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论吐蕃王朝时期的土地所有制

近几年来,从事研究西藏历史的诸学者,通过分析和研究吐蕃王朝时期的政治、法律、军事等上层建筑,对当时的吐蕃社会究竟进入到何种社会制度问题,各抒己见,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得出了诸多不同的结论。在此,笔者亦欲通过赞普王朝的土地所有制作些粗浅的,初步的分析研究,来对当时的吐蕃到底属于哪种社会制度问题,发表自己的管窥之见,以求教于方家。     

吐蕃斥候考

在吐蕃的军事力量中,有一支长期以来被诸多研究学者所忽视的力量,那就是吐蕃的斥候.吐蕃斥候为吐蕃政权的崛起,为吐蕃军事所取得的辉煌战绩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迄今为止,由于史料的缺乏,学术界对吐蕃斥候的研究尚处于空白阶段,本文根据一些零散的古藏文资料对斥候作一初步的考证,希望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根敦群培与恰白·次旦平措的吐蕃史研究——新史观、新方法、新资料、新发现

文章从新史观、新方法、新资料、新发现四个方面对根敦群培和恰白·次旦平措两位著名学者的吐蕃史研究做了全面、系统的分析,在此基础上较为深入地探讨了他们的学术思想、学术历程和治学方法,肯定了两位学者在吐蕃史研究,乃至藏学研究领域中做出的巨大学术贡献。     

中亚史中的西藏吐蕃在世界史中所居地位之展望

《中亚史中的西藏——吐蕃在世界史中所居地位之展望》一文是日本大阪大学教授森安孝夫先生的一篇新作。今年4月森安先生应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的邀(?)我国进行学术交流时在中央民族学院作了学术报告,参加者有各科研单位教授学者等50余人,此文即是为这次学术会议撰写的,后因故改讲别题。经译者征得森安先生的同意,在我刊首次发表,以飨读者。     

隋唐五代西北民族史研究概述(续)

在《隋唐五代西北民族史研究概述(之一)》中,我们简要评述了本世纪以来学术界对隋唐五代的民族政策与民族关系、突厥史、回鹘史与薛延陀史的研究状况。接下来,我们将述及学术界关于这一时期西北地区的吐蕃、吐谷浑和党项历史的究研意见。 一、对吐蕃史的研究 (一)关于吐蕃史料的考订最早在史料方面进行补阙正误的,当推陈寅恪。他在1923年写的《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跋》一文,根据敦煌写本题记考证出“沟通东西学术,一代文化所托命之人”——吐蕃僧人法成大师的史迹,使这个不被载于正史,久已湮没无闻的吐蕃重要历史人物重现于世。1930年他发表的《吐蕃赞普名号年代考》则利用“长庆唐蕃会盟碑”考证出彝泰赞普的名号和年代,指出了两《唐书》等史籍所载有关时间的讹误。解放后,有关吐蕃资料研究的著作有明显增多。1958年,王忠利用汉文典籍,敦煌吐鲁番古藏文资料以及13世纪后的藏文典籍,写成《新唐书·吐蕃传笺证》一书,使吐蕃史料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水平。近些年,王尧、陈践出版了《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敦煌本吐蕃法制文献译释》、《吐蕃简牍综录》等,此外王尧还出版了《吐蕃金石录》。这些著作,或为翻译,     

从帐簿文书看吐蕃王朝的经济制度

在吐蕃王朝史的研究中,对其经济制度的分析和认识所占有的重要地位,早已为研究者所重视。经济制度除了反映和决定当时的社会性质外,还对吐蕃王朝的政治、行政、法律、宗教、军事等方面有直接的影响和制约,因此研究吐蕃王朝政治、行政、法律、宗教、军事者,都不能不注意其经济制度。五十年代以来,不少学者从认识吐蕃王     

