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省旅游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实证研究

基于2005—2017年海南省各市县的面板数据,构建旅游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回归模型,从整体和不同发展阶段实证分析旅游发展对海南省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显示:整体上看,旅游发展水平、金融发展、对外开放等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经济发展、教育水平、城镇化、政策偏向因素等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在国际旅游岛建设前后发生了变化,国际旅游岛之前,旅游发展、经济发展显著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其他因素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国际旅游岛实施后,旅游发展、经济发展、金融发展、对外开放水平显著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教育、城镇化水平转向扩大收入差距,政策偏向因素持续显著扩大城乡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在国际旅游岛建设前后的变化验证了Simon Kuznets的经济增长对收入差距的倒"U"假说。     

中国中部地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及影响

尽管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部地区虚拟经济行业职工的收入水平一直高于实体经济行业,绝对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但与全国和东部地区相比较,中部地区虚拟经济行业和实体经济行业收入分配差距不仅不大,而且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中部地区虚拟经济行业和实体经济行业收入分配差距的状态和变化对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有助推经济资源"脱实向虚"和资本与人才外流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和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作用,中部地区要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阶段选择合理的经济发展战略。     

城乡收入差距、劳动力质量与经济结构转型——来自中国省级数据的实证研究

城乡收入差距通过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影响经济结构转型,劳动力在产业间的自由流动受制于劳动力质量水平,而城乡收入差距透过人力资本投资影响全社会的劳动力质量。城乡收入差距、劳动力质量和经济结构转型之间的传导机制是：城乡收入差距通过抑制经济中工业产出份额、提升服务业产出份额推动经济结构的“服务型”变迁,劳动力质量的提升促进劳动力从农业、工业部门流向服务业部门,进而通过服务业部门产出份额的上升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城乡收入差距也会导致贫困农村居民丧失扩大人力资本投资的能力,从而制约全社会劳动力质量的提升,使劳动力的“服务型”流动和经济结构转型受阻。但是,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劳动力质量对经济结构转型的影响存在显著非一致性。实现中国经济结构顺利转型需要将城乡收入差距缩小到合理区间,有效提升全社会的劳动力质量,创新经济转型的制度供给。     

全球化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研究

文章以省级数据为样本,从全球化视角探讨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原因。回归结果显示,在全球化的两个要素中,FDI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显著负相关,而对外贸易的扩大也未能实现提高我国劳动收入份额的理论预期。此外,二元经济结构和人力资本以及国有企业改制引起的国有比重下降对劳动收入份额有显著负向影响。随着"库兹涅茨拐点"的到来,只有切实重视劳动者利益的政策调整,扭转FDI与劳动收入份额之间的反向关系,发挥出口贸易对劳动收入份额上升的促进作用,才能在充分利用全球化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有效提高我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比例,缩小收入分配差距。     

经济全球化、社会不平等与中国社会政策转型--兼论加入WTO后的新挑战

最近20多年来,在全世界范围内社会不平等扩大的趋势日趋明显.同时,各国的社会政策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仅发达国家出现了"福利国家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福利改革,许多发展中国家中的社会政策也明显发生了新自由主义倾向的改革.导致这些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经济全球化的冲击.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发达国家中原来已形成的劳资合作和社会伙伴关系被打破,导致了福利降低和不平等加大;在发展中国家中,在国际经济竞争的压力下,两极分化现象也日趋明显,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下降.中国现阶段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和城市内部收入差距扩大的现象,以及福利制度的改革和社会政策的转型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发生的.加入WTO以后,由于在全球化的国际经济中"探底竞争"和"探顶竞争"的同时存在,很可能使国内的不平等进一步扩大.并且,劳动力成本因素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的重要程度的增大,以及跨国公司对国内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影响力的增大,将可能使国内的社会福利水平降低和使社会保护进一步弱化.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构筑新的社会政策和社会保护体系是摆在我国政府面前的一个重要议题.     

