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康五年(前61年)诏书册的复原和御史大夫的业务

本文是大庭脩博士于1987年6月8日在我校历史系的讲演稿,因其对整理、研究汉简及汉代史均有参考价值,特由林苏同志译出,予以发表,以飨读者。大庭脩博士,1927年生。日本关西大学文学部教授、文学部长。专长秦汉史、木简学与中日关系史。主要著作有《秦汉法制史研究》、《木简学入门》、《江户时代日本接受中国文化之研究》等,后者曾受昭和61年度日本学士院奖。近年来多次来中国访问讲学,对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     

表现核灾难:原民喜的人类意义

日本"原爆文学"的代表作家原民喜以艺术的手法在文学领域中最早表现了核灾难的严重后果。他的小说《夏天的花》不仅形象地描绘了广岛遭受原子弹轰炸后的悲惨景象,更深切表达了对和平的向望以及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憎恨之情。从文学角度看,原民喜开创了文学表现核灾难的新领域;从人类文化角度看,原民喜通过展现核武器的严重后果促使我们去思索人类异化的可怕结局。     

试析欧阳子作品的心理写实

试析欧阳子作品的心理写实彭燕彬善用纤细的笔触，冷静、客观地剖析人物复杂微妙的心理而被称为“心理写实主义者”的欧阳子，是受西方文学影响较重的现代派作家。欧阳子原名洪智惠，祖籍台湾省南投县，１９３９年４月５日出生于日本广岛。其祖父是台湾一位知名人士，父亲...     

论谢应芳词的龟藏意识

谢应芳词的龟藏意识表现在惜身贵生,其词经常表现对战乱中生命的深切重视与关爱和对功名的强烈否定,这种意识来自谢应芳长期的战乱经历;安贫固穷,其词经常讲述自己贫困的生活处境,不以贫穷为意,这种意识来源于谢应芳保持高洁人格,真醇本性的人生追求;藏六有乐,其词多表现欢乐的气氛和心境几方面。此种心态的形成与谢应芳的生活经历尤其是战乱经历密不可分。     

日清贸易概观

日本关西大学教授、文学部部长大庭脩先生长期从事日中关系史和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工作,著述甚多。一九七九年夏季,大庭先生以日中学术恳谈会日中关系史研究者访华团秘书长的身份来我国访问,八月十一日上午在沈阳市中华剧场作关于日清贸易问题的学术演讲,回国后又将所讲内容撰写成文,寄赠本刊。本刊现将大庭先生的大作全文发表,以飨读者。     

《一位参与侵华日本情报官的经历》评介

我之所以把日本作家海渡英祐的著作《一位参与侵华日本情报官的经历》译成中文,是因为当我通过报纸、电视等媒体得知日本政府同意中学采用右翼团体"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编写的大肆鼓吹大东亚战争,美化侵略战争,歪曲史实的历史教科书报道,这是日本政府为掩饰历史上的错误对学生进行洗脑,必然导致日本青少年的认识偏离历史真相。就是在我国,日本侵华战争也是发生     

“唐人”考略

一九八○年第一期的《社会科学辑刊》,发表了日本关西大学大庭脩教授题为《日清贸易概况》一文中提到:“江户时代的日本人之所以把中国称为唐人,中国船称为唐船,其原因可以这样认为,郑成功以及郑氏势力下的人们,从自己反清扶明的意识出发,为了表示自己是唐王的臣民,自称唐人。”大庭脩教授长期从事日中关系史的研究,在学术上的成就是很令人钦佩的,但他论文中关于“唐人”的注释,笔者不敢苟同。史实告诉我们,寓居海外的中国人称“唐人”,航行海外的中国船称“唐船”,由来已久,并非因为唐王朱聿键在福州建立南明隆武小朝廷才开始的。兹就个人接触到的有关史料,略考“唐人”一词的起源及其流传过程,兼就正于大庭脩教授。     

中国时尚文学与杜拉斯、村上春树、日本动漫

当前中国时尚文学最热衷于追逐和效仿的,莫过于法国作家杜拉斯和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了,而后又有日本动漫的强劲影响显现出来。时尚小资女性文学对杜拉斯的效仿,一是其《情人》成为这些作家“身体写作”的师从文本;二是其叙述方式及语言成为这批作家的艺术追求。村上春树以其令人心旌摇曳的忧伤传达西方消费主义的文化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从而对青春文学造成广泛影响。以《幻城》为代表的奇幻文学的出现,显示了在铺天盖地的日本动漫熏染中成长起来的郭敬明们一代所享有的与前辈完全隔膜的文学影响资源。而由村上春树、日本动漫的影响所呈现的,是一条应予重视的西方→日本→中国之时尚大众文化影响的国际航线。     

当代日本文坛对文学家“战争协力”的反思——评安田武的“论山本有三”

“二战”期间日本文坛经历了文学史上最堕落、最令人窒息的历史阶段,四千余名作家加入了“文学报国会”,为军国主义政府发动的侵略战争呐喊、鼓吹。如今70年过去了,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但关于文学家“战争协力”的反思却并没有停止。日本著名评论家安田武从作家“资质”和民族“特质”入手,描绘了著名国民作家山本有三由“抵抗”到“堕落”的轨迹。对安田武的“论点”进行辩证分析,有助于了解日本文化精英对侵略战争的反思,有助于探究日本文坛至今还没有明确文学家战争责任的缘由。     

