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体性事件刑法规制的限度研究

以刑法规制群体性事件必须注意刑法适用的限度。在刑法规制的前提限度上,应注意群体性事件的性质限度、行为程度限度和参与角色限度。在刑法具体适用上,刑法规制群体性事件的典型方式是处理聚众性行为和“祛群体性”本身。在刑法规制的效用限度上,刑法并不是解决群体性事件的完美方式,即便刑法可以达到较好解决群体性事件的目的,基于群体性事件本身的影响及其发生的多原因性,刑法只具有最后的适用限度。     

群体性事件中的刑事干预

对于群体性事件中已达刑事规制界限的越轨行为,刑法应予干涉;刑法对群体性事件的干预对策应因事件的发展阶段而异;应在严格遵循刑法谦抑性原则的前提下,界定刑法在群体性事件的干预范围;应建立符合我国立法惯例的、以刑法典与附属刑法并行的双轨制干预模式.     

风险社会视域下的网络群体性事件:概念、成因及应对

以问题研究为取向,综合社会学、传播学等学科知识,从“风险社会”的视角考察网络群体性事件的定义、成因和应对策略.研究表明:网络群体性事件是网络下社会风险经由网络行为主体的交互行动发生的、具有较多网民参与、推动或转化的有一定影响的非制度化事件.社会结构转型风险是网络群体性事件产生的现实根源;网络技术风险是诱发网络群体性事件的潜在根源;群众利益诉求的制度风险是引发网络群体性事件的直接动因.在当前社会历史条件下,要建立以舆情监控为先导、制度规制为主体、技术规制为手段的风险规避机制加以应对.     

群体性事件的刑法因应

群体性事件的范畴在理论上尚无定论，对于群体性事件应当根据行为实施的逻辑顺序加以界定。群体性事件严重威胁到社会稳定。对于群体性事件，刑法必须作出抉择，但不能一律用刑法加以处置。应当在明确群体性事件刑法适用原则的基础上，分清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为群体性事件的防控提供可选择的应对策略，保障社会稳定，推动法治化建设。     

论涉罪群体性事件的刑事干预原则

群体性事件是目前我国政府和司法部门最为关心的社会问题,如何处置附着在群体性事件中的犯罪行为是目前司法部门急需解决的问题。刑事干预涉罪群体性事件是刑法的功能和价值所决定的。面对附着在群体性事件之中的犯罪行为,刑事干预既要遵循一般的原则,又要根据群体性事件的特殊性,坚持罪行法定、树立范本原则,罪责自负、严格刑事责任范围原则,证据定罪、事实唯一原则和酌定情节效力最大化、轻重各当原则,以便为正确处理涉罪群体性事件提供较为正确的方法和依据。     

建立健全群体性事件的预防预警机制研究——以Q市社会调查为样本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社会新矛盾不断增多,群体性事件呈上升趋势。要最大限度地减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关键在于建立健全群体性事件的预防预警机制,实现由治标到治本的转变。结合Q市社会调查样本,通过对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预警指标的阈值分析,发现征地拆迁问题、生态环境问题、劳资矛盾问题、收入差距问题和腐败问题成为当前可能引起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因素,建立健全预防预警机制成为防止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治本之策。     

社会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后果及治理策略探究

从转型期的时代背景出发,运用风险社会的理论视角,在对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概念及特征分析的基础上对我国群体性事件的形成原因进行探究：主要有社会转型期矛盾与利益冲突及风险社会中社会心态不稳等因素;辩证地解析群体性事件造成的风险后果：既有社会失序与损伤、社会恐慌等消极的风险后果,也有缓解社会冲突、防止社会瓦解等积极的作用;提出个体、组织、国家与政府、媒体等多元主体力量共同参与、综合治理的治理策略.以期对转型期群体性事件的规避与防治做出些许贡献.     

群体性事件处置中的政府决策风险

在处置群体性事件中,政府决策条件的不确定性是造成决策风险的主要原因,同是政府决策方案本身的抗风险能力也是造成决策风险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处置群体性事件决策方案的抗风险能力和政府决策风险成反比。决策方案本身的抗风险能力是决定处置方案在实施过程中面临风险程度的重要因素。所以说,如何增强决策方案的抗风险能力,是政府职能部门控制群体性事件决策风险的基本途径。     

政治认同、政府信任与群体性事件——以北京市新生代农民工为例

政治认同和政府信任是影响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因素。作为流动人口聚集城市的北京市,外来流动人口规模大,结构复杂,聚集程度高,其中新生代农民工具有较强的平等意识和维权意识以及行动取向。以流向北京市的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政府信任对其参与群体性事件的影响的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认同感越高,其参与群体性事件的风险越小;政府信任在新生代农民工的政治认同与群体性事件参与风险中具有中介效应。新生代农民工政治认同越高,其政府信任程度越高,参与群体性事件的意愿越低。     

