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山水诗意境探微

山水诗是王维诗中的精华，其意境呈现出的是空灵寂静的特点，而这是由于他受佛教禅宗色空观影响的结果。作者从王维山水诗空灵寂静意境的体现、表达方式两方面作一些探析，以助于加深对王维山水诗的理解，更好地把握王维山水诗的特点，真正实现鉴赏的目的。     

王维诗画禅意相通论

“诗中有画”作为王维山水诗之重要特点,其内涵值得重新探讨。王维的山水诗创作与其绘画创作,具有相同的生活基础与思想背景,都受到佛教禅宗的影响。王维的诗画相通,不是由诗画艺术技法的相互借鉴和景物描绘的一致性所造成的,而是由作者的禅宗信抑所决定的。“禅意”是王维诗画相通的核心内容。只有这样理解,才符合苏轼所说王维“诗中有画”和“画中有诗”之本意。     

应怎样评价李白的山水诗——兼与王运熙同志商榷

<正> 一谈起山水诗,不少人就推出王维,认为王维的山水诗是百家山水诗之冠。这种看法显然受苏轼对王维,山水诗评价的影响。“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书摩洁蓝田烟雨图》)。我不否认苏轼对王维诗评价的准确性,但有人却从苏轼这个评语中不加分析地认为王维的山水诗在中国诗史上首屈一指。这显然是不妥的。李白诗歌创作的成就主要在政治抒情诗方面,他作为与杜甫并列的诗坛巨擘,是勿庸置疑的。然而,李白的山水诗成就不在王维之下。王运熙同志在《王维田园山水诗的审美价值》一中     

从诠释过度与不足论王维山水诗歌的翻译

西方诠释理论见诸于翻译批评活动中。文章通过对诠释过度与诠释不足概念的认知,结合王维山水诗歌的翻译现状,从王维山水诗歌的无我性、王维山水诗歌的含蓄性以及王维山水诗歌的语言等三个方面展开批评。从而说明诠释或翻译应力图保留诗人的创作思想和艺术风格的翻译观,以求精准无憾地向国外传播我国的优秀文学作品。     

要科学地评价李白、王维的山水诗

<正> 《齐鲁学刊》1987年第3期发表了张家骐同志《应怎样评价李白的山水诗》(以下简称《应》文)一文,该文将李白与王维的(田园)山水诗作了诸方面比较,得出的结论是前者远远超过后者。笔者以为,《应》文的分析评价方法及其结论都值得商榷。《应》文对王运熙同志《王维田园山水诗的审美价值》一文中的如下观点全面否定:“伟大的诗人李白、杜甫也创作了不少写景名篇,但在展示自然界的丰富多彩和表现作家对自然的深入细致的感受上面,较王维也不免有所逊色。他不愧为诗国中首屈一指的风景画大师。”显然,王文是肯定王维的“田园山水诗”在描绘自然风景、展示自然界的多彩和表现作家对自然的深入细致的感受方面的成就的,与李、杜的比较,也是就其田园山水诗的比较。就此而言,笔者认为王文观点是正确的。在中国诗史上,李诗对后世的影响是极深远的,但     

论王维山水诗的“诗中有画”

本文从王维山水诗对景物描写所注重的构图、色彩、光线诸方面的剖析,论述了王维山水诗的“诗中有画”的艺术境界,并指出中国诗画相通的艺术特色。     

王维隐居与其诗的关系新探

一“隐居”,是王维一生中一个特殊而重要的方面。说它重要,是因为隐居与王维的诗有着极紧密的联系;即他得以名世的优秀山水田园诗几乎全与隐居相关,甚至可以说“隐居”使王维成为唐代和我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大诗人。隐居的时期与原因,都直接关系着对王诗的思想内容和艺术成就及诗史贡献的研究,而学术界对其隐居的研究却欠深入。因此,我们很有必要专题对王维的隐居与其诗创作进行一次认真细致的探讨,澄清是非,帮助人们重新正确认识和评价王维生平思想与诗歌成就,并重新确定王维及其诗在文学史上的形象和地位。以往,人们多认为王维于晚年隐居,其原因是受佛禅出世思想影响,羡慕山水田园隐居     

同是逸气横清秋──从陆游的山水诗中看王维的影响

同是逸气横清秋──从陆游的山水诗中看王维的影响王志清（江苏南通《沿海经济杂志社》）王维的影响具有不可抵御的深刻而侵入肌肤侵入骨髓，虽然陆游反复标榜诗学陶潜￣①，然而却终于更近王维。英美现代派奠基人之一的艾略特在论文名篇《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指出：“任何...     

