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老年人家庭代际交换的年龄轨迹研究

文章基于生命历程理论的研究视角,借助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与美国南加州大学合作在巢湖农村进行的历时9年的四期纵贯调查数据,构建起代际交换变动的多层曲线增长模型,对老年人在60岁及以后的整个生命阶段中,个体年龄、出生队列和家庭生命阶段三方面因素对家庭代际交换的效应进行了分解,并描绘了代际交换的年龄发展轨迹。结果表明,代际交换的发展动力源自于社会、家庭、个体三个层面,其动态轨迹既是个体发展过程和历史过程,也是家庭策略,其水平的高低取决于个人时间、历史时间和家庭时间的同步。     

家庭结构和代际交换对养老意愿的影响

家庭因素对行为人的养老意愿具有重要影响。本文通过实证方法分析行为人家庭结构和代际交换对其养老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不局限共居家庭中的代际交换即使没有发生在行为人身上,也可能通过示范效应影响行为人的养老意愿;代际交换中反映老人主动性的付出较回报而言,对加大行为人对家庭养老的认同程度具有更明显的作用,而且这种主动性可能比个人特征、家庭结构等客观因素的影响更明显。     

农村家庭养老中的代际交换分析及其对父代生活质量的影响

家庭养老的实际是代际交换。从目前来看 ,在农村的家庭养老中 ,父代农民处于代际交换的劣势。他们不但背负着沉重的家庭负担 ,在年老养老时也只能依赖于子女的自觉 ,从而使自身的生活质量受到严重影响。     

代际投入与农村老年人代际经济支持:代际合作与家庭效用

基于一项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抽样调查数据,文章通过Logistic多元估计模型与倾向值匹配等量化方法,以代际投入对农村老年人代际经济支持的影响分析为切入点,回应了代际合作与家庭效用关系的经典命题.结果表明:父代经济收入与子代数量,影响着子代投入与农村老年人代际经济支持之间的关系.在三代的代际交换中,给予孙代的投入对农村老年人代际经济支持产生显著性影响,并且存在着稳健性的正向效应.在三代的代际合作中,给予孙代的投入对家庭效用产生了正向显著性影响.文章指出了代际合作与农村老年人家庭效用之间的正向关系,生育偏好成为影响农村老年人家庭效用的重要参数,并说明了代际交换的不平衡以及子代家庭效用增长等问题.     

子女结构对农村养老中的资源交换机制的影响

本文采用2013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中甘肃和安徽两省追踪调查数据,运用广义线性模型、 logistic回归模型等分析方法,结合代际支持动机理论和能力理论,考察子女结构对农村养老中的资源交换机制的影响。结果发现：不管是经济支持还是情感支持,长子女和幼子女之间,儿子和女儿之间都存在分工关系和替代关系,以满足老年人的各项需求。子女的孩次、性别均对代际资源交换存在显著影响,孙子女的性别和数量对年轻一代和年老一代的代际动机产生显著影响,其中居住距离、外出务工和父母照料孙子女是不可忽略的中间因素。     

成年子女外出状况及对农村家庭代际关系的影响

在我国大规模农村青壮年劳动力从乡到城转移的背景下,根据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2008年在河南、贵州部分农村进行的调查数据,从居住方式、代际互动、生活满意度几个方面对成年子女外出给农村家庭代际关系带来的影响进行分析。虽然农村留守老人在居住方式上出现了独居化、空巢化和隔代化的趋势,且在与外出子女间的代际资源交换中并未明显获益,但通过子女外出前后留守老人生活满意度的对比,发现留守老人的生活满意度显著提高。农村劳动力外出符合家庭利益最大化原则,同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家庭代际功能关系及其新变动

家庭代际功能关系是由义务和责任履行、权利享有、需求交换和情感沟通所组成的体系.社会转型之下,亲代对子代的教育义务增大,子代赡养亲代义务减轻;高龄和生活不能自理父母对子女尚有照料依赖.随着独生子女一代的长大,女儿在代际功能关系中的作用提高,甚至具有不可替代性;人口预期寿命提高,直系成员存世代数增加,4代存世家庭大幅度上升,可能加大子代的照料负担.整体看子代“回馈”亲代的功能下降,直接影响育龄夫妇的生育行为.子代代际功能关系履行降低有社会福利制度的替代、客观条件制约的作用,也有主观意识弱化的因素,还有约束性制度环境欠缺的问题.政府和社会组织应推动适应现代社会要求的新的代际功能关系的建立.     