书写“黄金时代”：论萧红的民族身份构建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关怀

萧红一生辗转几地,日本之行（1936.7.16-1937.1.3）尤为显著,这段时光被其自诩为“黄金时代”,其间经历强化了萧红对祖国与家乡的热爱之情,坚定了其独立作家精神,加深了其对中国国民与日本国民性的理解。而这一切,也反哺作家后期的人生与写作,使其认识到了中国国民性的觉醒,能够客观公允地认识和评价日本民众。这些所思、所为、所写展现出萧红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立场,在大是大非面前的沉着、严谨与冷静态度,在面对日本问题上所持有的公允态度与客观立场,并展现了其所持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关怀。     

儿童文学的限度与向度：论“二战”幸存者的童年创伤叙事

身为战争幸存者的见证叙事是战争文学的一种重要现象,国际安徒生奖得主——尤里·奥莱夫和角野荣子等作家以“二战”时期的自身童年经历为原型,采用谨慎而巧妙的叙事策略,写下了诸多关于战争创伤的儿童小说杰作,以力求对作家自身和儿童读者都相对“安全”的方式去回顾和审视战争创伤,触及战争的原因、后果、本质等重要问题,具有深广的历史内涵、丰富的人性探索和独到的审美品质,其反思和救赎导向也为以和平、正义等为基础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提供启示。这些以生存危机中的极端体验为书写对象的伤痛之作,揭示了儿童文学中一个纽结的重要命题——限度与向度的应有之道。     

西突厥碎叶牙庭考

日本《东洋学报》第69卷第3、4号合刊发表了内藤绿著《西突厥碎叶牙庭考》,主要论点如下:(1)统叶护可汗和阿史那贺鲁的建牙地千泉,原是西突厥前期的小可汗庭地,碎叶牙庭是本牙。(2)碎叶芽停在碎叶水北,玉碎叶水南的碎叶城不能混为一谈。     

从《野火》看大冈升平的战争观

《野火》是日本战后著名作家大冈升平的代表作之一。小说在客观上对日本法西斯军队毫无人性的残暴行为作了深刘揭露,但作品主观上却还充斥着作家对战争罪责的辩解。对这部作品的主题和作者的战争态度应以批判的态度来分析研究。     

战争创伤与后战争创伤——海明威与斯通小说对比研究

随着创伤文学在国内外的兴盛,创伤研究成为了一个新兴的文学理论研究方向。罗伯特.斯通与厄纳斯特.海明威分属两个不同时代的作家,在文学创作时针对不同方面的创伤各有所侧重。本文选取了他们各自比较有代表性的作品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解理。首先分析各人作品中主人公不同的创伤遭遇,继而进行全面的梳理和对比研究,展示以迷惘为标志的海明威式"战争创伤"到以恐惧为主导的斯通式"后战争创伤"的阶段演进过程。最后从已得出的结论中,一窥两位大家的创伤文学创作与个人的成长经历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并挖掘出其心理状态和创作意图。     

认识新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维度——从作家个人阅读史出发的考察

上世纪50-70年代及改革开放时期,随着翻译、出版政策的变化,作家的个人阅读经历了两次大的调整。这两次调整不仅对创作起到了引导和规范作用,而且为作家的阅读经验和文学记忆的形成划定了范围、指示了方向,从而对新中国文学的成长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文学阅读是思想和艺术的汇集,新中国文学正是传统文学、外来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经由不同时代作家的"阅读—创作"不断汇集而成的。在这个过程中,新中国文学形成了自身的传统,作家也赢得了在思想和艺术方面的自信。     

论张、邵东渡与日本广岛拒使

<正> 在甲午战争期间的议和活动中,张荫桓、邵友濂之东渡乞和,占有重要的地位。正由于此,才揭开了李鸿章马关议和的序幕。所以,对于张、邵东渡及日本广岛拒使,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一、张、邵东渡在李鸿章赴日乞和之前,清政府曾先后三次派员与日本议和。第一次,是在一八九四年     

张爱玲的乱世创伤及其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文章根据＂刺激—回应＂的理论模式,解析张爱玲的乱世创伤的缘由,以及这一乱世创伤对作家文学创作的具体影响与表现。认为张爱玲的文学作品弥漫着郁郁苍苍的乱世之感,这种乱世之感主要来自于作家切实的战争体验所带来的巨大的心理刺激和精神创伤,张爱玲的文学创作某种程度上正是这一创伤记忆的展现。具体表现在：一是两种截然迥异的文学风格即沉重与闲适;二是通过对婚姻和家的渴求的热衷,刻画市民阶层的精神惶恐。     

高淘堡古城

高淘堡古城位于城东25公里的长城乡，西至中沙墩，东临长城月城，南连新地滩，北靠二十里大沙。此城由于被沙漠包围，原貌尚在，是凉州境内唯一幸存的汉代古城遗址。高沟堡古城在经历了两千多年的战乱，风沙等灾害后，     

论日本战后“无赖派”文学

“无赖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文坛上一个重要而富有特性的派别。这一派别的作家是以自谑的态度来表现二战后日本战败社会的混乱与凄凉景象的。他们的文学作品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对日本社会传统的政治观念、道德观念及其它社会“正统”观念给予了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战后日本社会的某些本质。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Ｂ本军国主义发动的那场不正义战争所造成的恶果的严重性。同时，“无赖派”对战后日本文学的发展，特别是对日本战后文学中的主体性回归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丁玲与朴景利的人生及创作之比较研究

中韩两国,共处东亚文化圈,在现代文学史上,韩中两国各出现了一位命运曲折却在本国文学史上留下浓重一笔的女作家,她们是中国的丁玲和韩国的朴景利.两位作家的作品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和真实感,到现在也依然产生着社会影响.两位作家虽国别不同,但人生经历有很多相同之处,在对两位作家的人生经历及创作进行比较研究中,更能真实更深刻地认识她们和理解她们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