从服饰图例试析吐蕃与粟特关系（上）

关于吐蕃服饰 ,集中资料作过一些专题研究的 ,国外学者有德金桑姆 (ＤｅｊｉｎＺａｎｇ ｍｏ)、休·黎吉生 (Ｈｕｇｈ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ｏｎ)、海瑟·噶尔美 (ＨｅａｔｈｅｒＫａｒｍａｙ)等 ;① 我国学者有王尧先生等。② 其他学者对此也偶有涉及 ,多散见于部分论文、专著中。吐蕃服饰的脉络 ,就在对材料的搜剔分析中渐渐凸显出来 ,其中的某些推论对进一步研究颇具启发。吐蕃王朝时期的人物图像资料 ,目前所见的并不算很丰富 ,大概包括唐代阎立本所绘《步辇图》卷轴的摹本 ,吐蕃占领时期的敦煌石窟部分壁画、③ 绢画 ,唐昭陵前的松赞干布石…     

松区的地理位置

一一九二一年伯希和在《通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关于吐谷浑与苏毗的札记》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据《唐书·西域传》:“苏毗,……为吐蕃所并,号孙波”得出结论:孙波即松巴的音译,义为松巴部落。在这篇文章的诸多论点中,只有一点是我们可以慨然接受的,而其余的则尚须进一步加以研究。照伯希和的说法,苏毗是羌语,孙波是吐蕃语,两者系指同一事物。然而《唐书》载:“为吐蕃所并,号孙波……”。只有将这句释为:苏毗隶属于吐蕃之后,     

驳《吐蕃僧诤记》关于政治因素的推论

吐蕃僧诤在藏传佛教历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众多学者都一致认为这次僧诤事件有一定的政治背景.《吐蕃僧诤记》作者认为吐蕃与唐朝之间的政治关系是导致汉僧一万在论战中失败的重要原因.笔者不敢苟同这个观点,在引用作者原语基础之上,重新分析史料,逐一点破他的论证过程,并认为吐蕃僧诤的结果是吐蕃本身对宗教选择的结果,符合宗教适应社会发展这一规律,而与唐蕃之间的政治矛盾毫无关系.     

青海出土吐蕃木棺板画的初步观察与研究

青海近年来出土了若干例吐蕃时期墓葬的木棺板画,已有学者对此作过初步研究,但观点颇存歧义。文章联系汉藏文献以及中原和北方民族的相关考古材料再作探讨,提出这批木棺板画所反映的不是一般所谓“社会生活场景”,而是流行于吐蕃本土的苯教丧葬仪轨影响到吐蕃所征服和占领地区的直观反映;墓葬主人的族源应为北方鲜卑系统的吐谷浑人,但其在受到吐蕃文化影响的同时,还受到来自中原与西域文化的影响,反映了青海吐蕃文化的多元因素。     

若干典型古藏文语词 疏译之三

本文是解读过去发表的吐蕃文献中之古词语内涵,这些典型语词,《藏汉大辞典》中未被收入,或者,即使辞典收入此语词,也不是吐蕃文献中之古词,二者只是同形字而已,如■■,《藏汉大辞典》中为"主义",但在吐蕃文献中作"为首者"解。本文所述之某些古词之汉意,有的在上个世纪80年代发表的古文献中已有定论,只因《吐蕃古藏文辞典》迟迟未能问世,致使研究者没能利用前人成果,造成二次误译,故不揣浅陋,将典型古词语梳理一遍,供同行参考。     

《唐蕃聘使考》补正

顾吉辰先生在《西藏研究》1990年第二期发表了《唐蕃聘使考》一文,对唐王朝和吐蕃王朝长达二、三百年间有姓名、职衔的聘使作了一蕃搜检,不但大致地构画出了唐与吐蕃关系史发展的脉络,而且对有关史料作了详细的整理,材料弘实,方便了后人在这方面的研究。但本文作者在读史过程中,发现顾先生仍有相当一部分聘使未曾收进文章,而且在文章中个别地方出现了一些失误,有的史料还不够完整。本着对吐蕃史和唐     

《新唐书·南蛮传》吐蕃“苏论”考

《新唐书.南蛮传》及《册府元龟.外臣部》记载吐蕃官吏中有苏论一职,学术界历来无解。今检得拉萨《唐蕃会盟碑》东面碑文有sovi blon pos一词,学者译为边将或边吏;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赞普传记》有so blon sde lnga一词,可译为边吏五部。依此,汉文文献所载的吐蕃苏论应为古藏文so blon的音译,为吐蕃守边官吏的专称。     

