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探微

汉宣帝提出了"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的汉赋观."辞赋"概念的采用主要基于"辞"名与"赋"名不分及秉承屈骚传统.采用"大""小"言赋,则是受到传统大小言说方式的影响及源于汉赋创作实践的总结.大赋与古诗同义,其"义"主要包括:一是"仁义讽谕";二是"观鸟兽草木名".小赋具有辩丽特点,尤其是"丽"的审美观念在汉赋...     

论屈原与宋玉——兼论文赋的形成问题

<正> 刘勰在《文心·辨骚》中曾以屈、宋并称,杜甫的《戏为六绝句》也说“窃攀屈、宋宜方驾”。可见,在前人的心目中,宋玉在辞赋史上的地位也是很高的。但是,在现代的一些文学史著作中,宋玉的地位却一落千丈了。而在有的戏剧中,宋玉竟成了“软骨头”和“小丑”。我并不认为屈、宋可以齐肩,仅就屈原是辞赋的开拓者,宋玉是继承者这一点来说,屈原就要高一个头。但是,宋玉在辞赋史上的功绩,也是不可没的。宋玉的过于被贬低,是由于人们对屈、宋的关系,对他们的作品的评价都存在抑扬失实之     

《文选》所收宋玉五赋真伪考

<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对楚王问>这五篇宋玉赋,最早见于南朝梁萧统所编的<文选>.它们是宋玉所作本没有问题,但是受"五四"疑古思潮的影响,一些学者开始怀疑<文选>中所收宋玉赋的真实性.通过对现有文献资料的认真分析,我们可以肯定<文选>所收五赋是战国末期楚国辞赋家宋玉的作品.     

《宋玉辞赋考论》简介

中国文学史上,屈宋向来并称。宋玉以其杰出的艺术天才踵武屈原,仿《离骚》而作《九辩》,并在赋体文学的发展方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启秦汉以后文人文学之先河。     

一部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古籍整理著作——评吴广平先生校注的《宋玉集》

宋玉是战国末年楚国著名的辞赋作家 ,历来和屈原并称“中国文学之祖” ,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据《汉书·艺文志》载 ,宋玉有赋1 6篇。据《隋书》和新旧《唐书》记载 ,隋、唐时期曾有三卷本和两卷本的《宋玉集》传世。但到宋代即均已失传。到了明代     

赋体渊源索解——兼说"命赋之厥初"

近年来,关于赋体源流之探讨,学界多有论说,意见亦纷纭杂出,莫衷一是.笔者本文拟就赋体之初义切入,溯源综该各家之说,寻绎诗骚、战国行人辞令、隐语等与赋体文学的内在关联及其各自于赋体文学之促生之功.继而比较屈宋创作心态之异,倡言成熟赋体作品成自宋玉之手.兼论宋玉当为文学史上以"赋"名篇之第一人.     

丽则——历代赋论的基本标准

扬雄最早提出丽则标准,班固继承了其观点并有所创新.晋代人以真实可信、言语华美为丽则.刘勰以丽辞雅义作为评赋原则.唐人对南朝淫丽文风进行批评.宋人将丽则作为赋的理想标准,祝尧将丽则阐发为情、理、辞的完美结合.明清受祝尧影响,强调丽与则的兼美.     

不宜把《九辩》定为宋玉的唯一代表作

现行的<中国文学史>将宋玉的楚辞<九辩>当成唯一的代表作,是承袭了早已过时的"疑古"思潮,否定了宋玉对其楚赋著作权的结果.其违背历史真实的负面作用十分严重.作家的代表作,应是最能体现其创作特点、技巧、风格、水平和成就,且具时代性的名篇佳作:同一作家,可以有一篇以上的代表作.目前,学界日益普遍认同的宋玉楚赋作品已有上十篇.宋玉好楚辞而以赋见称.应当在<九辩>之外,从<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风赋>等宋赋中研定一、两篇,一并作为宋玉的代表作,以切实恢复宋玉在文学上固有的历史原貌.     