唐宋审美转型中佛禅“空”境的文学书写新变——以王维和苏轼为中心

在唐宋审美转型背景下,王维与苏轼诗词中对于佛禅“空”境书写的新变,从写作手法、审美意蕴和内在精神追求三个层面,折射出佛禅“空”境文化气质的唐宋变化。王维通过以画入诗方式形成的“空”境,自我与宇宙万象浑然天成,圆融无碍,蕴含着一种空灵蕴藉的灵动之美,充满对宇宙自然世界美的发现的一往情深,是王维诗歌禅意盎然的重要体现。苏轼采用以禅入诗方式形成的“空”境,则大多于世事沧桑的自我人生经历中,伴随着对宇宙人生空幻寂灭的持久体验,始终关注对自我个体生命的内在超越,从而使其诗词中的“空”境,在具有形而上意义的空幻寂灭之悲剧色彩的同时,也蕴含着性命自得的内在精神追求,具有较强的禅理意味。     

承前突破 艺技入诗 佛禅思想——对王维山水田园诗的三点思索

王维山水田园诗在意境创造、写景技巧上承继陶渊明、谢灵运业已取得的成就；在作品风格上则有所创新。绘画方面高妙的艺术造诣和浓厚的佛禅思想对王维的诗歌创作有深刻影响     

道教文化对李白人生道路及其诗风的影响

在中国文学史上,李白与道教渊源颇深,道教对李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道教文化与李白的诗歌创作为切入点,探求道教对李白人生道路所产生的深远影响。通过对李白信道、学道、寻道、悟道的分析,阐明李白的道教信仰。道教追求自由的精神,与李白悟道的灵性完美结合,促使其山水诗具有人格化、神灵化特点,形成独特的仙灵化风格。     

大丈夫之词--论辛稼轩

1162年,辛稼轩自金南归宋,至1207年辛稼轩死,45年间,辛稼轩怀北伐雪耻之大愿,然南宋偏安朝廷,苟且偷生,佞臣当权,残害忠良。辛稼轩虽有文武奇才,而身居下僚,且仕途险恶,三起三落, 壮志沉埋。其间,歌以述怀,写下了不朽的壮丽、悲凉词章。以婉约、豪放区分历代词人,实为研究者的方便说词,而这种方便是多余的。辛稼轩不只拓宽了词之境界,且于语言上开旷古未有之自由疏放特色,无法以门户限之。     

郑珍山水诗论略

近代宋诗运动前驱郑珍之山水诗,以描写黔、湘山水景物、“凿破南荒千古閟”,于近代诗坛独树一帜。其人生前期以纯山水诗居多,后期则与君国忧及战乱紧密相连,但与政治改革无涉。其山水诗风格以平易自然为主,又不拘一格,至于人评其诗“生涩奥衍”,只是其风格之一而已,不可以偏概全。郑珍山水诗在艺术表现上颇多独创之处。     

论元末文人“崇陶”与“学陶”

陶渊明是元末文人共同尊奉的精神偶像,元末文人不仅从陶渊明的隐逸生活和崇高人格中培养起文人自我的独立价值,也寻找到了他们心灵与出处、行迹的精神支撑,并且在学习陶诗的过程中汲取丰富的诗学养料。而这种诗学取法也因他们对陶渊明的不同解读有不同的角度,他们学习陶诗首先主张从其人品出发,经过对其情性、人品的学习进而认识陶诗的内理;当然,他们也在陶诗中品味到对自然、宇宙的适意,以平淡之笔陶写一己之心灵与情绪。而两种不同的解读与取法实则培养了属于元末文人自我的诗歌风格。     

