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管制、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法治建设的变迁

针对"法是怎么适应社会需求、解决现实问题"的历史命题,以1978年以来的"第三次法律革命"为时代背景,对中国现代法治建设的变迁历程予以回顾,按照理想类型的方法可归纳出"社会管制""社会管理""社会治理"这三种国家治理模式。"拨乱反正"阶段的法治建设属于"社会管制"模式,强调法治的价值启蒙,以"压制型法"为手段、追求政治领域的稳定;"促进经济发展"阶段的法治建设属于"社会管理"模式,强调法治的制度设计,以"自治型法"为手段、追求经济领域的发展;"构建和谐社会"阶段的法治建设属于"社会治理"模式,强调法治的实践关切、以"回应型法"为手段,追求社会领域的共建。中国经历35年的现代法治建设取得了重大的历史成就,但仍没有完全实现现代法治建设所追求的"法治秩序","社会治理"成为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重要理念。     

如何创新我国社会管理方式——基于社会管理方式的研究述评

创新社会管理方式对于我国应对转型期的各种挑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根据理论界对我国当前社会管理方式的主要特点与问题的分析,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国情,我国创新社会管理方式应当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方式为目标模式,以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着眼现代、立足现实为基本原则,以从威权式、管制型、控制型、人治型、单一型向协同式、治理型、服务型、法治型、复合型转变为实施路径。     

法治建设:转型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战略路径

法治作为人类社会所追求的基本政治价值,既是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基石,也是现代社会秩序的基础性保障力量。法治建设有利于社会规范体系的价值内化,降低社会治理的成本,提升社会治理的有效性与合法性,社会治理的法治化水平是决定其现代化水平的关键变量。在中国当下的社会治理格局中,法治中国建设既是撬动社会治理创新最有力的杠杆,也是实现社会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愿景目标和战略路径。     

从传统到现代:我国社会救助的变迁历程

我国社会救助从广义上可以将其划分为传统阶段和现代阶段。传统阶段的社会救助坚持个体贫困归因观,对救助对象持有恩赐思想,救助模式多为剩余型,目标定位在保生存以及救助手段局限在维持收入等方面。现代社会救助则主张社会贫困归因观、对救助对象持有权利思想,救助模式多为制度型,目标定位在促发展以及救助手段创新为构建资产等方面。     

当前坚持运用“三个有利于”标准的现实意义

＂三个有利于＂标准为排除＂左＂＂右＂干扰、增强贯彻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路线方针政策的坚定性和自觉性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三个有利于＂标准还为正确进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科学指南;＂三个有利于＂标准也为广大人民正确履行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职责提供了有效法宝。     

商事社会背景下中国社会管理路径探析

社会管理是现代法治社会的社会根基。建设和发展社会管理,首先要厘清"国家—社会"关系传统,认清中国正处于由乡土社会向公民社会转型的商事社会阶段的特点;然后再结合国情,着眼于国家、市场和公民社会三个维度进行变革,通过确立服务型政府理念、完善商事规则等策略,促进社会管理走深化合作共赢的道路。     

法治是社会治理的根本抓手——学习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了"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更高要求。社会治理涉及方方面面,治理手段和治理模式多种多样,但最主要的、根本的、首选的、稳定的模式是法治,依法推进社会治理的主要载体是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其着力点是"树立一个意识、规范两个关系、加强三项建设"。     

论法治现代化的社会心理基础

法治现代化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领域,其建立在国家机器民主法治化基础上催生出来的法治社会。建设法治社会不仅要重视法律制度的建设,更要重视国民的法治社会心理的培育。如果没有内生于社会生活的法治心理的支撑与配合,法治国家的实现就缺乏坚实的内在驱动力。当代中国向现代法治社会转型中存在诸多社会政治心理障碍,特别是传统社会形成的人治意识与现代法治社会存在根本冲突。现代法治心理的核心要素是理性,公正是现代法治心理的"生命线",信任是法治社会心理的价值前提,三者共同构成了现代法治的心理基础。实现从传统人治向现代法治历史性转变应加强社会心理基础的培育,塑造以权责意识为内容的公民意识,培育以法律认同为根基的法律信任,建设以民主法治为导向的法律文化,践行以法治思维为核心的法治理念。     

论社会治理中的法治与德治

社会治理模式应当是德治的还是法治的,不取决于人的主观愿望,而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从早期人类社会的思想遗产来看,德治和法治的思想都被提了出来,但是,在近代社会,人类选择了法治的社会治理模式,主要原因在于这一社会发展处在一个必须依赖法律来建立社会秩序的阶段。人类社会向更高阶段的过渡,也就是一个从法治走向德治的过程。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提出了法治的要求,但是,社会主义社会并不能够满足于法治,它需要在德治的社会治理模式建构中包含着法治的内容。     

迈向“能动型社会管理”

受动型社会管理与能动型社会管理是社会管理的两种主要模式。这两种模式在价值信念、基本原则、政府角色定位、行动逻辑、目标与手段等层面存在根本分歧。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实践中,应当舍弃受动型社会管理的陈旧理念,迈向能动型社会管理。能动型社会管理坚持公民主体性地位、以公平正义为价值理念、以社会福利建设为实践基础、强调社会管理的多方参与机制建构、主张政府行为制度化建设,将最大限度地捍卫和实现公民的最根本利益作为终极目标。这种管理模式与新时期国家执政理念相契合,是中国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必然选择。     

