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思想视域下的“乡土抒情诗”——沈从文新论

沈从文以其描绘的人与大地和谐的湘西世界和塑造的具有自然人性的湘西农民形象,抒写了一首传唱不衰的“乡土抒情诗”。沈从文以乡下人和现代文明的双重视野展现了神性大地之美和地之子生命的蒙昧。在强烈的毁灭性悲剧感中,沈从文的“乡土抒情诗”显现了源生于中国大地的神性之美:和谐的乡村世界与善良的地之子。因此,沈从文的“乡土抒情诗”体现一种深刻、自觉的生态意识,建构了一种中国维度、生态思想的新文学。     

沈从文之于“乡土”——兼谈乡土文学在当下的发展

沈从文的乡土文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激发的人道主义、平民主义思潮的有机组成部分，为“乡土”民族性与现代性的思考提供了现代启示；他的乡土文本使民间习俗文化与风物传统以及多样的民间生活成为了乡土文学的重要“养料”与“维生素”，完成了乡土中“自然人性”的美学构想，并为历史与文化、乡情与理性、城市与乡村的双重审视的文化母题，提供了难能可贵的解答思路。当下乡土文学应该注意当代农村问题、乡村题材的创作与研究，城乡整合中农民的关注与关怀，中国特色的“新现代性”建构以及土地大地的生态追根等问题。     

“人性的小庙”与现代性——对沈从文“浪漫传奇小说”的解构批评

沈从文在1930年前后创作的一批“浪漫传奇小说”，在沈从文文化观念的形成过程中非常重要，它们强烈、浪漫地表达了沈从文“理想的人生形式”，可以说是沈从文文化观念的内核。创作这批“浪漫传奇小说”，是沈从文寻找湘西苗族文化“传统”、建设湘苗文化主体性的一种努力。沈从文通过对汉语中心霸权的颠覆和改写，获得了苗族文化的自我认同和肯定，“发现”、重塑了湘西苗族的“人性”，以此建立起他的“人性的小庙”，并且，沈从文试图从湘西苗族文化的特殊性中发展出普遍性，用以对抗汉族和西方的文化普遍主义（现代性），以“人性的小庙”作为边缘文化反抗“现代性”的抵抗性话语。     

道家美本质观——以“无”为美

以“无”为美的思想，由老、庄发端，《吕氏春秋》、《淮南子》发展，王弼集大成，自魏晋起，成为人们生活践履和艺术创作中的美学追求。中国美学因而出现了“无为”之美、“无声”之美、“无形”之美、“无言”之美、“无味”之美等一系列“全美”、“大美”的表现形态。     

沈从文对人的哲学思索

苗族作家沈从文之所以能成为 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座高峰,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对人的哲学思索。他认为,人是由“兽性”和“神性”两方面构成的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作为一个文学创作者应该以这种“共通人性”作为创作的准则,创作出使人觉得在真美感觉以外, 还有一种引人“向善”的力量的文学作品。本文从“兽性”和“神性”两方面阐述了沈从文对人的哲学思索,分析了他文学创作成功的内在因素。     

“水”和“树”——沈从文与福克纳的乡土文化认同

“水”与“树”是沈从文和福克纳叙事世界中反复出现并极具象征性的文化意象。透过这两种乡土世界的象征物,不难看到,基于共有的相对务实、保守的人生态度和文学观念,他们以不同的风格和方式鲜明地认同着、追述着各自独特的乡土文化传统。     

仰望神性之美：柏拉图审美理论的基本精神

学界对柏拉图审美理论的基本精神一直有所争论。柏拉图的审美理论虽然凸显了灵魂内部的张力冲突,但总体上“理性-神性”的哲理精神仍占主导地位,这一点在他的“回忆”说和“阶梯”说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回忆”说以灵魂马车的比喻形象地阐释了节制的理性克制放纵的情欲的过程;“阶梯”说则阐述灵魂如何一步步剥离感性影像,不懈地追问上界的“美本身”,从而彰显着审美的“理性-神性”精神。正是在感性情欲与理性神性的动态冲突中,柏拉图美学才走向对永恒真理的凝视、对神性之美的仰望。     

“最后一个浪漫派”心态论——沈从文心态与创作生态的关联研究

沈从文关于“最后一个浪漫派”这一自白所蕴涵的生态意义、心态内涵以及心态与创作生态的关联研究,是建构“生态批评与沈从文研究”框架的必要环节。     

沈从文视野中的“人生教育”

沈从文不仅是杰出的文学家,在教育领域也有独特的思考。在沈从文的视野里,教育的主要形态是“人生教育”;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做人”;“大书”、“小书”组成了“人生教育”的主要内容;自我教育是重要的教育方法。沈从文“人生教育”是中国做人教育思想链条上富有特色的一环,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用形式表现意象：沈从文40年代的文学追求

重新解读沈从文1940年代的主要代表性作品《看虹录》、《摘星录》、“七色魇”系列等，发现他1940年代的文学追求是用文字构图作曲，用文字保留生命中的永恒的线条、色块、旋律等等美感意象，最终达到“用意象构筑形式”的艺术目的。他所要诠释的是“爱”与“美”的永恒。他希望用永恒的“美”去创造理想的生活，以此保留永恒的生命形式。沈从文这一时期的创作具有突出的文学史的价值。     