民族地区政府应对突发群体性事件的制度构建

民族地区的突发群体性事件存在参与主体的民族复杂性和利益诉求的多元性特点。应对的关键在于将事件及时区分为民族性群体事件与非民族性群体性事件并准确定性事件的性质,而这需要有规范化、制度化的预防和处理机制作保证。当前的传统“运动式治理”模式时常致使民族地区政府在事件应对过程中陷入被动。因此,建构一套适合民族地区突发群体性事件管理的制度化、动态化的预防体系、预警系统、处置措施与善后机制,对于化解民族地区客观与现实存在的危机至关重要。     

新兴媒体条件下的高校群体突发事件舆论引导机制构建研究

在高校群体突发事件中,以网络、手机和微博等为代表的新兴媒体对舆情发展具有双重作用,我们要充分认识构建高校群体性突发事件舆论引导机制的客观必然性,认真分析新兴媒体视角下的高校群体性事件的特点,积极探索群体突发事件的新闻发布机制、论坛交流机制、队伍建设机制、信息收集机制、预警防范机制、事件处置机制,努力构建高校群体突发事件...     

群体性事件中网络舆情与舆论的形成与转化

互联网已成为当今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群体性事件的频频发生折射出改革阵痛与体制弊端,是多种复杂因素长期耦合相互作用的结果,但其直接诱因离不开信息的广泛传播.群体性事件的网络传播是形成网络舆情的导火索,随着越来越多的有关群体性事件正面和负面的网络信息传播形成网络舆情气候,群体性事件升级演化导致网络舆情危机,形成网络舆论.公共话题上的聚合、公共舆论场的形成、意见领袖的引领、媒介间的议程互动等分别提供了网络舆情向舆论转化的前提条件、重要平台、引领者及催化剂.面对汹涌澎湃的网络民意,执政者必须更新执政理念,适应网络化生存,尊重网民自由表达权;适时引导网络舆论,塑造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并对网络舆论进行适度干预,确保国家舆论安全.     

河北省突发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和处置探索

突发群体性事件是突然发生的由多人参与的、冲突激烈的社会安全事件。它对社会的稳定构成了严峻挑战,必须积极探索应对方略,以便有效防止其发生。一旦发生,须及时妥善处置。文章对河北省突发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和处置作了初步探索。     

“向政府泄愤的群体性事件”的生成机理研究

秩序具有优先于一切的政治价值,群体性事件对社会公共秩序危害巨大,以＂向政府泄愤的群体性事件＂为最烈。＂向政府泄愤的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和演变,不仅具有利益、制度、体制、文化和心理等多个层面的成因,更有其独特的生成机理。     

社会管理创新背景下的农村群体性事件解决机制研究

社会管理创新背景下的农村群体性事件呈现出诸多新的特点,数量明显增多、规模不断扩大、行为方式日趋激烈,后果严重、组织更为严密,行动能力提高以及参与主体多元化,涉及领域更为广泛。利益结构分化,利益冲突不断、政策保障不足,农民合法权益受侵、基层政府职能弱化,公共服务缺位、农民利益表达渠道不畅,利益诉求机制欠缺,这些都直接或间接的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农村群体性事件涉及到基层政权的稳固,关系着新农村的建设,因此必须要通过调整利益分配,完善农民利益协调机制、充分发挥基层政府的作用、进一步健全农民利益表达机制、完善农村群体性事件应急处置机制来加以解决,确保和谐社会的建设。     

社会泄愤事件中的谣言及其治理

谣言是一种虚假的信息。在社会泄愤事件中,谣言填补了因权威信息缺失而造成的信息真空、谣言的刺激性和离奇性满足了受传者精神需求,谣言歪曲了事实真相,产生了轰动效应,催生了群体性思维和非理性行为的发生,助推了社会泄愤事件的发生、升级和蔓延。为了防止谣言的传播,必须及时有效地公开信息,增加制度化利益表达的供给渠道,提高表达的效率,提高政府的公信力,提升民众的政治认同,同时,依法对谣言违法犯罪进行打击。     

社会资本视角下农村群体性事件发生与控制研究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快速变迁与发展,农村社会长期积累的各种社会问题不断激增与显现,农村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本研究认为当前农村群体性事件的频发源于农村基层政府的社会资本极其薄弱,需要建构农民与各级政府良性互动的社会网络,扩展农民的利益诉求渠道,从而提升政府的社会资本,达到对农村群体性事件的防范与控制,增强社会和谐与凝聚力,提高社会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