当代中国社会控制模式转型与对策

社会发展正在推动中国社会控制模式从单一型向复合型、从依附型向自主型、从封闭型向开放型、从人治型向法治型、从强调稳定型向强调和谐型转换。然而,由于转型社会是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交织并存、共起作用的社会,中国社会控制模式的转型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将呈现出二元性,即控制主体、控制规范、控制手段及控制方式的“二元”,社会控制模式转型成功的关键在于推动现代社会控制体系由二元走向一元。     

社会治理中的区域法治——以“余庆经验”为例

"余庆经验"就是基层党委政府因地制宜、创新社会治理模式的一个新范本,是西部欠发达地方社会治理的成功案例。法治是社会治理最为重要的手段之一,社会治理创新必须限定在法治的框架内并需要法治的保障。社会治理中的法治最好通过区域法治理论来理解。区域法治更多地利用"地方性知识",突破传统上以法院为中心的研究。区域法治建设有着多元维度。从治理过程的角度来看,法治体现在社会治理机制展开的全过程;从知识系统的角度来看,法治还包括了调解、习惯法等知识系统。     

通过社会工作的情感治理:70年情感治理的历史脉络与现代化转向

情感治理不只是社会治理的一种维度,更是社会治理的目标、方式和手段的结合。从情感治理的视角考察新中国70年的历史进程可以看到,基层社会的治理实践中,情感治理并不只作为一种新近出现的治理维度,而是有着由来已久的历史传统和丰富独特的实践内容。中国特色情感治理与中国历史文化一脉相承,与革命、改革和建设的国家治理进程相互交织,与社会管制、社会管理和社会治理三阶段演进同步发展,从对情感进行管控,走向依情感的治理,最后回归治理的情感需求本身。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下,传统的情感治理表现出内容与形式、主体与受众、评价与效果等诸多困境,社会工作因其可以提供更加个体化、精细化和多样化的专业服务,全方位满足人民在追求美好生活愿望过程中的情感需求,进而适应情感治理现代化转向,最终实现现代情感治理的社会功能和综合效果。这也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工作的实践发展找到新的功能与定位。     

法治视域下的社会管理创新

法制为社会管理及其创新提供了必要的规则;法制是构建现代社会管理体制的重要基础;坚持以人为本,加快民生法治建设;坚持依法行政,建设法治政府;坚持多元治理,加快社会组织规范发展;坚持依法化解社会矛盾,构建多元纠纷解决机制。     

守信激励的类型化规制研究——兼论我国社会信用法的规则设计

我国当前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采取激励和惩戒的双向思路，对信用主体实施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对诚实守信的行为进行激励和褒奖，已成为信用治理的重要手段之一。守信激励包括私权利主体之间的守信激励和公权力主体实施的守信激励。前者主要由私法调整，属于意思自治的范畴；后者以公权力为基础，对行政相对人和社会公共利益产生直接影响，有必要将其纳入法治轨道。社会信用法是我国社会信用建设领域的基本法，应当对守信激励进行类型化规制。这既是对信用建设实践经验的法治化提升，也是信用法治的重要内容。     

过密治理中的社会突围——社会不满的政治学批判

在制度化不足的情况下,国家延续传统性以过密的结构强化了对于社会的管制；而社会吸纳现代性以社会运动的方式挑战管制,从而形成过密治理与社会突围的张力.在当代中国,技术性的过密治理与制度外的暴力反抗往往都受到过分的追捧,这种追捧本身不利于现代田家和社会的转型.应该看到的是,社会正在形成集体性力量,并在现代社会运动的发生中与控制的力量形成初步性交换.因此,现代治理应当逐渐实现过密型治理的放松,并合理控制社会制度外的突围式生长.     

模式转型的追探:从诚信计生到社会管理创新——新公共服务视角下的人口计生及社会管理转型实践

诚信计生以诚信、共治与惠民为价值核心,追求私权与善好的融合,体现着社会管理创新的价值走向。诚信计生摒弃以管制型和补救型为特征的政府单边主义传统路径,通过强化社区自治功能、推动社会生活契约化、构建公民社会空间与社情民意对话平台,从实践上引领社会管理整体转向。这种转向优化了社会管理的元素结构,突破了传统社会管理体制的结构限度,推动社会管理结构向主体多元化、治理非线性化、评估多维化升级。     

试论孔子社会管理思想及其启示

孔子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他主张恢复礼制来实现社会管理的思想,主要是通过统治者实行礼治、德治、仁治、人治及其综合治理来实现,这些治理方式对恢复社会秩序、稳定社会状态、实现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它启示当代人,在发展进入新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各种社会风险集中爆发期,我国应综合应用各种治理手段,加强制度建设、法治建设、思想道德建设来应对各种社会风险。     

新时期的思想道德建设

江总书记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鲜明地提出了“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并把“以德治国”作为一项重要的治国方略加以强调。江总书记指出,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同是社会主义国家治国的方略两个相辅相成的方面。法制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两者虽属不同的范畴,但都是管理国家、治理社会的重要手段。现代国家固然需要强调依法治国,但同时也强调以德治国。法治以其权威性和强制性规范社会成员行为,而德治则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提高社会成员的内在和自律意识,从而达到规范行为的目的。法治和德治是一致的。     

浅析法治与社会管理创新

法治既是社会管理的重要手段,也是创新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保障。以法治作为社会管理的治本之策有其必然性。为适应社会管理实践的发展,必须进一步完善社会领域立法,严格依法行政,践行司法为民,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宣传教育,全面提升社会管理的法治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