若干典型古藏文语词疏译之二

文章解读过去发表的吐蕃文献中之古词语内涵,这些典型语词,《藏汉大辞典》中未被收入,或者,即使辞典收入此语词,也不是吐蕃文献中之古词,二者只是同形字而已,如(?),《藏汉大辞典》中为"主义",但在吐蕃文献中作"为首者"解。本文所述之某些古词之汉意,有的在上个世纪80年代发表的古文献中已有定论,只因《吐蕃古藏文辞典》迟迟未能问世,致使研究者没能利用前人成果,造成二次误译,故不揣浅陋,将典型古词语梳理一遍,供同行参考。     

《吐蕃政教关系史》读后

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研究是学术界和有关部门长期关注和研究的重点之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但长期以来学术界关注的视野和研究的范围主要局限于13世纪之后的有关情况,对这一制度在吐蕃时期的状态虽多有学者涉猎并有相关的成果问世,但对其在吐蕃时期产生、发展与演变的历史深入探讨甚少,更无系统的研究成果问世。石硕教授长期致力于藏学研究,历经数年潜心钻研、写作的《吐蕃政教关系史》,填补了藏学研究的这一空白。笔者拜读后认为,此书主要的贡献是:     

“吐蕃”即“上蕃”一说质疑

关于“吐蕃”一词的含义,目前史学界说法很多。“吐蕃”即“上蕃”,是其中一种有影响的说法。持这种意见的学者认为:“吐蕃”源自藏语“Stod—Bod”(上蕃);其根据是,藏语中有“上中下部”(stod bar smad gsum)及“上部下部”(stod smad)的习惯分法。     

若干典型古藏文语词疏译之一——重读《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之体会

文章系解读过去发表的吐蕃文献中之古词语内涵的系列文章之一。这些典型词语,《藏汉大辞典》中末被收入,或者,即使辞典收入此语词,也不是吐蕃文献中之古词,二者只是同形字而已,如■,《藏汉大辞典》中为"主义"之意,但在吐蕃文献中作"为首者"解。文章所述之某些古词之汉意,有的在上个世纪80年代发表的古文献中已有定论,只因《吐蕃古藏文辞典》迟迟未能问世,致使研究者没能利用前人成果,造成二次误译,故不揣浅陋,将其中的典型古词语梳理一遍,供同行参考。     

吐蕃王族族源新考

在藏族历史的长河中,吐蕃王朝对藏族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吐蕃王朝建立以后,一个统一、强盛的藏族开始著称于世。因此,吐蕃王族族源的研究,向来为学者们关注。 关于吐蕃王族族源,过去主要有两种说法:一是源出印度说,二是源出西羌说。 有些藏史记载,佛陀在世时,曾预言西藏将有人类形成,并预言菩萨猕猴和罗刹女结合繁衍出藏人;又有说第一代藏王聂赤赞普来自印度的释迦族或乌仗那王族。这种观点受到大多数藏族学者的否定。他们指出,佛陀出世之前,西藏的历史篇章早已揭开,并非佛陀寂灭之后西藏才有人类。考古发掘成果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聂赤赞普出自印度之说本有菲薄藏区之嫌,殊难令人信服。为什么西藏的赞普不可能出自西藏本土呢?     

《大唐天竺使出铭》相关问题再探

１９９０年６月,在西藏自治区吉隆县境内发现了一通额题为《大唐天竺使出铭》的摩崖石刻碑铭。这一重要的考古发现首次为唐代王玄策使团出使印度,以及唐代中印交通中“吐蕃——泥婆罗道”的路线等问题提供了可靠的实物材料。资料刊布之后[１],引起了国内外广泛的关注。十年来,国内学者对此碑的内容及涉及到的若干重要问题作过认真的研究,发表过一些很有启发性的意见。[２]     

吐蕃军事发展的基本特点

吐蕃军事研究是吐蕃历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吐蕃军事发展具有明显的地域特色。作者根据大量历史资料叙述了吐蕃军事发展的特点,重点阐释吐蕃军队的组织、作战、受佛教影响等内容,提出了吐蕃军事发展的六大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