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对武汉城市建设和发展的影响与对策研究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日趋频繁的经济联系,文化与信息交流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人口的流动,其主要表现为贫困地区人口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乡村人口向城市流动。流动人口具有非定居性和松散游离性。作为华中区域经济中心的武汉,城市建设和发展下场受到急剧增长的流动人口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既具正面促进作用,又具负面消极影响。本文基于对武汉流动人口现状的系统分析,指出流动人口对城市建设和发展的正面影响,进而探讨武汉流动人口管理的对策。     

东部不同规模城市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2012年东部十省市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文章采用序次 Logistic 回归模型,对比分析了东部不同规模城市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东部不同规模城市流动人口的主观幸福感有着较为明显的地区差异,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与城市规模之间存在倒 U 型关系。影响不同规模城市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因素不尽相同,但总体而言,影响超大城市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因素远远多于Ⅰ型小城市,住房性质成为经济因素中影响不同规模城市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最为突出且普遍的因素,而社会因素对于不同规模城市流动人口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作用要大于经济因素。最后,提供了相关政策启示。     

长江流域城市人口分布及空间相关性研究

本文选取长江流域104个城市人口样本作为研究对象,采用人口分布的结构指数和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以及借用GIS技术来研究长江流域城市人口分布的空间动态特征和城市人口之间的功能联系。结果表明,长江流域城市人口空间结构呈均衡发展态势;人口密度分布呈现趋同趋势;城市人口与邻近城市人口之间的空间正相关要多于空间负相关;长江流域城市人口之间的空间关联性被分为八种类型。     

中国城市流动人口影响因素的定量研究

利用公安部 1996年流动人口统计数据和国家统计局 199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数据 ,对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发现 :(1)城市流动人口规模与市区从业人口、市区个体劳动者人数、市区国内生产总值、市区工业总产值、市区利税总额、市区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市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市区实际利用外资金额和市区职工年平均工资相关显著 ;与市区人口、市区非农业人口、市区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市区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市区百元资金实现利税和市区客运总量相关不显著 ;与地区人口呈负相关。 (2 )流动人口超过 5 0万以上的城市 ,其流动人口规模与市区的社会经济因素回归效果较好 ,回归方程可以用于预测     

流动人口向哪里集聚?——流入地城市特征及其变动趋势

通过分析2000年和2010年两次人口普查中287个地级市的流动人口数据,发现十年间中国流动人口的城市分布格局出现新变化。进一步从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和人口规模等方面分析流入地的城市特征,结果发现:2000年,投资和第二产业产值占比较高的城市吸纳流动人口具有显著优势;流动人口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大而增加,增加的速度存在收敛趋势。然而在2010年,投资占比较高的城市吸纳流动人口不再具有显著优势甚至呈现劣势;第三产业产值占比较高的城市吸纳流动人口的能力更强;流动人口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大依然存在增加趋势,且增加的速度不再随人口规模的增加而减慢。     

城城流动人口教育回报率研究北大核心CSSCI

获得更高的教育回报是人口流动的重要原因。近年来城城流动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平均受教育水平相对较高,在向较大规模城市流动过程中实现了个体收益的增长。本文利用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分析教育对城城流动人口收入增长的影响,探讨其城市异质性和区域异质性以及2013-2018年教育回报率的时序变动。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教育对流动人口收入增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无论是只包含明瑟方程核心变量,还是引入不同特征的控制变量,个体的教育回报率均是显著正向的;第二,特大及以上规模城市中教育对城城流动人口收入增长影响显著高于其他城市;第三,2013-2017年城城流动人口教育回报率呈上升态势,2018年略有下降;第四,城市规模越大,个体受教育水平的提升越会增加流动人口进入具有较高门槛且工资相对高的职业的概率,同时也更倾向于选择成为雇员获得更高的工资收入。基于此,文章认为要尽快消除限制大城市发展和现代化都市圈建设的障碍,加快推动户籍制度改革和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实现人口等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配置。     

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对人口流动的影响

优化城镇发展转型路径、实现人口合理有序流动,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实现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重要路径。文章利用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系统评估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对人口流动的影响。结果显示,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使试点城市的流动人口规模增大了10.1%。异质性分析发现,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促使人口向东部城市和中西部省会城市流动,且这一试点政策在财政压力较低的城市对人口流动的影响更加显著。此外,新型城镇化试点政策能显著提高流动人口的长期定居意愿与社会融入程度。据此,文章建议健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财政支持体系,多维度推进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立足于人口流动格局差异化,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区域均衡发展,并以高质量公共服务助力流动人口在流入城市定居和融入。     

论城市小区的人口规模

在城市人口研究中,影响一个城市人口规模的因素同影响该城市中某个区的人口规模,情况是不相同的。城市人口的数量,通常包括常住人口和流动人口两部分。在户口不能随意搬迁的情况下,城市人口是指有户口的人口总量,它是相对地封闭在这个城市地域范围之内的,除了自然增长,是相对稳定的,其规模决定于该城市的生产和经济活动的规模。     

“流动人口社区、城市贫困与社会保护”国际研讨会征稿启事

近年来,随着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迁移的规模不断扩大,以及城市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流动人口在城市聚居的倾向日益明显。同时,城市贫困问题的出现也使如何构建社会保护体系成为越来越受到关注的话题。解决好城市流动人口社区中存在的问题,并通过完善社会保护体系救助城市贫困群体,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拟于2005年10月下旬,在北京举办“流动人口社区、城市贫困与社会保护”国际研讨会。     

中国省区城市人口规模结构比较研究

本文详细分析了中国省区城市人口规模等级分布、序列分布的特点和类型，刻画了省区城市人口规模结构的差异及其变动情况，试图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速度与城市人口规模结构之间的内在联系；证明高位次优先发展与多规模互促协同是城市人口规模体系中对立统一共同影响经济发展水平与城市化速度的两个方面，而在中国目前阶段以高位次优先发展更为重要。     