朱熹对理学家山水诗的批判和继承

朱熹的山水诗在其诗歌创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既是抒怀言志的方式,也是体道味理的工具。朱熹在山水诗的创作方面,对理学家“重道轻文”的文学思想持较客观的批判继承态度,并努力“以诗人比兴之体,发圣人义理之秘”,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山水诗歌。     

谢灵运山水诗"玄言尾巴"之再探讨

20世纪50年代以来,时人评及谢灵运山水诗往往以其"又常常拖着一条玄言尾巴"为憾,似已成为公论。本文旨在挖掘谢灵运山水诗之丰富情感内涵的基础上,在与同时期文坛山水诗创作的比照中,论证谢灵运山水诗之玄理与山水之景在诗人生命情感的统摄中交融统一,而非牵强累赘之物。     

自觉为民族代言的歌者——评白涛的《长调与短歌》

作为蒙古族诗人,白涛是一位自觉地为养育他的民族代言的歌者。他不仅投入了饱满的感情,而且是一种理性的认知。他站立于内蒙古草原这片坚实的大地上,他的写作,是有根性的写作。蒙古族历史文化之深厚博大,足以令他敬畏、仰视,因而,狂放的诗人变得温顺、谦虚、虔诚。白涛的诗,颇具朴野之气,保持着原始的淳朴。在寻根问祖中,他获得了归属、认同,找到了回家的感觉,找寻回了自己的精神原乡。粗线条,大轮廓,写意笔法,绝不谨毛失貌。白涛的文化焦虑是显在的,来自不同方向的力,相排斥,相抗拒,化而为诗,形成作品内在的思想张力。     

从“女神”形象看李贺对屈原的继承与创新

李贺以其仙鬼题材的诗作闻名于世,并被认为是有唐一代最得屈原之风的诗人之一,原因在于他的诗在屈原浪漫想象的基础上增添了恢诡谲怪的色彩,从而带来更为丰富的阅读体验。李贺仙鬼诗中的"女神"形象,与屈原辞中的"女神"形象亦存在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并且反映两人生命意识的联系与发展。     

泰戈尔的自然观与自然诗

泰戈尔既遵从印度哲学传统 ,信奉“梵我一如”(Brahm仭ｔｍａｉｋｙａｍ) ,又相信现代科学。所以 ,他的自然观不但大大超乎前人 ,而且在同侪中也高人一筹。他摒弃了传统的“摩耶”论 (M仭ｙ仭) ,认为世界是真实的 ,大自然充满生机 ,充满神灵、爱意和人性。泰戈尔的自然诗 ,是其哲学自然观的诗化产物 ,数量宏丰且多姿多采 ,是其诗歌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像哲学家和诗人在泰戈尔身上结合得十分完美一样 ,在他的自然诗中 ,诗歌和哲学也结合得水乳交融。泰戈尔自然诗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仁山智水之作 ,不仅仅是抒发个人情感或安抚自己灵魂的需要 ,而是用“真即喜”抵御摩耶论 ,启发民众 ,鼓舞斗志 ,为民族获取“真实中的自由”而歌唱     

从《文苑英华》看宋初馆阁文臣对白居易的接受

宋初诗坛推崇白居易,一般认为白居易的闲适诗或讽喻诗为宋初文士所重视,但从选本批评角度去考察白居易在宋初的被接受情况却并非如此。《文苑英华》录选白居易的诗歌数量为所录诗人之最,选录最多的是他的杂律诗。宋初崇白之风日炽,但诗风流于浅俗。馆阁文臣顺应诗潮,欲以范本形式加强创作引导,而白居易杂律诗的群体性参与、雅俗相融等特点符合范本条件,故而能为馆阁文臣所重。这显示出馆阁文臣对诗歌创作的规范意图,由此也看出馆阁文臣弱化诗之讽喻功能、题材倾向日常生活以及追求典雅秀丽诗风的诗学意识。《文苑英华》对白诗的选录可以说是白体诗派的一次诗学改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宋初诗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