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乡土时代”中国乡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困境及应对

后乡土中国乡村组织化和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较前虽已有所发展,但仍处在起步阶段且已陷入到发展不足境地。造成这种困境的主因：发展上的政府性对民间性的攘夺;内部治理上＂一股独大＂操纵了＂一人一票＂;运行上＂重组建＂与＂轻管理＂;资金供给上的＂难贷款＂与＂贷款难＂的困境。而要走出此种困境至少需要做到：政府角色的清晰化和官员行为的厘定、农民公民意识的培育和社会资本拓展、农村内生金融体系的建立与形成,以及对社会成员合作教育的注重与开展。诸多因素耦合而成一种内在驱动力,浸润并改变着农民的品质和态度,促进农村组织化的深化与发展。     

我国农村金融市场主体的价格竞争行为

一、问题的提出 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利率管制政策,它不仅剥夺了农村金融机构贷款定价的自主权,而且扭曲了信贷市场资金价格的形成机制,在制度上使得农村信贷供求主体陷入了"难贷款"和"贷款难"并存的发展困境.     

农民的公民意识与中国乡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

经济行为总是渗入在社会关系之中.一个社会中,以"人的结合而非资本结合"为内在规定性的合作经济发展与否,无疑与农民的公民意识状态有着极大关系.当前中国农民的主体意识,特别是他们的权利意识、责任意识、民主意识、契约意识的孱弱,不仅使得农民处在"被组织化"或"被合作"境地,而且也使得合作经济在中国处于"发展难"和"难发展"的困境中.为此,需要调整思路,采取多种举措,着力培育公民意识与塑造公民文化,促使"农民意识"向"公民意识"转型,为合作经济的成长和发展创造"软环境"和"软实力",如深化农村经济的市场化改革;增强农民信任感;引导和鼓励农民参加有利于公民意识提高的社会实践;开展对农民的公民意识教育等.     

农民林业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贷款扶持政策研究

通过回顾贷款扶持农民林业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沿革,总结贷款扶持的基本特点,分析贷款扶持的初步效果,针对贷款资金使用不规范、风险控制难、贴息政策落实难等问题,提出适当延长贷款期限,提高贴息工作的实效,探索多样化的贷款模式、差别流程和差别利率,拓展森林保险和农村社会保障,加强风险控制等对策.     

重读税费改革:国家、集体和农民关系的视角

税费改革及其配套的改制政策在乡村社会的治理实践中将农村基层组织和农民双双从村集体中释放了出来,加速瓦解了中国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中"统"的力量和融于集体之中的村落共同体意识,促使农村基层组织退出了农村公共品的统筹领域,也使农民退出了农村公共品的合作供给,致使后税费时代的乡村社会面临着极大的治理困境.集体的渐行渐远,改变了国家与农民打交道的间接方式,而村治困境的存在亟待新"集体"的回归,国家与农民的关系需要进一步的调整.     

社会变迁视野中的差序格局与农民合作

作为传统乡土中国主要社会结构的"差序格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农民合作的差序性与特殊性.社会结构的转型使得差序格局理性化,这扩大了农民合作的对象范围,却没有改变农民合作的"中国特色".随着市场经济的继续深化,差序格局将趋消解,中国农民合作的形态也应该从传统向现代转变.     

农地流转中的社会管理体制障碍与创新

目前,我国农地流转中农民权利受损已成为诱发农村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因,严重影响了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迫切需要加强农村土地流转的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然而农村土地流转中的法律困境、土地产权困境致使社会管理出现了公共财政困境、社会组织匮乏、社区建设滞后等问题,增加了城乡基层社会管理的难度。因此,需要通过健全多元合作的社会管理理念与治理机制、改革土地产权制度、构建农地流转的风险处理机制、完善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等措施保障农民权益,维护农村及全社会政治、经济与社会的和谐稳定。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具有积极的作用,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有助于实现农民增收与构建农村和谐社会,能够促进塑造新型的农民文化和提高农民的政治素质,促进新型乡村治理机制的形成与完善.     

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融资机制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方方面面,其中融资难是关键问题之一.本文运用演化博弈和系统动力学方法,考察小农户融资困境的纾解机制.研究结果表明,传统融资机制在(守信,不担保)策略组合处渐进稳定,并不能形成内生动力来有效纾解小农户的融资困境;而在供应链"小农户+农业合作经济组织"融资机制中,会在(申请贷款,参与)、(不申请贷款,不参与)策略组合处渐进稳定,且最终演化稳定结果取决于小农户和合作组织的初始策略群体比例.通过提高小农户自主还款率、降低农业合作经济组织技术支持成本、对小农户贷款贴息等途径,可以有效实现小农户融资的良性循环,并由此提出针对性对策建议.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治理结构的绩效评价

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处于发展初期,管理不够规范,运作质量不高.少数人(股)控制、机会主义行为、"搭便车"现象、原子化农民合作带来的高昂交易成本等问题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治理结构的绩效从制度与非制度的统一、理论与实际的统一、经济与社会的统一等多方面、多角度进行评价,对于今后农民合作组织的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合作经济组织:农民利益实现的市场载体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现实与理论背景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户进入市场的重要组织载体.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不仅是独立的市场主体,而且还承载着为农民和农村社区服务的特殊使命,即保护农民利益、促进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与和谐社会构建的重要社会责任.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理论的提出与构建是农村市场经济以及和谐社会建设的一项重要课题.     

