融市场逐渐开放,国际证券市场风险对我国市场冲击愈来愈明显。本文应用单变量MSVAR模型和二元向量SWARCH模型实证分析了来自海外市场风险冲击的机理。采用美国S&P500指数、英国FTSE350指数、日本Nikkei225指数和中国上证综指周收益率数据,按照市场波动状态划分为"高"、"低"两个风险积聚状态,不同风险积聚水平下状态相关系数估计结果存在的显著差异,表明国际证券市场对我国市场存在风险溢出效应,且具有明显的"门限特征",高市场风险积聚状态下海外市场与沪市间正相关性,市场的整体风险性强;低市场风险积聚状态下,市场间负相关,市场整体表现出较低的系统风险特征。因此,国际证券市场对我国市场风险溢出传导机理依赖于市场的风险积聚状态。     

二元GED-GARCH模型的利率与汇率波动溢出效应研究

分别运用二元N-GARCH模型和二元GED-GARCH模型,对金融危机前后利率和汇率的波动溢出效应进行研究,通过自适应绝对偏差和自适应均方误差的平方根2种标准进行评价。研究认为,二元GED-GARCH预测效果更好,在金融危机前利率与汇率之间存在着由汇率到利率的溢出效应;在金融危机之后,利率与汇率具有双向的波动溢出效应。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宏观经济与资产价格波动——基于TVAR模型及溢出指数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Baker等人构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和我国1997年01月-2017年09月的宏观经济数据,通过非线性TVAR模型及其方差分解构建的溢出指数,实证考察了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宏观经济与资产价格的非对称影响,并测度了在不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环境下,经济变量间的相互溢出效应。研究发现:(1)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是非对称的,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其正向冲击将使得产出降低0.21%左右,房价和股市收益率分别上涨0.67%、0.51%左右;而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程度较低时,其正向冲击的影响微弱。(2)溢出指数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产出、房价和股市存在净溢出,且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期,总体溢出指数超过50%,变量间的联动性较强。研究结果表明,相关部门在制定及调整经济政策时应充分考虑其可能引发的不确定性,并通过阐明经济政策意图等方式,将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A+H交叉上市股票间信息传递的不对称性研究

研究交叉上市的香港H股与内地A股市场H股板块间信息传递的不对称性问题。以收益率和波动性作为信息流动的代理变量,采集2003年1月至2009年4月H股指数和H股板块指数的日收盘数据,通过Granger因果检验和动态条件相关二元GARCH模型进行实证检测。结果发现:收益信息由H股市场向H股板块市场单向传递,波动信息主要由H股板块市场向H股市场传递,信息传递呈现不对称性,并分别符合"国际中心"和"国内偏好"假说;H股市场与H股板块市场间的条件相关性是动态变化的,在内地A股市场引进合格的香港机构投资者后相关性逐渐增加。     

供应链治理机制与供应链绩效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基于信息共享的中介效应和信息技术水平的调节效应

本文构建起了供应链治理机制与供应链绩效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理论模型,并进而对信息共享在其中所起的中介效应及信息技术水平在其中所起着的调节效应进行剖析。以380份来自于供应链相关岗位的中高层管理人员及技术人员的问卷作为样本,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对社会控制、正式控制、信息技术水平、信息共享及供应链绩效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社会控制对信息共享及供应链绩效均产生正向影响,信息共享对供应链绩效也产生正向影响;而正式控制则对信息共享产生显著的负向作用关系,且其对供应链绩效的作用关系并不显著;(2)信息共享在社会控制和供应链绩效之间的作用关系中起着部分中介的作用,但其在正式控制-供应链绩效间的中介作用则并不显著;(3)信息技术水平对于社会控制-信息共享和正式控制-信息共享间的关系具有调节效应。     

沪、深股票市场与香港股票市场的溢出效应——基于发布“港股直通车”方案前后的比较分析

本文以沪、深、港三地股票市场的数据为样本,用VAR模型和二元GARCH模型重点研究"港股直通车"事件是否对港市与沪、深股市的收益率及波动溢出关系有显著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港股直通车"公布之前,港市与沪、深股市间不存在任何方向的收益率溢出效应,但存在单向波动溢出效应;"港股直通车"公布之后.港市与沪、深股市间不仅存在单向收益率溢出效应,港市与沪市间还存在双向波动溢出效应,与深市间则存在单向波动溢出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