沈从文、萧红乡土“抒情”小说创作比较

沈从文和萧红的抒情小说创作在现代文学史上独立新帜,又有各自的特点。作为抒情小说,他们的作品都具有浓郁的抒情性,淡化冲突和情节,并且放慢了叙事节奏。但在沈从文的笔下,我们更多的看到的是人性美好的一面,而萧红笔下的世界则让人触目惊心,这点也表现在了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在作品中流露的情感,沈从文的显得平和、从容、含蓄,而萧红作品中的情感则激烈、外露一些,他们对笔下世界的不同情感关照同时也表现在景物的描写上。虽然有这许多不同,但两人的作品都贯穿着现代乡村的“常”与“变”。      

沈从文的人类本体艺术思想

沈从文的地缘表述包括乡土书写和现代都市书写,其地缘表述背后具有强烈的民族国家情怀与人类意识。沈从文在“人类”意识及其“人类”视域之下,实现了对湘西本土意识、民族国家意识的超越,走向了对人类整体生命及其生存境遇的思考。沈从文的人类本体艺术思想主张：审美和艺术应该以人及人类为起点和终点,应该坚持引人向善,构建人性之美以实现人类整体和谐为终极目标;作为艺术创作主体的艺术家也应该持守人类情怀,要有历史担当意识和历史理性,应该在孤独中坚守为人及人类而立命的创作理念。     

爱与死相邻--剖析《边城》中的死亡意识及悲剧内涵

<边城>在爱与美的氛围中交织着浓厚的死亡意识,二者的张力关系深化了小说的悲剧内涵.这是一个爱与失去的永恒悲剧,从中折射出沈从文对人类在爱与失去中无尽循环的悲悯情怀.     

野性、理性与神性:论沈从文对人性内涵的生态审美建构

人基于其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在日常生活中所呈现出来的人性是丰富与复杂的,而野性、理性与神性是人性构成的基本内涵。沈从文基于人性之真、善、美三个维度,从人性的生态和谐理念出发,反思了人性的野性、理性与神性内涵建设问题。沈从文对人性内涵的生态审美建构具有历时性特征和整体性特征,其对人性内涵的生态审美建构拓展了人性审美反思的高度与深度,对当今中国社会主义关于人的建设问题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诗意的追寻：沈从文湘西小说的诗性叙事

沈从文湘西小说有两种诗性：抒情诗性和哲理诗性。沈从文早期和中期的小说创作以原生态和象征态叙事来构筑抒情诗性，浓郁的抒情性和理想化色彩是这种小说的突出特征；其后期的湘西小说则转向观念态叙事，深沉的思索和智性的灵光显示出批判的锋芒。如果说沈从文早中期的湘西小说呈现出唐诗的意境美，那么其后期的湘西小说则是一种宋诗般的理性美。     

“物情无巨细，自适固其常”——试论杜甫的生态诗

在被宋人视为诗中六经的杜诗中,以自然万物为主要描写内容或意象的“生态诗”很多。这类诗不仅可以使人“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而且使人真切地了解其时生物系统中人与物,物与物,人、物与自然、社会环境所构成的和谐或不和谐的生态状况。“山鸟山花吾友于”,杜甫生态诗以物人相通的浓浓人情味,细腻的描写与精妙的对仗等,给人们展现了物物相容的和谐的生态美。     

以美铸诗——评《致海伦》一诗中的美

《致海伦》是美国浪漫主义诗人爱伦·坡最为著名的抒情诗之一。在此诗中,诗人借希腊神话中美女海伦的形象表达独特的审美观,以娴熟的手法创造出诗歌的音乐美。他认为诗歌是对美的创造。《致海伦》是诗人对美凝思的硕果。本文试从音乐性和意象两方面探索《致海伦》的美。     

《边城》空间叙述探析

沈从文《边城》构建了一个有形的可视空间和心灵意义层面的无形的模态空间。在描写自然山水和人物时呈现出的和谐的＂丫＂或＂三＂型空间结构之有形空间中,浸透着作家有关人性、文明以及社会人生的悲剧意识,由此而展现出一个深层次的悲剧式的审美空间,并超越历史凝成永恒的审美理想和经典印象。     

神圣动物:沈从文“湘西边地”中审美理想的神话原型研究

沈从文的乡土抒情小说是现代文学中的一种重要类型,湘西经验是沈从文独特的文学风格的关键,集中体现了其“自然人性”的核心审美理念。“湘西边地”的审美图景中有着复杂的神话构成与大量动物符号。沈从文借助神话传说与风俗描写,巧妙地运用动物原型将风俗民性与五四以来“人的发现”融合起来,整合了人的神圣属性、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三个维度,在文学上创造了美与善的标准,树立了“健康的自然人性”的人格典范,体现了独特的审美理想与深厚的人文关怀。     

触知万物,沟通宇宙——论D.H.劳伦斯诗歌中的触觉

劳伦斯诗歌重视感官意识,其中触觉感知尤其突出.触摸是劳伦斯诗歌中亲子和两性之间爱意的传达,在劳伦斯看来,健康完整的人应当是身体与精神的统一.触觉的最终目的不是肉体的触摸,而是达到触摸人类的情感和灵魂,形成人、环境与宇宙生命之间的沟通和互动.在这个机械和物质文明占主导的时代,劳伦斯触觉意识为生活在“唯我”状态、感知钝化的现代人指出了一条回归完整、和谐与爱的神秘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