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重新认识契丹辽朝的“一国二制”——兼谈其南北兼制的政治体制的确立

“一国二制”是契丹辽朝“因俗而治”政策的历史表现,它形象地概括了契丹国家早期的历史形态;但以往的研究中,却往往以这种“分治”的现象来论定契丹辽朝的国家体制为多元化形态;本文结合对辽代人口生活方式、文化接收系统等方面发生的历史变迁,对“一国二制”这一形式作了深入探讨,揭示其发展特征,从而认为,南北政治体制的兼容并蓄、杂揉发展,是契丹国家体制发展的主要特色。     

契丹辽朝与南唐交聘中的关键节点

为了对五代十国时期契丹辽朝与南唐的交聘有更为清晰的认识,梳理和分析史料的结果表明,“高霸事件”是双方交聘前期的重大事件,“清风驿之变”则是双方交聘后期的转折点,它们是对双方交聘目的、内容、地位和作用产生重要影响的关键节点。这对于准确把握双方的关系,以至客观认识契丹辽朝的中原政策很有帮助。     

契丹辽朝汉臣行述与政事变迁

契丹辽朝汉臣和契丹统治者在不断互动中逐渐磨合,共同构筑契丹辽朝的政治格局.太祖、太宗两朝,契丹统治者对汉臣实用主义的使用策略,使汉臣不能有效影响契丹辽朝的政治走向.但以韩德让出籍立帐为标志,汉臣通过文治武功的卓越表现,在与契丹贵族的合作中,以儒家化的政治原则为澶渊之盟后国家的内敛整合定下基调.汉臣群体坚持儒家化方向,无论在理论阐释上,还是具体行政作为上,都为契丹辽朝政治作出积极贡献.     

说契丹“岁岁作楼居”──兼谈北方民族文化的共性特征及契丹因俗而治的社会文化心态

契丹辽朝初期,仍存在浓厚的旧俗的影响,至如“楼”或“楼居”这样的事象,既是契丹国家中的特殊存在,也是北方民族共有的特征,很难将它们从契丹民族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划分出来;这是契丹国家“国事尚简”的主要缘由,也是“因俗而治”体制的渊源。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伴随着当时中国南北方文化相融、整合的一体发展趋势,这些现象也或多或少波及到中原并在那里产生了一定影响。     

辽代汉官制度的演变——兼评韩德让

辽是以契丹贵族为主体的我国古代王朝,由于境内民族成份“种类番(繁)多、其心不一”,契丹贵族推行双轨官制,大量吸收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上层参加统治,“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 在统治集团中,汉官是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契丹贵族十分重视汉官并推行汉官制度以利用之.作为上层建筑的内容之一,汉官制度也随着辽代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这其中,汉族官僚韩德让自身地位的变化,以及他在佐助辽圣宗改革辽国政治中能发挥重大作用,都是辽朝汉官制度演变的结果.     

尊白衣观音为家神——谈辽朝初期的宗教信仰

辽太宗耶律德光于天显十一年(936)帮助石敬瑭建立后晋政权,石敬瑭自称儿皇帝,并将幽云十六州割与辽朝。辽太宗假借托梦方式,将中原佛教信奉的白衣观音尊为契丹皇室家神。一近年有关辽朝历史的著述不断出版,而在涉及辽朝宗教信仰方面,许多著述只讲儒、佛、道的传入和影响,很少涉及契丹巫教。事实上辽建国后,始终维护着对契丹巫教的信仰,而且在辽初期,契丹巫教在宗教上仍占有优势地位,它对辽的军国大事发生过重大影响。     

关于契丹辽史学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契丹江史，既是整个中华民族史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也是整个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断代史中的重要篇章。进入本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国内契丹辽史研究已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绩。追往亿昔，回顾所走过的历程，展望未来，对于今后更好地开展这一学科的建设，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一、一波三折契丹史学暨史料学的积累、恢复和发展契丹辽朝史学，可以说是一门渐次发展的古老的学科。正史中，自《魏书》始就辟有了“契丹传”。也就是说，自从契丹始见于北方草原地区起，就引起了中原地区的充分注意，人们就已开始着…     

宋人笔记中契丹史料的价值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契丹辽史的研究亦不例外。由于契丹辽朝实行的文化禁制政策,流传下来的契丹本土文字资料极其有限。但宋人笔记小说中保留了大量契丹史料,大大拓宽了契丹辽史研究的资料范围,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简述辽代的四时捺钵

捺钵即意为辽帝的行营，目前，学界对辽契丹王朝的“捺钵”已有较多研究。捺钵作为辽契丹王朝一个重要曲行营文化，起源于季节性、游动性，的生活方式，后来这种生活方式被直接引入到契丹辽朝的政治文化生活当中．成为辽代治国安邦的基本制度。     

契丹入汴与辽乐的崛起

契丹音乐原本是原始部落风格。石晋的进献、尤其是太宗耶律德光灭晋入汴的大规模掳掠,使得契丹乐内容空前充实、功能空前完备。契丹乐显示出强烈的国家属性,成为合格的国家音乐。辽乐的国家化增强了辽对汉人尤其是燕云十六州统治的礼乐力量,也强化了其兼治契丹与汉人的礼乐自信。辽乐兼并石晋音乐并凸显国家化色彩,也是其后来与北宋抗衡的文化力量所在。     

契丹伐晋起因再探——兼论后晋出帝朝的政治转向

北族王朝史书《辽史》和以后晋实录为基础的中原王朝史书,对契丹伐晋起因的记载有较大差异,二者皆将战争的爆发归咎于对方。学界多认为石重贵去臣称孙及此后的一系列挑衅导致了契丹南侵,与契丹方观点暗合,然而后晋的记载似应更接近历史本相,即后晋平卢节度使杨光远叛晋通敌之举招致了契丹南侵,这在双方首次交战的军事部署中也可以得到有力佐证。后晋出帝朝的政治转向是促使辽太宗伐晋的深层原因,杨光远的作用在这一背景下亦有所体现。     

