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经济思想的核心——“义利观”

伦理规范与经济行为的关系不仅是当代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论题,也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研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伦理规范与经济行为的关系实为义利关系。关于义与利的关系问题,先秦各派均有自己的主张和看法,但最具有代表性、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不外乎三种观点,即孔子义利观、墨子义利观、荀学义利观。但是,自西汉早年把儒家学说定为一尊,“罢黜百家”之后,荀学消沉,儒家思想遂取得了正统地位,孔子义利观一直成为中国整个封建社会的支配观点,影响中国社会达两千年之久。     

儒家义利观与网络伦理

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方式由原来的简单互动发展到人际关系的交叉、重叠、对冲和损害。基于传统社会而衍生、派生、创新出来的网络世界日益暴露在道德疏离、道德冷漠和道德陷落的困境中。而作为中华文明重要渊源的儒家文化，很早就倡导“以义为上”、“尚义而不排利”、“先义后利”的行为原则和伦理规范。从实践角度考量，儒家的这种义利观对网络社会的和谐发展和网络伦理的建构有重要意义，只有遵从正确的义利观，以义为先，遵义逐利，才能保持网络世界的长期繁荣。     

邓小平的义利观是义和利的辩证统一

义利问题是中国伦理思想史上乃至哲学史上长期争论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概括了中国历史上义利观的三种观点 :贵义贱利 ,重利轻义 ,义利统一 ;分析和论述了邓小平对历史上义利观的继承与发展 ,邓小平的义利观是义和利的辩证统一。     

试析孔子的义利观

<正> 孔子的义利观,即是孔子在义利关系方面的思想,也就是孔子处理义利关系的态度、原则。长期以来,学术界笼统地把孔子的义利观归纳为“重义轻利”、“贵义贱利’。认为孔子重视维护社会等级秩序、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卑视经济利益。其根据是“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史记·孔子世家》);“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见利思义”(《论语·问宪》)等有关论述。这是对孔子义利思想的片面理解。     

对儒墨两家义利观的再认识

儒家和墨家在义利问题上持义先于利、重义轻利和私利服从公利的观点。儒墨义利观中义以为上的伦理价值取向、义然后取的取利价值标准和义是利之本的义利价值辩证关系的伦理价值特点,对和谐社会建设中个人、国家公务员群体和企业处理好义利关系,遵循"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伦理价值追求和依此价值标准行事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近代经济伦理思想的萌蘖--论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的经济伦理思想

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的经济伦理思想主要表现在 :义利观上对“私”、“利”的伦理肯定 ,本末观上重视“末业” ,财富观上宣扬富民的福音 ,经济改革上的利商、用商、利民的伦理价值取向。固而拉开了近代经济伦理思想变迁的序幕 ,成为近代启蒙思潮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孔子重义轻利思想辨析

在中国思想史上,孔子是最早探讨义利问题的人。他的重义轻利思想是后来儒家“贵义贱利”思想的滥觞。孟子的“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董仲舒的“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以及程朱学派的“存天理,灭人欲”等等,无一不源于孔子重义轻利思想。正因为这样,倒使得我们以往在研究和评价孔子义利思想的时候,模糊了它与程朱等人义利观的原则性区别,忽视了它里面的许多合理成份。     

论先秦儒家、法家的义利观及其现代价值

儒家、法家作为先秦诸子中影响力最强的两个学派，在义利观问题上都认为“利欲之心”是“人之本性”，但在如何“制利”的问题上观点又显著不同，前者强调重义轻利，以义为主，后者强调贵法轻义，以法为主。两者的观点对于我国构建和弘扬社会主义的义利观，实现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对儒学经济价值的辩证思考

本文探讨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儒学思想的经济价值．一方面，传统儒学中超越功利、贵义贱利的义利观；礼教观念的法律化及"长者"、"尊者"的本位思想；"重返轻器"忽视自然科学等陈旧观念不利于经济的发展，给我国现代化建设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儒学中重人、重德、"天人合一"追求和谐等优秀思想对我国经济发展带来了积极功能，值得我们继承和发扬。     

先秦儒墨法家义利观与社会主义义利观

先秦儒墨法家义利观是传统义利观的源头活水。无论是孔孟的先义后利和荀子的以义制利 ,还是墨子的贵义兼利和韩非子的崇法尚利 ,它们在当时及其以后的历史命运表明 ,义利观归根结底是社会各阶级之经济利益及力量对比在道德领域里的反映。总的来说 ,中国古代没有形成近代功利主义那种追求个人幸福、个人利益的义利观 ,也没有形成独立的个人利益主体 ,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和范围内阻碍了社会现代化进程。尽管如此 ,先秦儒墨法家义利观仍然为我们留下了可以进一步挖掘的思想资源 ,就某些方面来说 ,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义利观仍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先秦义利观的历史反思