政策、结构与人力资本:对地区经济差距的成因分析

本文分析了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地区经济差距扩大的现象及其成因。影响地区经济差距的因素主要归结为人力资本因素、结构因素和政策因素。 1 994年的统计分析表明 ,政策因素与结构因素对当时地区经济差距的扩大起主要作用 ,而人力资本的作用并不十分明显。影响地区经济差距的因素在 6年以后发生了有意义的变化 ,人力资本成为预测各个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差异和城镇居民收入差异、消费水平差异最为重要的因素 ,政策因素的解释力下降。政策因素对于地区经济差异解释力的削弱恰恰表明了政策调整对于消除地区经济差距的作用。     

收入差距：现状评判与基本治理（专题讨论）——中国中部地区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行业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及影响

尽管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部地区虚拟经济行业职工的收入水平一直高于实体经济行业,绝对收入差距持续扩大,但与全国和东部地区相比较,中部地区虚拟经济行业和实体经济行业收入分配差距不仅不大,而且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中部地区虚拟经济行业和实体经济行业收入分配差距的状态和变化对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有助推经济资源＂脱实向虚＂和资本与人才外流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和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的作用,中部地区要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阶段选择合理的经济发展战略。     

趋同还是趋异？——一个关于区域经济差距变动的新视角

本文认为受到产业空间分布模式变化的影响,区域经济差距在长期内会经历以下四个阶段性变化：（1）在市场一体化水平很低的情况下,两地区没有贸易往来,各地生产都处于自给自足状态,也不存在经济发展差距。（2）当市场一体化向中等水平推进时,在集聚效应的作用下,形成了产业分布的“中心一外围”格局。中心区演变为制造业基地,收入水平不断上升,而外围地区逐渐成为农业和初级产品基地,区域收入差距扩大。（3）当市场一体化水平向更高水平推进时,受拥挤成本上升的影响,原中心区产业将向外扩散,而外围地区通过承接产业扩散,收入水平上升,区域发展差距缩小。（4）如果实现了完全的市场一体化,产业的空间布局将取决于地区间不可移动生产要素禀赋差异和行业的技术外部性大小,而由于劳动力可以充分自由流动,区域收入差距也不复存在。上述阶段性变化特征体现了产业集聚、扩散与区域经济差距变动之间的内在联系,为区域经济发展“先趋异、后趋同”的倒U型假说提供了新的解释视角。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及政策因素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阶段性的变化，从1978-1984年逐年缩小，1985-1990年略有扩大，但基本未超过改革开放前的水平。进入20世纪90年代，这一差距迅速扩大，目前已经超过了世界一般国家的水平。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阶段性变化的原因是复杂的，但在市场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政府的政策无疑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其中，宏观经济政策、体制改革政策、收入分配政策、对农业的保护政策等都直接影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本文分阶段对中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进行了政策性因素分析。     

中国地区经济差距演变特征及其形成结构分解:1978-2007

改革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非凡成就,但地区差距显著.为促进地区协调发展,探索地区经济差距变化的新趋势.利用泰勒指数与基尼系数对中国地区经济差距演变的历史轨迹进行了分析,并对其形成结构进行了分解.研究发现:(1)中国地区经济差距总体上以1990年为时间拐点,呈现"U"型变化,但是2003年后又呈现缩小趋势.(2)东中西部地带之间的差距在20世纪90年代后已经成为中国地区经济差距形成的主要贡献者.(3)第二产业的地区差距长期以来都是中国地区差距形成主要因素.贡献率维持在50%以上,但其贡献率总体呈下降趋势,而第三产业的地区差距正演变成为中国地区经济差距形成的主要贡献者.     

安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研究(1990-2001)

安徽90年代中前期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先扩大后缩小,近年又位于全国水平之下,但这并不意味着安徽城乡收入分配已进入倒U曲线的下降通道。安徽城乡经济的二元性有增无减,城乡差距将在一段时期内面临上升的压力,为此,我们应通过加快城市发展的带动作用、一系列制度创新以及向农村倾斜的政策调整,加强城乡互动,缓解城乡收入差距过大的压力。     

发展中国家居民收入差距的历史变迁及现状评价

收入差距存在于世界各国,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居民收入差距更大.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居民收入差距的演变虽然各有其特点,不过多数国家居民收入差距呈现出长期扩大的趋势.从居民收入差距的大小来看,不同地区存在着差异,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发展中国家收入差距最高,拉美国家次之,亚洲国家相对最小.与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目前的收入差距尚处于中等偏下水平,但并不意味着可以对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采取听之任之的政策.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劳动力市场制度

一个统一、灵活和充满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是保证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城镇失业率加速攀升,就业形势异常严峻,继而带来贫困、收入差距扩大等一系列问题,社会不安定因素大大增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促进就业,必须充分重视劳动力市场,维护劳动力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转,让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作用充分发挥。     