产品依赖性与中国农民的组织化难题——一种农民日常生活的新视角

中国农民组织化难题的根源并不在于当代中国的历史政治生态和集体行动的困境,而在于农业生产的"兼业性"造成的农民对任何一种农产品的依赖性都不高,进而降低了农民借助组织的力量保护农产品市场和农产品价格的动机.中国农民的组织化道路只有在农产品高度依赖性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这就需要建立一种农业分工体系,实现从"兼农"向"专农"的转变,在分工的基础上走向自发的组织与合作.如果跳过这个中间环节而采用国家力量介入的方法简单地把农民组织起来,将会带来更多的问题.从日常生活中的相关行动选择来看,农民并不排斥分工这种社会生活的组织形式,农民不仅能够适应、创造分工,而且在农民的日常生产中埋伏着走向农业分工的自然逻辑.     

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障碍研究

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制约,我国在发展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问题上面临着许多的困难,致使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起点低、规模小、发展慢、不规范、巩固难。这些困难不仅缘于自然条件差异、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特征和市场发育程度,而且更多地缘于思想观念、传统文化、发展环境、政府行为特征、农村组织体系和农民的文化素质。     

我国农民自组织发展困境与出路

当前我国农民自组织发展困境包括理论困境、历史困境和现实困境三个方面。而超越农民自组织发展困境的路径有三:一是多学科分析农民自组织发展的理论基础、多维度界定农民自组织概念与廓清农民自组织分类标准,消除农民自组织发展理论障碍;二是突破农民自组织发展历程中的模式局限和惯性思维,实现农民自组织由外部推动向农民自主构建的转变;三是培育农民合作意识,增强政府服务意识,明确制度供给主体,提升制度供给效率,超越农民自组织现实困境,奠定农民自组织发展的现实基础。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与政府作为

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发挥着重要角色,对于解决我国＂三农问题＂,促进现代农业发展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当前,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在发挥它特有的功能及作用的同时,其自身也在实践发展中遇到了一些困境与难题,这些困境与难题的解决不仅需要组织自身的不断完善与发展,更需要政府的正确作为。政府应当在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建立和发展中充分发挥引导、支持、规范、服务等职能和作用。     

农田水利家庭化的隐忧--来自江汉平原某镇的思考

本调查报告认为,大小水利无法对接,使得乡村水利系统陷入了有水难灌的困境,合作的缺乏以及鼓励农民分散化的制度加剧了农田水利的家庭化,故而国家退出无益于增强农民抵抗旱灾的能力.相反,农田灌溉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国家主导下的集体团结.在取消农业税的基础上,有望重塑村民自治组织,改善农村公共品供给机制.     

契约与农民专业合作化难题的破解——对万年“贡米”集团的经济社会学分析

通过对江西万年贡米集团“公司+合作社+农户”模式的实地调研发现,市场契约可以打破农村人情面子在合作过程中的困境,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必须建立在市场契约基础之上,市场经济的规则、一系列的产品质量认证等制度促使农民为了利益自发组织起来.农民只有遵守市场规则才能得到市场认可实现利润,不遵循市场规则将遭受损失,因此农民专业合作是通过契约倒逼机制实现的.仅靠外部力量将农民组织起来,农民会失去主体性甚至抵制;而通过农民自身实现组织化则存在人情面子困境.农村互助领域和合作领域的规则不同,与人互助,应该讲人情和面子;与人合作,则应该讲契约与规则.因此,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一方面要提高农民合作的契约意识,另一方面要通过外部力量特别是政府制定公平公正的契约并保证得到有效执行,必须将外部力量的倒逼与农民自发需求结合起来.     

分工抑制与农民的经济合作

现代农业的发展是分工不断深化的过程,分工既是农民经济合作的前提,也是经济合作的结果。农民分工抑制主要是两方面,一是非农分工抑制,二是农业内部分工抑制。农民合作层次低与分工抑制存在某种累积因果关系,分工抑制对农民合作形成制约的反馈机制,以分工抑制作为起点,最终导致了农民合作的低层次,并循环往复,不断自我强化。解决农业内部分工的困境,首先要解决非农分工的问题,使剩余劳动力顺利转移,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和分工深化。     

非洲集体安全机制的创新与困境

作为冷战后区域集体安全的典型案例,旨在通过集体行动预防、管理和解决内部冲突的非洲集体安全机制建设具有重要的创新之处,主要包括:它突破联合国框架内的"中心化的集体安全"而形成一种"非中心化的集体安全";它将以和平强制行动为核心,使人道主义干预法律化、规范化;它通过启用早期预警与反应系统和非洲待命部队构建起冲突预防的运行机制等.但非洲集体安全机制在运行中亦面临合法性不足及组织能力和资源能力受限等现实困境.这些困境可以通过强化区域一体化培育更大的自主性和完善已有的"合作维和"机制予以破解.     

合作经济组织：农民利益实现的市场载体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现实与理论背景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农户进入市场的重要组织载体。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不仅是独立的市场主体,而且还承载着为农民和农村社区服务的特殊使命,即保护农民利益、促进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与和谐社会构建的重要社会责任。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社会责任理论的提出与构建是农村市场经济以及和谐社会建设的一项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