刘勰赋学观的缺失——从魏晋赋首谈起

从刘勰对“魏晋赋首”八家的称举与评述中,反映出他“尚宏丽”、“重讽谕”的赋学观,这一赋学观承传于汉人而迥异于魏晋。刘勰以汉人的辞赋标准来观照魏晋赋家赋作,缺失自然产生,对魏晋抒情小赋缺乏应有的重视。刘勰赋学观的偏执和缺失,因其反对齐梁文风而致,但归根到底,又决定于他的儒家思想及诗教观。     

从辞赋源流看李白对宋玉的继承

在李白的诗文中,赋是一个重要的存在,也是一个光辉的存在。宋玉是其后所有赋体作家在文体上的始祖。李白作赋,注意学习前人,他尤其推崇宋玉。李白是宋玉赋体文学的主要继承者之一,宋玉是李白的精神生活引导人。李白学习宋玉,宋玉学习屈原,二者非常相似。后人之于前人,既有文脉承传,又有人格敬慕,这是中国文学史上值得留意的精神现象学意义上的突出事例。李白既是唐代的伟大诗人,又是唐代的重要赋体作家。在今存李白诗文中,标明"赋"者一共八篇,而实际上与赋体式相近的李白作品则多于此数。李白有几首赋和诗表现了对宋玉的深厚感情。     

宋玉《神女赋》梦主考辨

宋玉《神女赋》写的到底是宋玉梦神女,还是襄王梦神女,这是一个古今争讼不已的学术公案。弄清这一问题,不但有助于对《神女赋》的准确理解,而且对于探索代言体的起源亦有重要意义。根据《神女赋》的文本实际、《神女赋》与《高唐赋》的内在联系、魏晋至隋唐大量诗人诗作的佐证以及文化人类学提供的圣婚仪式材料来看,梦神女的应当是襄王而非宋玉。在《神女赋》中作者宋玉代表襄王、用襄王的口气来叙事和抒情,实开汉代辞赋“代言体”之先河。     

杨慎、顾炎武考据学对贬宋论的推衍

杨慎、顾炎武都是学识渊博、著述丰富又擅长考据的大学者,他们运用博证之法考察宋玉及其作品,一方面沿袭前人尊经重道标准来衡量宋玉,另一方面进一步将是否有益于"天下治道"作为衡量作品的标准,他们不对传世的宋玉作品的真伪作考证,而是在结合博采同类材料加以类比的考据中展现古今之变、治道之要,大谈宋玉及其赋作对后世作品的渊源及不良影响,并将之推衍到社会政治的影响,放大了宋玉辞赋对国家兴亡的消极影响和作用,流露出明显的贬低宋玉及其作品的倾向.这种考据虽然有助于辩章学术、考镜源流,但忽视了宋玉赋作对发展扩大中国文学内容风格及艺术形式多样性所作出的贡献,得出的结论也是主观臆测和失实歪曲的.     

唐人祖述屈骚探微

明代李梦阳出于复古心态反思唐代赋学而提出"唐无赋"之说,实则忽略了有唐一代辞赋的发展.宋本《文苑荚华》的《杂文·骚》类辑录骚体赋四十二篇,又《杂文·问答》亦辑录九首骚体作品.数量虽不是最多,但骚情意绪,愁思郁结,正是唐人对楚辞骚体形式的再创与延续.其中更不乏对屈原的惋惜与追念,如柳宗元作《吊屈原》、刘蜕作《吊屈原辞》均是对屈原其人的直接伤悼与追惜.     

小说家《宋玉子》试探

《隋志》对小说家的理解源于《汉志》,其在子部小说家《燕丹子》附注提到的《宋玉子》,不应该是在集部著录的《宋玉集》,而是一部在唐初已经亡佚的小说集。宋玉既是著名辞赋家,也是有代表性的小说家,他的赋家和言语侍从之臣的身份与利用俳谐言语娱乐君王的俳优颇为接近。俳优小说是中国古代小说的重要一支,而谐隐、俗赋是俳优小说的主要表现形式。《隋志》编者对宋玉的重视以及对小说的理解,使其对已经亡佚的小说集《宋玉子》给予了特别关注,其所确定的宋玉的小说家地位值得我们重视。     

鲁迅论屈原与宋玉

鲁迅在《摩罗诗力说》《诗歌之敌》《厦门通信》《言论自由的界限》《喝茶》以及《汉文学史纲要》中,对战国时代的诗人屈原与宋玉曾进行多次评论,对于两位诗人思想言行的巨大意义及其不足,发表了一系列精辟独到的见解。 屈原《离骚》不遵矩度,影响深远 在鲁迅一九二六年写作的《汉文学史纲要》中,屈原与宋玉是列为专篇论述的少数成就卓著的作家。尽管在评述两位诗人的思想与创作时,鲁迅曾具体指出了他们的一些缺点与不足,但直到逝世前一年,还明确表示,“屈原与宋玉,在文学史上还是重要的作家。为什么呢?——就因为他究竟有文采”。 屈原的作品较多,鲁迅在评论其创作活动时,除重点论及他的代表作《离骚》以外,仅简略提及他的另一长诗《天问》,认为《天问》是涛人在被楚怀王放逐过程中“彷徨山泽,见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图画天地山川神灵,琦玮僪佹,及古贤圣怪物行事。因书其壁,呵而问之,以抒愤懑”的产物,指出其由于“所图故事,今多失传,故往往难得其解”,并未对其思想与艺术作细密评析。对于屈原《离骚》,则一再热情洋溢地给予高度评价。 《离骚》问世以后,历来反响不一。“扬之者谓可与日月争光,抑之者且不许与狂狷比迹”。鲁迅认     

