菅直人时期日本民主党对华外交探析

自2009年鸠山政权执政以来,日本开启了民主党执政的新时代。鸠山内阁在各个领域都进行了大幅度的政策调整,使中日关系曾一度出现回暖态势,被两国人民寄予厚望。但是继任者菅直人首相上任后中日关系却急转直下,尤其是在中日钓鱼岛撞船风波以后,中日关系跌到冰点。本文着重对前后两任首相所推行的对华外交政策进行横向对比,对菅直人时期日本民主党对华外交转向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     

突破中日历史问题“瓶颈”之探究

历史问题一直是阻碍和困扰中日关系向前发展的“死结”。近年来，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数次参拜靖国神社。更使中日两国的关系跌入谷底。2006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华展开“破冰之旅”，打破了中日高层五年不会面的政治僵局，本文探究了中日关系能否以此为契机突破历史问题的“瓶颈”。     

突破中日历史问题"瓶颈"之探究

历史问题一直是阻碍和困扰中日关系向前发展的"死结".近年来,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数次参拜靖国神社,更使中日两国的关系跌入谷底.2006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华展开"破冰之旅",打破了中日高层五年不会面的政治僵局,本文探究了中日关系能否以此为契机突破历史问题的"瓶颈".     

关于抗日战争研究需进一步解决的几个问题

本文主要讨论当前抗日战争史(即日本侵华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认为强化抗日战争史研究中的科学性和真实性,在研究观念上淡化“内战思维”,加强实证研究;加强对削弱民族抗日凝聚力的汉奸问题的研究,尤其要对产生大量汉奸问题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原因进行深入探讨;开展“关于对放弃日本对华战争赔款的后果评估”问题的研究。本文认为,彻底清算日本在侵华战争中所犯罪行,妥善地解决所有战争遗留问题,是解决21世纪中日关系定位问题的学术基础。为了达成这一目的,动用国家力量开展日本对华掠夺史的研究就显得尤为重要。     

清理日本侵华思想--中国抗战胜利纪念的另一重要内容

中国人民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的内容和方式方法应该是多方面、多领域的,清理日本侵华思想是其中极其重要的领域,是一个深层次的方面.日本侵华思想导致了残暴的日本侵华战争,并把1945年之前的中日两国关系写实为日本的侵略和中国的反侵略,而且日本侵华思想也并未随着日本的战败投降而销声匿迹.相反,直到战后,它还潜在地影响着中日关系,使现当代中日关系的发展呈现出异常的态势.清理清除潜伏暗藏的日本侵华思想不仅是中国人民纪念抗战胜利的重要内容,更是健康发展中日关系的基础性工作,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任务.     

“撞船事件”与日本对华战略

2010年9月7日在钓鱼岛海域发生的中日“撞船事件”令世界瞩目。9月24日,日本那霸地方检察机关又突然宣布释放中方船长,使这场中日冲突骤然暂告一段落。但是,此次事件对中日关系造成了巨大影响,甚至可以说是一场外交危机。而且,此次冲突也留下诸多悬疑：是谁导演了此次事件、幕后有哪些力量在角逐、缘何日方骤然从强硬态度逆转、中日关系今后走势如何？分析表明,“撞船事件”的发生有其必然性,日本政府处理该事件态度的逆转是日本对华战略的必然结果。     

新中国引进外资政策与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

建国初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提出了积极开展对外贸易的发展战略,制定了主要同社会主义国家也包括日、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对外贸易的政策。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毛泽东过分强调＂＂自力更生＂＂的作用,在文革期间,新中国引进外资工作陷于停顿。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将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坚持改革开放,调整引进外资政策。以日元贷款为主要内容的日本政府开发援助是日本对外经济合作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对华提供政府开发援助主要出于经济、地缘等因素的考虑。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的实施是中国改革开放与日本经济利益的历史性交汇。没有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领导下的改革开放,就不可能有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的实施。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是中国引进外资政策的成功,也是中日经济互利共赢的结果。     