中国家庭代际关系的理论分析

中国家庭代际关系并非只有抚养-赡养一种关系形式.抚养行为发生在父母和未成年子女之间,赡养行为存在于壮年子女与老年父母之间.在成年子女和壮年父母之间还有另一种关系-交换关系.但抚养-赡养关系不能用交换关系去解释,因为它不是严格意义上行为主体之间的交换关系.完整的代际关系既有抚养-赡养关系,又有交换关系,两者具有并存特征.社会发展阶段不同,代际关系的层次和类型也有不同.     

家庭子女数量和性别结构对老年人休闲生活影响的研究

中国老龄化进程与少子化伴行,家庭子女状况对老年人休闲生活有重要意义。使用2010年中国社会综合调查（ CGSS ）数据,分析是否有孩子、孩子数量、孩子性别对老年人休闲生活的影响。结果发现：孩子越多,老年人休闲生活的频率越低;儿子对老年人休闲生活以负向影响为主,且1个儿子的强度最大;女儿对老年人休闲生活以正向影响为主,且1个女儿的强度最大。重视家庭子女对老年人休闲生活的影响,对提高老年人休闲生活频率、推进健康老龄化意义重大。     

农村不同婚姻形式下家庭财富代际转移模式的初步分析

本文应用父母投资回报假说 ,利用湖北省松滋的调查数据 ,分析了农村不同婚姻形式下家庭代际财富转移的模式及其形成机理 ,揭示了婚姻形式与家庭财富代际转移模式的密切关系 ,说明了招赘婚姻在农村家庭养老方面的积极意义。     

农村儿子、女儿对父母的经济支持差异研究

利用2010年中国人民大学组织的家庭及生育状况研究调查数据,采用固定效应的Logistic模型和多元回归模型,研究农村儿子、女儿对父母的经济支持差异。结果发现,尽管农村中女儿比儿子更有可能对老人进行正向经济支持,但在对父母进行正向经济支持的人中,儿子对老人的经济支持力度仍然比女儿大。在控制了一系列微观个体特征、中观家庭特征和宏观区域特征后,对老人的经济支持力度的性别差异越发明显。在我国农村,儿子对父母的经济支持力度仍然显著强于女儿。     

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影响的纵向分析

文章利用2001年、2003年和2006年安徽省农村老年人生活状况跟踪调查数据,采用个体增长模型,结合农村实际状况,考察代际支持对农村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结果发现老年人获得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代际间双向的家务帮助和情感支持提升了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在代际支持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中,老年人获得子女提供的经济支持对获得子女提供的家务帮助具有替代作用;结果反映了农村家庭代际支持仍是以老年人的需求为中心,揭示了养儿防老的儒家孝文化在中国农村仍盛行,而老年人为子女的牺牲精神现实生活中不可被轻视,揭示了代际支持对老年人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机制为主效应模型的增益作用。     

城乡老年人生活质量与人口社会学特征关联初探

人口老龄化使我国老年人口数量迅速增长,呈现出老龄化+少子化的人口结构新常态。江苏省老龄化比例为20.57%,居全国各省区之首,老龄化区域和城乡差异也更加显著。兴化地区地处苏北农村,呈现小城市大农村结构,经济欠发达,城乡人群的生活水平差距较大。本研究目标人群为兴化城乡老年人群,通过调查城乡老年人群人口社会学和生活质量的变化特征和相关性,为政府和社会对老龄化事业的发展与决策提供依据。总计305例60岁以上的老年人群参与调查。结果显示,城市老年人群已婚、与子女住、文化程度、退休和自觉家庭经济情况良好等人口社会学特征维度好于农村人群（P≤0.01）;而农村丧偶、独居、没有工作和自觉家庭经济情况差等维度高于城市人群（P≤0.01）;男性老年人群文化程度显著高于女性（P<0.01）;冠心病患病构成比上,农村老年人群显著高于城市老年人群（P<0.01）,男性老年人群高于女性（P<0.05）;而女性老年人群患高脂血症构成比显著高于男性（P<0.01）。结果提示,兴化地区城乡老年人群生活质量差异显著,但城乡老年人群在躯体健康和疾病防治中的差异已经明显缩小,说明老年人生活质量的变化与人口社会学特征相关联。在经济持续发展和人口结构老龄化的新常态下,社会和家庭应更多地关注和改善老年人群,尤其是农村老年人群的生存环境,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     