成渝都市群城市体系规模分布的实证研究

本文依据分形理论,采用1990—2008年成渝都市群各等级城市非农业人口时间序列样本数据,研究了成渝都市群城市体系规模分布的分形特征。经验分析表明,成渝都市群城市体系规模分布基本满足城市＂位序—规模＂分布规律并具有分形特征,首位城市垄断地位不强,特大城市断层,大城市数量不足,中小城市发育程度较高。最后,本文据此提出了发展和完善成渝都市群城市体系的对策。     

我国三大都市圈人口迁移态势与影响因素分析

三大都市圈是中国重要的经济承载区和人口承载区,对三大都市圈的人口迁移研究对于整个中国的人口迁移研究来说很具有代表性。本文运用空间统计中有关方向和距离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三大都市圈人口迁移规律。研究结果表明,影响地区之间人口迁移量的主要因素有经济差距、人口规模、地理距离和气候差别。根据分析结果,参照吉佛的引力模型建立三大都市圈与全国其它各地州市的人口迁移量模型。     

长三角都市区人口集疏过程及其空间格局变化

基于1982年、1990年、2000年和2010年4次人口普查数据。利用洛伦兹曲线、基尼系数和人口密度等人口分布研究指标,分析了长三角都市区人口分布态势和地域格局;利用人口增减变化和人口商度等指标探讨了近30年来长三角都市区的人口增减变化和空间集疏情况。研究表明：（1）长三角都市区在保持较为均衡的人口分布态势下人口总量继续增加。上海市及主要大城市核心主导作用日益突出;（2）人口显著增加地区日益增多,人口减少地区逐步减少;（3）以人口强流入为主的人口空间集聚过程日趋激烈;（4）区域发展梯度和经济发展差异已成为人口空间集疏变化的主要诱因和拉力．城市化则是人口流动的主要推动力。     

人口迁移、城市圈与房地产价格——基于空间计量学的研究

本文结合我国正兴起的城市圈建设趋势,基于1997~1999年广东省各地级市的数据,构建联立方程模型,利用空间计量方法,研究珠三角城市圈内人口迁移与房地产价格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不仅传统的收入、消费以及人口迁移等因素可以显著地影响房地产价格水平,而且空间地理因素也可以对城市房地产价格产生显著的影响。     

中国清朝中期的人口迁移

清朝中叶,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人口迅速增长起来,形成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人口增长的高峰,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为缓解严重的人口压力,失地农民和手工业者在无法生存的情况下被迫构成人口迁移的主力,由人口稠密地区向人口稀疏地区、由农村向商业经济发达的城市流动,使清中期的人口迁移出现新的特点及趋势。     

人口数据仓库与决策咨询系统建设研究

作者提出用ICT技术改革传统人口统计,建立人口数据仓库,为中长期人口发展战略研究和人口综合调控提供数据支持,并促进人口与发展决策咨询系统的逐步建立。作者论述了建设人口数据仓库和决策咨询系统的背景、意义、功能和基本结构,呼唤通过人口信息化和人口综合统计改革,推进人口部门综合调控职能,促进人口管理现代化,并加强人口与发展的综合决策。     

中国人口再分布的社会经济合理性及其“多中心集聚”分析

文章通过人口、经济不均衡性及重心变动分析,充分揭示了当前我国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及其变化状况。结果表明,中国人口区域偏集依然严重,且还有加剧的趋势,同时“人口一经济”间的契合度也不高,甚至还出现人口重心移动与投资重心移动相背离的情况,这对近期人口空间格局的发展非常不利。为此,研究认为,在当前的中国人口、经济形势下,构建以“多中心集聚”为导向、“人的城镇化”为内涵的新型城镇化体系,是未来进行人口合理再分布的必由之举。     

Spatial Demography: An Opportunity to Improve Policy Making at Diverse Decision Levels

The number of applications of spatial demography has been growing mostly since the 1990s. Ranging from simple visualization to sophisticated spatial analytical techniques, these applications bring a new layer of explanation to demographic phenomena. This paper reviews demographic studies that specifically addressed space with spatial statistical models, and that focused on fertility, mortality, migration, and population models. Additionally, it summarizes different spatial datasets and software freely available, as well as the challenges that exis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patial demography applications. These challenges include confidentiality issues, scale problems, and the lack of training on spatial analysis in population centers. Although the first and second challenges involve modeling and technical solutions, the latter depends only on demographers’ commitment and willingness to promote change. Several topics for future spatially focused research are also outlined. Finally, the paper makes a strong case regarding th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hat spatial demography can make to the monitoring, evalu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population policies.     

Using Indicators of Multiple Deprivation to Demonstrate the Spatial Legacy of Apartheid in South Africa

This paper presents a spatial analysis of multiple deprivation in South Africa and demonstrates that the most deprived areas in the country are located in the rural former homeland areas. The analysis is undertaken using the datazone level South African Index of Multiple Deprivation which was constructed from the 2001 Census. Datazones are a new statistical geography designed especially for this Index using techniques developed in the United Kingdom. They are smaller in population size than wards, enabling fine-grained spatial analysis of deprivation across the whole of South Africa. The spatial scale used is the smallest to be used in a developing country to date. Levels of deprivation are compared between former homeland areas as a whole, the rest of South Africa and a case-study township, as well as between each former homeland. Individual dimensions of deprivation and an overall composite measure are presented. Municipality-level analysis shows that this spatial pattern of multiple deprivation continued to persist in 2007, demonstrating the ongoing spatial legacy of aparthe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