关于中日关系的时空纬度探讨

中日关系的冲突不仅源于历史认知问题,还源于全球国家政治利益的博弈,也基于对同源文明的传承方式不同。如何打开中日政治关系僵局已成为21世纪中日两国面临的重要课题。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正确处理中日关系不仅关乎东亚政局的稳定,更是对全球发展的一种国家责任。因此,中日双方应着眼于历史,建立面向未来的正确历史认知观,树立新思维;中日关系的未来应以发展为指归,承担和谐发展与全球责任;文化与文明传承应成为中日关系未来发展的恒久纽带。     

战后日本的“和平纪念”与和平建设--以日本和平博物馆为中心

受二战后反战和平运动的影响,日本设立了众多的和平博物馆,其中一些重要的博物馆组成网络,形成“和平博物馆运动”。日本和平博物馆设立的目的旨在悼念战争死难者、祈祷永久和平,对战后日本的和平教育起到了一定作用,其中立命馆大学国际和平博物馆最具代表性。但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特别是右翼势力的干扰,广岛和平纪念馆和长崎和平纪念馆等日本的和平博物馆在展览内容设置方面较少涉及日本侵略历史,过于强调日本的“被害”意识,这部分体现了日本政府和民众对二战历史记忆的片面性。日本和平博物馆的设立目的符合和平学的要义,但并未真正实现揭示真相、彰显正义的重要作用。重视对恢复性正义的思考和关注,运用和平学的视角审视中日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才能构筑充满希望的中日关系。     

日本外务省对蒋介石的认知与双方的互动──从1935年蒋接任行政院院长至1936年成都事件前夕

1935年12月蒋介石出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一职之后，国民政府的对日立场一般被视为趋于强硬，但若细究1936年成都事件发生之前的中日关系，当可发现有许多隐晦不明之处。在日本外务省的档案当中，蒋虽然替日本对华交涉制造了障碍，却一贯地向日方宣称中日必须亲善。尽管外务省认为蒋有制约日本的打算，却也认知到其公开的抗日动作，不如说是出于对内的因素。并且，外务省也认为蒋并非无法沟通，特别是在蒋面临内忧外患之际，甚至有主动与日方洽谈合作的可能性。不过，此时期的蒋始终都采取了幕后指导的方式，给予日方其深信中日亲善的形象，甚至在必要之际，以转嫁责任的方式，来让中日关系有所转圜。这样的情况让外务省难以掌握蒋的真意，使得外务省持续认定有与其沟通的可能性。中日开战之后，日方之所以展开对蒋的诱和工作，其背景当与此种经验有关。     

坚持从战略全局观察与处理中日关系

与经济领域的热火场面相比,在政治以及安全领域,近来中日关系不断遭遇冷风。从本质上看,“经热政冷”的状况是由冷战后日本国家利益和战略选择的结构性矛盾造成的;同时,与近年来美国对日政策的调整有着密切关系,也离不开日本的国内因素影响。“政冷”的发展,日益严重地制约了“经热”,而且由于中日关系的“政冷”已由历史认识和外交层面的矛盾,提升到安全领域的摩擦,这更使“政冷”日趋危险。为了避免发生有违于中日根本利益的冲突,必须从战略全局来观察与处理中日关系。     

德国对华直接投资决定性因素的实证分析

本文借助于计量经济模型，采用1989--2004年相关统计数据，运用eviews软件，对德国对华直接投资的决定性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大好形势及中国潜在的巨大销售市场是德国对华FDI的主要驱动力；中国经济开放度对德国对华投资起决定性作用；成本低廉且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是德国对华投资的重要因素。而汇率和前期资本存量以及政策变化等因素对德国对华FDI的影响并不像一般认识中的那么大。     

文化的越境:中日关系的冲突与融合

中日关系是历史与现实交织的国际关系问题,也是文化领域中研究的政治课题.从文化的视角研究中日关系的未来走向,是中日关系逐步走出脆弱敏感状态,跃升到平稳坚实理想境地的软路径.中华文化和日本文化价值取向的不同决定了中日关系内在冲突的存在;历史文化观是中日关系积极发展的现实基础;文化求同存异观是基于共同利益下中日关系未来发展的路径选择.     