农村女性人口流动的约束机制——社会性别视角分析

本文构建了"嵌入式"研究框架,以农村女性劳动力流动特征为出发点,从社会性别视角探讨隐含的深层约束机制及作用途径,认为个人素质差异属于条件性因素,直接约束了女性流动的选择,而宏观层面的传统社会性别规范通过家庭和劳动力市场中观层面发挥影响,是约束的根源所在,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突破约束的基本思路.     

城市化进程中农村代际关系的变迁

通过对全国几个村庄的田野调查,探索当前中国农村代际关系的变迁。在城市化进程中,新生代农民工外出务工行为不再具有兼业性质,而具有职业性质,农村出现结婚即分家、自己养老、隔代抚养等新的代际规范,表现为失衡的代际关系。这可称为代际关系的辅助模式,是亲代尽一切努力辅助子代向城市移民,人口和生产的再生产在农村和城市两个不同的空间完成。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化和传统家庭伦理本位的价值观在共同形塑着代际关系的辅助模式。     

农村大龄未婚男性的婚姻困境:基于性别不平等视角的认识

大龄未婚男性的婚姻困境是在中国农村普婚制社会下长期存在的现象。文章利用全国性的专项调查、主流媒体报道和实地调查数据,从婚姻市场上的性别不平等视角来研究农村大龄男性的婚姻困境。宏观数据分析显示,用性别结构失衡来解释农村大龄男性的婚姻剥夺显得原发性因果关系不强和实证性不足,而简单地以贫困概括农村大龄男性婚姻困境的主因并没有充分考虑婚姻的本质和功能。基于性别不平等的理论视角和实证研究,认为婚姻市场上性别不平等对贫困男性婚姻困境的影响远比人口性别结构失衡的影响更为直接和重要,农村大龄男性的婚姻困境具有独立于个体内因的社会经济结构性的成因。     

第一代独生子女婚后居住模式——基于江苏省的经验研究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生的第一代独生子女正处在婚育阶段,与此同时,他们的父母也在逐渐步人老年。文章利用2007年江苏生育调查数据,从代际关系角度考察了第一代独生子女的婚后居住模式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子代需要亲代帮助照料年幼孙代的需求、亲代需要子代提供照料的需求显著提高了独生子女婚后与父母同住的可能性,代际交换关系显著影响了居住模式;与非独生子女家庭相比,独生子女家庭更可能与夫妻一方或双方父母同住;城市独生子女比农村独生子女更可能婚后与父母同住：独生子女的性别属性对居住模式有显著影响,独生子与自己父母同住的比例明显大于独生女同她们的父母同住的比例。     

农村老年人家庭代际关系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性别视角的潜在类别分析

利用"安徽省老年人生活福利状况"调查数据,应用潜在类别分析方法对农村家庭代际关系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农村老年人家庭存在五种代际关系类型:亲近型、 亲密有间型、 近而不亲型、 疏离型和矛盾型,且其个体和家庭特征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与老年父亲相比,老年母亲与子女的关系更亲近,但年龄越大越可能有矛盾.女儿比儿子与父母更亲密,且年龄越大关系越亲密.虽然有更多子女可以疏导代际矛盾,但是儿子数量越多越可能造成代际关系疏离.     

外出务工对农村老年人家庭子女养老分工影响研究

文章利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2009年在安徽省巢湖市进行的＂安徽省老年人生活福利状况＂抽样调查数据,采用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了农村老年人家庭儿子与女儿外出务工状况对子女兄弟姐妹养老分工的影响。结果表明,外出务工对子女养老分工有显著影响,并且儿子和女儿外出务工的影响存在显著性别差异。儿子全部外出务工,子女之间倾向不平均分担对老年父母的经济支持,女儿全部外出务工,子女之间倾向于共同平均分担经济支持;儿子全部外出务工或女儿全部外出务工,子女之间都倾向于不给予老年父母生活照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