本文论述了先秦诸家中儒家尚义轻利、墨家重义贵利,道家义利双弃、杨朱“为我”、法家重利贱义的不同义利观及其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韩非义利观简论

义利之辨,是中国伦理思想史的一个重要内容。先秦诸子的大辩论中,就包括了各种义利观的交锋。其中,韩非以其尖锐、深刻、透辟的见解独树一帜,值得研究。一在韩非之前,对义利关系发表过权威性见解的学派,当推儒、墨、法几家。以孔丘、孟轲为代表的儒家是主张重义轻利的。孔丘就主张:“见利思义”,“子罕言利”,认为“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孟轲也主张“何必曰利”,认为     

儒家伦理与海外华人经济的发展

本文对目前有关儒家伦理与海外华人经济发展关系探讨的主要观点进行了评述，进而深入分析了儒家伦理在海外华人经济活动中发挥作用的具体条件，论述了儒家伦理能促进海外华人经济的发展，成为现代化的动力，其自身必须实现义利观的核心转换。海外华人经济的发展推进了古老儒家文明与西方文明的融合。     

析孔孟荀的义利观

先秦儒家的义利观是义利两有，见利思义，先义后利，以义制利，重义轻利。西汉以后，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后儒们愈来愈把义和利、公利和私利对立起来。     

在“义”与“利”之间———近代华北农民传统价值观的转向及其困守

“义”与“利”是华北农民日常生活中的一个大问题。在近代，由于以工业文明为后盾的西方资本主义思想的传入，华北农民传统的贵义贱利价值观赖以支持的经济基础逐渐瓦解，而反映西方价值观念的商品意识的色彩却日益浓厚，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然而，经受绵延几千年儒家文化浸淫的近代华北农民，其自身带有的更多是封建母体遗传下来的基因，贵义贱利依然是他们精神生活的基本趋向和评判人事的尺度。在义与利之间，近代华北农民是矛盾而又彷徨的     

先秦儒家对春秋义利观的继承发展

春秋义利观以“义,利之本”和“居利思义”为核心,它承认人对利的欲求的合理性,强调义是求利的正确途径。其基本精神是：重视精神追求,将其置于物质利益之上;维护整体利益,将其置于个体利益之上;肯定欲利的合理性,将其置于道德的监督之下。先秦儒家全面继承了春秋义利观的基本内容和核心观点,虽然在基本精神方面未能对春秋人有大的超越,但是他们从个人道德修养和统治者的道德选择等角度审视义利问题,提出了一些新见,其意义在于继往开来。     

理学伦理观与明清江右商帮的商业伦理思想

作为明清十大商帮之一的江右商帮（江西商人）曾经与徽商、晋商等一起活跃于大江南北,并以人数众、区域广、善经营、讲诚信而著称于世。在经商过程中,他们秉承理学“利只在义之和、取之有义、以义取利”的义利观,谨守“仁义为先、不以功利为急、以义制利、不言利而利自饶”的教义,注重“财自道生、利缘义取”,以儒商、义贾作为他们的道德追求,建构起一种新的商业伦理观念。     

试论孔孟义利观及其现代启示

关于义利关系 ,孔孟提出了“重义兼利”的主张 ,他们“重义而不轻利”、“尚义而不排利”。后世之所以误解为“孔孟主张义利对立 ,尚义排利” ,主要是因为孔孟义利观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两次蜕变 ,造成了后人的误解。现在我国社会转型中价值观出现了一些偏差 ,为了树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义利观 ,必须区分儒家义利观的精华与糟粕 ,继承孔孟义利观中的合理因素 ,树立“重义兼利”的新观念 ,继承“尚义”的传统美德 ,倡导“见利思义”的儒商风范     

何以利吾国——民国孟学“义利观”研究述论

“义利观”是孟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之一,明辨“义”与“利”不仅仅是学术问题,还事关个人之行为及道德准则.在西方思潮冲击下的中国社会,“义利观”的内容发生转变,但这种转变却并非凭空而来.民国学者对义利观的诠释,仍是承继中国传统学术思路.原本内化为个人道德伦理规范的“义利之辨”,在新旧不同的诠释之下,转化为外在的行为规范及判断标准,从而深刻地影响了国人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思考.     

晋商常家商业伦理的基本特征

明清山西榆次车辋常家,在长期的商业经营活动中,始终秉持社会大义,恪守商业操守,形成了以儒家义利观为价值观基础,以传统诚信观为核心理念的商业伦理体系。常家商业伦理具有崇尚儒学、儒意通商,尚义求利、取予有道,以诚为本、杖信如石,崇商敬业、勤于商事,自强不息、顺势求变的基本特征,与同时期其他商族既有共性又独具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