近代以来日本人的中国观

近代以来,日本人由于受到国内外诸多因素的影响,形成了对中国的不同认识,这其中既有日本的有识之士和进步人士对中国进步与发展的赞誉,更有军国主义者、军国主义理论家和历史学者对中国人和中国的政治运动的诋毁、丑化甚至仇视。正是这些不同的中国观影响了近代以来中日关系的走向。     

日本当代亚太战略评析

长期以来,日本亚太战略在其整体外交战略中占据绝大部分比重.近年来在美国"重返亚洲"的背景下,日本亚太战略与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互为策应、高度共振,主要任务在于维持并强化美、日主导下的亚太体系和秩序,重点应对中国崛起对地区和全球政治格局带来的挑战,确保并增进自身呈相对下滑趋势的政治地位、经济繁荣和安全系数.在未来较长时期内,对华战略仍将居于日本亚太战略的核心位置,并给处于"复杂调整过渡期"的中日关系带来诸多不稳定因素.     

日本对华投资区位选择影响因素分析

日本对中国大陆投资的区位选择总体上呈现出从沿海向内陆扩展的态势,但其直接投资的重点还是集中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经济开发区等重点区域.采用因子分析法把选取影响日本对华投资的11个变量转变为两个公因子,再用日本对华投资金额与两个因子值以及几个重要变量作回归分析,以找出他们之间的关系;计算各省市公因子得分和投资吸引力;根据各省市得分结果分析吸引日商投资的主要影响因素.     

“七七”事变前后的满铁华北经济调查

满铁——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作为日本设在中国最大的“国策会社”,在其存在的近40年间,从各方面参与了日本对华侵略,“一贯是大陆政策的中心”。因而,满铁研究应是近百年中日关系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但在满铁研究中,关于满铁调查部的研究,在日本虽已有相当可观的成果,中国却属于空白。本文主要就“七七”事变前后,即1935年至1939年初的满铁华北经济调查,大致试做些分析,以期揭示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时,满铁在日本经济侵华决策中的地位和作用。需要说明的是:限于篇幅,本文并未涉及1936、1937年满铁的两次冀东农村实态调查,及其以后的满铁华北事务局调查室(后改调查部)的其他华北农     

关于中日关系史研究的视野与心态——步平研究员访谈录

中日关系史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学科。中日关系史方面的研究成果,不仅仅具有学术价值,往往还有很明显的现实意义,甚至可以说,一方面,中日关系史研究,不可避免地受到现实国际政治的影响,另一方面,中日关系史研究的突破,也会对中日关系的很多方面产生影响。步平研究员多年来从事现代中日关系史研究,他的研究成果在中日两国都有较大影响,特别是他多年来积极从事中日两国民众之间在历史认知方面的沟通工作,取得不少进展,他还是“中日共同研究历史问题”中方首席委员,参与了共同研究的全过程。步平先生认为,应当用更加开阔的视野和更加理性的态度来研究中日关系史,这一观点已获得越来越多的赞同。     

谈渤海国对日本交往的两个问题

渤海国是唐朝时期中国的一个边疆民族政权,与日本具有一些相同的文化因素,物产丰富,造船技术和航海技术先进,这些是其对日本交往的有利条件。在这样的条件下,渤海进行了长期的对日交往,是中日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渤海对日本的交往,影响了东北亚战略格局,满足了双方人民的经济需要,促进了唐文化的传播,给东北亚海上丝绸之路赋予了新的内涵,对于东北亚经济文化交流具有重要的意义。     

国际舆情视阈下的中日“间岛”交涉问题研究——以日本的舆情外交策略为中心

20世纪初,中日两国曾就"间岛"地区主权问题进行了长期交涉,即"间岛"交涉。从国际舆情的角度对日本在"间岛"交涉中的外交策略进行研究,可以发现在这一交涉过程中,国际舆论的因素对日本外交政策影响颇重,日本也主动去引导国际舆论,这实际上是"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对近代日本外交造成的直接影响。对日本在"间岛"交涉中的外交策略进行分析,可以发现日本对华侵略蚕食的外交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