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语境下美国“新女性”文学中主人公的悲剧性结局

＂新女性＂文学是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在美国文坛流行的一种女性叙事,是当时美国社会关于妇女问题的大讨论在文学领域的延伸,这类作品宣扬独立自强的＂新女性＂理念,描写＂新女性＂对维多利亚价值观和道德规范的反叛。本文以朱厄特的《汤姆的丈夫》、吉尔曼的《黄色墙纸》和肖班的《觉醒》为例,从历史视角分析这三部作品中女主人公的生存困境,认为这些试图重新定义自我身份的＂新女性＂以妥协、疯癫、死亡而告终的原因在于她们对传统的僭越、对旧秩序的威胁。     

从东亚汉文学看《瞿佑全集校注》之整理

通过对《瞿佑全集校注》的解读,认为其在现存瞿佑作品的发掘上有新的突破,辨伪精细,直面瞿佑研究领域的关键疑难问题,在此基础上,对由《瞿佑全集》的整理而引发的期待与展望进行了蠡测。     

《老舍全集》的出版及其学术价值

在老舍先生诞辰１００周年之际,人民文学出版社同老舍亲属,在原《老舍文集》（以下简称《文集》）的基础上,重新整理老舍先生的全部作品,出版了十九卷本的《老舍全集》（以下简称《全集》）。这套《全集》是老舍近半个世纪的创作集成,汇总了近年来老舍作品挖掘、搜集...     

清太祖名为“努尔哈齐”论

清太祖的名字来自满语,罗马转写为＂nurhaci＂。汉译名＂弩儿哈奇＂,最早见之于《清太祖武皇帝实录》。乾隆初,清朝编纂《清太祖高皇帝实录》时,润色为＂弩尔哈齐＂。民国时期出版的《清史稿》,进一步润色为＂努尔哈齐＂。而清太祖汉译名＂努尔哈赤＂,最早来源于《明实录》中的＂奴儿哈赤＂,是明朝人对少数民族的丑化用词。笔者认为：本着名从主人、尊重历史以及与时俱进的原则,清太祖名应写为＂努尔哈齐＂。     

近代化学术语“元素”之厘定

化学术语＂元素＂,创制于日本兰学家宇田川榕菴的著译《植学启原》（1833年）、《舍密开宗》（1837年）;历经幕府末期、明治初期Element译名多出、并立混用阶段,于明治中期得以最后确立;清末流入中国,并于20世纪30年代取代中国自1868年丁韪良《格物探原.化学》问世后一直使用的译名＂原质＂。＂元素＂的厘定,是西方学术文化在中、日间流转、互馈过程中展开的,不仅是化学学科内部的概念译介,更有着超越学科界限的悠长开阔的历史文化景深。     

关于“德育可能性”问题的思考——从柏拉图美诺篇说起

德育理论界对于＂德育可能性＂问题的表达与解释存在重大分歧,主要原因在于对《柏拉图对话录》美诺篇的误读与误解。为此,采用历史回溯法,澄清美诺向苏格拉底究竟提出了什么问题,以及该问题与＂德育可能性＂问题的关联,方能在现代德育理论体系内真正理解＂德育可能性问题＂＂是什么＂、＂为什么＂和＂怎么办＂。     

论海德格尔对Sein一词的词源学分析

海德格尔一生都在关注存在（Sein）问题,从其前期的作品《存在与时间》到后期的《林中路》。一般认为海德格尔在20世纪30年代发生了＂转向＂,即从前期的此在为中心的基本本体论到后期的从存在出发来理解存在本身。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导论》一书中对存在（Sein）一词进行了词源学分析,对正确理解海德格尔的＂转向＂有重要意义。     

《宠儿》对《奥德赛》“回家”模式的借用

目前的研究往往关注于《宠儿》与希腊悲剧《美狄亚》及《圣经》的互文,而该作与荷马史诗《奥德赛》的互文,却鲜有人论及。本文认为《宠儿》借用了《奥德赛》的＂回家＂模式,在主题、情节上都与《奥德赛》存在着互文关系,为对该作品尤其是对女主人公赛丝人物形象的互文性解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另外,《宠儿》取得成功的关键之一是,莫里森利用了荷马史诗《奥德赛》＂回家＂模式与悲剧《美狄亚》的巧妙拼接,将＂杀婴情节＂放在多个文本的互文语境中观照,使作品成功地走出了敏感主题所带来的伦理困境。     

纪昀与《四库全书总目·医家类》

由于纪昀自称＂余不知医＂,学术界很多人认为《四库全书总目.医家类》与纪昀关系不大。实际上,纪昀与《总目》在重视医学、轻视医人、批判神仙与房中、反对温补而倾向寒凉等医学观点上多有相同之处。特别是两者对张介宾喜用药物上都存在相同的误读。由此可以确认,《四库全书总目.医家类》的学术观点一定程度上来源于纪昀。     

《西游记》的宗教“误读”与解构性质

《西游记》是否为＂辅教＂之书,乃学术史的一桩公案。这一公案形成的文本原因,在于《西游记》具有似佛非佛、似道非道的表象,论争各方皆能从中找到＂立＂和＂破＂的依据。《西游记》驳杂的宗教表象是对宗教经典、人物和故事的＂误读＂,小说也由此具备了解构主义特征。表现之一是＂新的文本的产生＂,之二是宗教意义的消解。故而,无论视《西游记》为佛教书,还是道教书,任何试图将其定于一尊的努力,皆与《西游记》的解构性质迥不相侔。     