游牧封建制观点与民族文化共生现象的基本阐释——关于契丹辽朝前期社会性质问题的基本思考

契丹政权的早期特征和社会组织形式,由于史料的缺乏而无法探知,但是就完整的历史发展线索看,契丹与鲜卑、蒙古的历史前后贯通、紧密相连,它们既具有一定的民族同源关系,也具有一定的文化传承因素。尝试以游牧民族历史可以相互勘验证明的基本特征,寻求其间所存在的共同特点或历史现象,澄清史实不清的具体问题,并阐释契丹辽朝前期的基本特点与发展特征。     

浅析后晋割燕云十六州予契丹对双方的影响

后晋石敬瑭以割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及”以父礼视之(指辽太宗耶律德光”)为条件,乞求契丹出兵灭后唐,既而建立后晋。石敬瑭为报答其“父”耶律德光之恩,于辽太宗会同元年(938年)将燕云十六州割给契丹。本文试就后晋将燕云十六州割给契丹对其双方之影响略述浅见,借以求教于读者。     

论辽淳钦皇后述律氏

辽太祖淳钦皇后述律氏生活在契丹族勃兴、发展的时代，做为开国皇后．她经历了太祖．太宗、世宗三朝。在辅佐辽太祖开创辽国基业和统一东北的斗争中，充任谋士和助手。太祖死后她临朝称制，对巩固辽政权和辽初历史的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是契丹妇女的杰出代表，她既有政治家的远见卓识，集文韬武略于一身，又有善于弄权、诛杀异己的本性；既有顺应时代发展的思想，又有契丹旧贵族落后、保守的意识，是个较为复杂的历史人物．     

辽圣宗改革促进契丹农业发展和社会进步

契丹族杰出政治家辽圣宗在其统治时期,进行多方面的改革,其中对农业的改革是一项重要内容,也是契丹族完成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极其重要的一步。 一、契丹族前期农业概况 契丹是我国东北少数民族鲜卑族的一支,居住在“大漠之间,多寒多风”,气侯条件极     

从"联丽制辽"到"联金灭辽"--论10-12世纪东北亚的战略格局及宋朝的战略对策

“东联高丽”战略是贯穿于整个北宋的基本国策,其实质在于联合与辽有矛盾且居于辽国侧背的高丽,以应对东北亚战略格局的变化,抗御宿敌契丹,收复燕云,解除北方的威胁。“联丽制辽”战略的真正实施是在宋神宗朝。宋朝的“联丽制辽”战略,是在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因应现实的比较高明的战略对策,但除了王安石变法时期外,其在联盟战略的实施方面基本上是不成功的。从“东联高丽”战略到“联金灭辽”战略的发展与嬗变,是宋朝因应复杂的内外形势的产物。     

辽代统治集团的特点及其结局

辽朝自太祖草创，继经太宗、世宗以来的发展和经营，终于在最宗圣宗时期谱写了北方民族政权建设的新篇章，这就是契丹族历代统治者遵循“因俗而治”的方针，将辽朝的国家体制塑造成一种南、北方政治体制兼存共治的局面。与此相适应，决定了辽朝统治阶级集团所特有的“蕃汉合一”的鲜明特征，反映了两种不同文明特质的人群所分别具有的不同的文化性格和传统基因，在共同的政权建设过程中所分别具有的微妙的感染力和历史影响，特别是在兴宗道宗时期这种影响已几乎是无时无刻不在的。终于为辽朝的覆亡，涂上了厚厚的浓彩。     

浅谈诸弟之乱对辽皇位继承制度的影响

诸弟之乱是契丹向国家转型时期很重要的历史事件，不光影响了当时的政局，也对辽皇位继承有着巨大的影响力。     

再论景圣之治

笔者于1993年在本刊《北方民族文化》上发表了题为《景圣之治与承天太后》一文，说明辽中期出现了一个类似“贞观之治”的繁荣昌盛的局面。为了进一步研究和探讨这一历史景观发展的内涵，本文拟《再论景圣之治》之题，以揭示最圣盛世的历史与现实的根源．第一，辽中期盛世的出现，没有辽初太祖、太宗二帝的苦心经营和文治武功的成功，是不可想象的．因此说，太祖太宗的文治武功为辽代的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以及景宗圣宗时期圣世的出现创造了先决条件．第二，景宗圣宗时期的全面彻底的封建化改革．不仅完成了向封建化过渡，而且大大促进了整个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繁荣．所以说景宗．圣宗的全方位封建化改革为辽代盛世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第三，在开明的景宗、圣宗二帝和承天太后的影响和带动下，踊现出一大批忠于改革、忠心报国的藩汉文官武将．这些文武百官，对皇帝太后忠心无二，形成了一个统治核心集团，彼此“相友善，同心辅政，整析蠹弊，知无不言，务在息民薄赋，以故法度修明，朝无异议”．所以说明君贤臣齐心图治为辽代盛世的出现提供了保证．     

说北方民族的斡鲁朵习俗

斡鲁朵是北方游牧民族特有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现存最早的关于斡鲁朵形态的记载,大约是见于《史记》中匈奴人的“瓯脱”,它起源于游牧民族“各有地方”的生活习惯,随着游牧民族国家政权建设的日益完善,斡鲁朵日益充当了行国政体中的重要组织结构,至契丹辽朝时期被称之为“宫分”,随着封建化程度的加深,斡鲁朵结构也日益组织化、制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