屈宋及骚赋的异称和简称

<正> 《楚辞》最著名的代表作家是屈原和宋玉。屈原名平,字原,后世或称其名,或称其字。晋挚虞《文章流别论》:“前世为赋者,有孙卿、届原。”《周书·庾信传论》:“其后逐臣屈平,作《离骚》以叙志。”而以称其字更为通行。有时也简称其姓,或单称其名或字。又尊称之为“屈子”或“屈氏”。明何乔新《楚辞序》:“盖《三百篇》后,唯屈子之辞,最为近古”。明王世贞《王少泉集序》:“至十二国之风废,而屈氏始以骚振之。”屈原在《离骚》中曾以隐语的形式自言其名字:“名余日正则兮,字余日灵均。”洪兴祖《楚辞补注》:“正则以释名平之义,灵均以释字原之义。”后人亦称屈原日“正则”、“灵均”。唐贾岛《送郑长史之岭南》诗:“汨水斜阳岸,骚人正则祠。”清阮元《四六丛话后序》:“是唯楚国多才,灵均特起,赋继孙卿之后,词开宋玉之先。”屈原曾任楚怀王左徒,张守节正义:“盖今左右拾遗之类。”后因亦以“左徒”称指屈原。明王世贞《卢次楩集     

《文心雕龙·正纬》 之辨

刘勰在 《正纬》 篇中认为,谶纬起源于河图、 洛书,然而,所谓河图、 洛书,不过是我国上古时期的神话传说而已.谶纬在汉代的形成自有其思想渊源和社会基础.《正纬》 篇提出的"义非配经",指出了纬书与经书的关系,说明了纬书的功用在于"事以瑞圣".然而,实际上纬书的内容又极为丰富复杂.刘勰认识到谶纬的"有助文章",因而认为,"后来辞人,采摭英华".谶纬对于文学创作的影响,不仅在其事类和辞采上,更在于其特性和特点使明清小说家将其转化为一种叙事艺术.     

论刘勰对骈文理论的贡献

齐梁时代,骈文创作风盛,但还没有一种普遍遵守的写作规范.作为骈语高手的理论家,而且又怀有"正文救弊"、指导时人写作的明确目的和强烈使命感,刘勰<文心雕龙>"言为文之用心",其中,<丽辞>、<事类>、<情采>、<声律>等篇具体论述了裁对、隶事、敷藻以及调声等与骈文关系紧密的理论.尽管其言并不是专就骈文而发,但事实上其于骈文理论的创建之功是不可否认的,它对后世骈文理论的影响也是不可否认的,可谓之"骈文论家之祖".     

祝尧《古赋辩体》的文赋观及其现代启示

祝尧在《古赋辩体》中指出,唐末宋初的赋家为矫正律赋之弊,学习楚辞和汉赋中问答体作品的散文化句式和议论手法,开创了一种新赋体——文赋。但文赋未能祖述兼有六义之骚,亦未能宗法"丽以则"之汉赋,更未能做到情、辞、理的统一,已失赋之本义。且以指导科考的标准来看,文赋不能作为士子学习的典范,所以祝尧拒绝给予文赋以"合法"的地位。祝尧对文赋近乎否定的评价,有其理论渊源和理学一尊的时代原因,它显示的是实践家的"破体"行为和理论家的"尊体"主张之间的矛盾。祝尧保守的文赋观对明清两代的赋论有着深远的影响。正确评价祝尧的文赋观对当今的辞赋理论研究及创作都有重要意义。     

刘勰赋论及其赋学史意义

在中国赋学史上,刘勰《文心雕龙》以《诠赋》为中心的辞赋批评,首次以理论撰述的形式对楚、汉、魏、晋辞赋创作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探讨,尤其是对汉、晋诸家零散的赋论加以接受、总结与扬弃,构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明体”赋论观。在学术背景方面,刘勰《诠赋》与萧统《文选》“赋篇”的编撰有着紧密的关联;在学术统绪方面,刘勰赋论又是对陆机《文赋》之“体物”说、皇甫谧《三都赋序》绾合“不歌而诵”与“六义之一”的说法与挚虞《文章流别论》中赋学见解的继承与弘扬;在赋学构建方面,刘勰体则诗骚、立赋大体、树立经典与赋文品览的论述,彰显了对赋体论的新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