彭孙遹佚作辑评

彭孙遹是顺治、康熙年间与王士祯齐名的著名文人,其诗词文赋风行海内,影响深广。晚年曾亲订平生作品为《松桂堂全集》三十七卷,但由于政治和自身经历的原因,其诗风、文风前后有很大转变,他在编订全集时,必有所斟酌取舍,故而漏收了部分作品。今从清初别集中辑得其诗4首,文3篇。这些辑作,对全面了解彭孙遹的思想和创作,当有所助益。     

再论1938年版《鲁迅全集》的版权问题

1938年版《鲁迅全集》的版权问题,有认为其涉嫌侵权。根据1928年《著作权法》等法律规定的条文,1938版《鲁迅全集》的出版只需要得到著作权人的同意即可,不必以收回北新书局等出版机构的鲁迅遗著出版权为前提。李小峰同意由第三方出版《鲁迅全集》且对出版时间未设限。这种正面态度有助于消除王云五对于北新书局“反诉”的疑虑,也有利于《鲁迅全集》尽早出版。《鲁迅全集》出版过程中并未侵犯北新书局的权益,也不存在侵权问题。在民国法律框架下,1938年版《鲁迅全集》一经注册,其著作权（编辑著作权）就应归“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所享有。     

偏见与误读:龚古尔兄弟日记中的福楼拜

龚古尔兄弟对福楼拜其人其作品存在偏见与误读,其原因既有文学观念的不同,也有对杰出同行的嫉妒,还源于对福楼拜本人的固化印象.这些误读在他们的长卷日记中有多方面的表现,这些篇章也成为极具个人性的“福楼拜”批评文本.     

将误读作为书写策略——华裔作家汤亭亭创作美学论

汤亭亭在作品中大量误读了中国神话传奇和西方经典故事,构成其写作的一大特色。而正确理解和评价汤亭亭作品中的误读是深入理解汤亭亭本人及其作品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步骤。借助误读理论透视汤亭亭作品中对中西方神话的改编和移植,认为汤亭亭在其三部主要作品中的误读事实上是其实现文化认同的一种书写策略,这一策略体现了她文化融通的书写动机和超越时立的创作美学。     

70年来《鲁迅全集》注释研究热点与前沿动态分析——基于1949-2018年超星数据的分析

以超星数据(1949-2018)所检索的675篇以《鲁迅全集》注释为研究对象的期刊文章为中心,通过对这些论文进行比对、统计,对新中国成立70年来《鲁迅全集》注释研究论文的特点以及呈现的问题作数据化分析。《鲁迅全集》注释研究的高峰期主要集中在每版全集修订后的第三或第四年间,论文年发表量约30篇左右;北京、上海、山东是注释研究的重镇;《鲁迅研究月刊》是刊载此类文章的主要期刊;对注释订误与补注是《鲁迅全集》注释研究的主要角度。研究表明,注释修订人员专业分布不均、科研单位重视程度等因素都对注释修订具有重要影响。探析《鲁迅全集》注释研究的问题与轨迹,整合相关研究资源、重视修订人员专业的多元化,才能为今后更好地修订《鲁迅全集》注释夯实基础,彰显"国家工程"的意义。     

文学“误读”的原因探析

接受美学认为,读者是使作品价值得以实现的关键一维因素,读者的阅读是文学的再创作。文学的“误读”是文本解读的常态。“误读”现象的产生既受社会与时代因素的影响,又有创作主体与接受主体的个体性差异,其原因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从接受美学看文学作品名汉译的变迁

以接受美学为依托,对部分英语文学作品名汉译的变迁进行描述性研究。接受美学确立了读者的中心地位。认为作品的意义来源于作品本身与读者的赋予。文学史是作家、作品的历史,更是作品的效果史。借助接受美学,发现变迁中也有规律:一是译名具有时代特色;二是译者翻译策略和翻译方法的转变,即由归化到异化,从意译到直译的变化。最后以《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的译名为例,详尽地描述了译者(原文读者)和读者这两大接受主体对不同时期不同译名产生的影响。     

《文选·赋》“物色”类不含草木赋辨——《文选·赋》“物色”类研究之二

或以为《文选·赋》＂物色＂类包括草木赋。此说似是而非。误解或由三个原因所致：未辨明＂物色＂之词义;《文选·赋》有＂物色＂类而无＂草木＂类;以为《文选序》与《文选》二者所涉赋类存在一一对应关系。《文选·赋》＂物色＂类不含草木赋。从南朝＂物色＂词义看,＂物色＂类不含草木赋;《文选·赋》不立＂草木＂类,非＂物色＂类包含了草木赋,是先梁草木赋无昭明认可的好作品;《文选序》与《文选》二者所涉赋类不存在一一对应关系。     

后殖民翻译理论视域下的文化传译——以《丰乳肥臀》英译本为例

译者认为本国的文化处于优势地位,因此在文本的选择和翻译中倾向于用＂改写＂的翻译策略,挪用自身的文化对原文本进行改造。这是一种建立在文化优越性基础上的翻译策略,不利于不同民族文化间的交流与合作,容易造成目标语读者对他者文化的误读。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李达全集整理与研究”开题

2011年3月23日上午,2010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李达全集整理与研究＂开题论证会在我校举行。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院原院长许全兴教授,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丁晓强教授,湖南省委《新湘评论》杂志社副社长、副总编辑唐春元编审,我校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王兆星教授和宋镜明教授5位特邀专家以及武汉大学李达全集编纂委员会全体成员、课题组全体成员、相关专业教师和研究生共60余人出席了会议。副校长谢红星主持开题论证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