面向知识经济的国际行业分类研究

18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60年代,世界经济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具体表现为农业比例下降,工业比例上升,工业超过农业。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再次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农业比例继续下降,工业比例下降,服务业比例超过70%,发达国家知识服务业比例超过40%,知识服务业比例超过劳务服务业比例,世界经济前沿步入知识经济时代。工业经济时代的三次产业分类已不能反映发达国家的经济变化,世界经济需要新的产业分类方式。《中国现代化报告2016》提出了面向知识经济的"国际行业分类(建议版)",把世界经济分为物质产业、服务产业和知识产业三大产业,以及6个产业集群和24个经济部门。本文介绍"国际行业分类(建议版)"的推导过程、产业分类和统计依据。     

以收入标准判断的我国区域差异研究

用锡尔系数判断的我国20世纪90年代至2012年东中西部之间的差距,经历了迅速扩大又逐步缩小的过程,对于总差距贡献最大的是三大地带之间的差距和东部地区内部的差距。人均收入差距的变化相对于人均GDP的变化呈现容易扩大却不容易缩小的特征。这是由于近年来东部地区GDP增量的收入效应逐步提高,而中西部地区却是逐步下降的态势。造成这种态势及东部地区内部差距形成的原因,与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进程、民营经济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结构的特征相关。为此,我国未来旨在缩小区域差距的增长战略和调控政策应分不同地区、不同类别等进行有针对性的调整。增长战略和调控政策应重视以下方面:一是中西部要避免东部地区走过的"先粗放,后转变"的路子,从一开始就应努力以集约式发展来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二是要进一步推动有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方针政策,改变在某些领域"国进民退"的势头;三是应该在长期中提高生产经营单位的营业盈余,从而使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有更稳定的来源;四是要支持农村非农产业的投资经营,推动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向规模化运营的大农业转变。     

中国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居民收入差距的演变及成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有地区的经济都取得了巨大的发展,居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普遍的提高.不过与此同时,不同地区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呈现出扩大的趋势.1970年代末以来,东、中、西部三大经济地带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呈现出长期扩大的趋势.造成三大地带间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自然条件、资源禀赋、区位和经济发展基础差异方面的原因,也有经济结构、区域经济发展政策和制度变迁、市场化水平、教育发展与人力资本差异方面的原因.要缩小三大经济地带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则应该针对导致差距扩大的这些因素采取相应的解决措施.     

再论经济全球化对全球贫富差距的影响

尽管当前的经济全球化是由发达国家所主导的,但是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收入差距的缩小;尽管经济全球化导致了发达国家贫富差距的扩大,但是它却会导致发展中国家内部贫富差距的缩小.这与反全球化人士的论断完全相反.由于经济全球化推进的不均衡,短期内经济全球化也可能带来发展中国家贫富差距的扩大.近30年中国贫富差距的扩大与经济全球化无关,主要是由中国所处的改革与发展的特定阶段所导致的.     

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倒“U”关系分析——以甘、青、宁经济区为例

以甘肃、宁夏、青海三省1990～2010年的相关数据为依据,运用泰尔指数对由该三省组成的经济区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行测算,并验证该经济区的城乡收入差距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倒"U"关系,结果显示,该经济区的城乡收入差距与其人均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存在周期性的倒"U"关系,进而得出该地区的经济增长在开始阶段是以城乡收入差距的迅速扩大为代价的,随着调控措施的干预,该地区的经济增长依然伴随着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但差距相对稳定,甚至有所下降。     

收入差距与流动性下降:增长效应与社会冲突效应——一个文献研究的视角

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目前主要集中在收入差距扩大和收入流动性下降两个方面。正是由于城乡居民收入流动性下降,使得当前收入差距问题成为经济增长、社会稳定以及体制机制的最大挑战。从经济增长来看,收入差距已经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产生了制约和影响作用;从社会心理影响与社会冲突来看,收入差距扩大与收入流动性的下降会引发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影响甚至阻碍经济稳定增长;从制度挑战方面看,收入流动性下降背后的分配不公,对于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价值观和理念产生了动摇和挑战。对此必须予以高度正视。     

转型经济国家"新经济"中的经济因素和体制因素

"新经济"于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兴起后,迅速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得到不同程度的传播和使用."新经济"是经济全球化和技术革命相互作用而出现的一种新的重要的经济现象,目前在任何国家还没有构成独立的经济发展形态.但其包含的主要特征对各国经济的发展具有导向性意义,发展"新经济"是转型经济国家实现经济增长和经济转轨的内在必然选择.影响转型经济国家发展"新经济"的主要经济因素和体制因素有:宏观经济的稳定性、基础设施、金融市场、贸易的开外程度、商品市场竞争、人力资本、科研设计费用、劳动力市场和经营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