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学“聚焦”概念新解

“聚焦”作为叙事学领域中的一个常用的概念,基于种种原因,其使用缺乏一致性,表现为名称繁多,成分混乱,并带来了一些弊病,如引发学术术语的论争,削弱文学批评的准确性等.因此,叙事学“聚焦”概念需要基于中西不同视域进行重新界定.     

“龙”与“Dragon”之辩：一个跨文化交流的典型案例

回顾了“改龙”之说引发的辩论，分析了中国的“龙”和西方的“dragon”概念。对于是否“改龙”这一学术命题的结论是：这两个概念虽非对等。但并不妨碍大多数西方人对于中国龙的认知，“龙”的英译“dragon”毋须更改；修正乃至废弃龙的形象则更属削足适履之举，指出跨文化交流的理论和实践需要必要的跨文化知识积累和开放、宽容、理性的态度。     

侨词来归与近代中日文化互动——以“卫生”“物理”“小说”为例

在中、西、日文化互动过程中，有一批汉字术语经历了从中国古典词一传输日本一日本借以对译西洋概念，使其内涵发生近代转换转换后的该汉字术语又传输回中国。此种“侨词来归”，正是中日文化面对西方文化东渐而发生互动的一种表现形态。本文以“卫生”、“物理”、“小说”为例，阐述此一论题。     

何为“人文精神”

何为“人文精神”？ 这是一个新词．《双语词典》里面是没有的。而且。它是典型的“中国制造”。它来源于20世纪90年代初．上海学者陈晓明等人的文章《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该文引发了那场著名的关于“入文精神”的大讨论．或者说，中国当代思想史上一场“大混战”。但是．一场令人眼花缭乱的“湿战”之后．除了产生了几个学术明星之外，似乎并无什么结果。“人文精神”终为何物。反而是越辩越模糊，从糊涂开始，以糊涂终结。     

“Discourse”的含义及其汉译

“Discourse”是一个西方学术界广泛使用的术语,其含义非常丰富。这不仅表现为其含义在不同学科中有所区别,也表现为同一学科中（如语言学中）不同学者对其不同的定义。本文将讨论“discourse”的这些不同含义,并在此基础上讨论“discourse”的汉译问题。文章建议,“discourse”这个术语可根据其不同的含义汉译成“篇章”、“话语”、“言语”、‘话篇”等汉语术语。     

阐释学（hermeneutics）译名之辨

［摘要］西方学术术语的引入与翻译，其“译名”的科学性和准确度，要求等值地完成这一术语在另一语言中的内涵意义、表述方式和解读途径。然而一名之立，有时即便历经世纪辗转也难能求得“完美”之词，阐释学（hermeneutics）译名就属一例。我国学者在翻译这一外来术语时，或许过多的依托于学科、流派或个人见解为准则的取舍尺度，故译名泛而不精，概念漂移模糊，大有疏于源术语整体学术框架中的具体含义以及译入语内的整体概念表述之嫌，从而必然地引发出了某些视角和认知上的混乱。Hermeneutics一词的理想“译名”不仅应与来源语有着相对应的整体概念，同时还应在译入语的语言形态表述中具有同等的唯一性和权威性。     

评“人力资本”概念

一、人力资本概念为可变资本范畴增添了新内容“人力资本”是当代西方经济学说提出的概念,它是与“物质资本”相对而言的。西方经济学家对人力资本的定义基本上是一致的,就是指体现在人的体力和脑力的“资本”,为增加人的劳动力而花费的费用。可     

“亚洲法治建设与现状”学术研讨会综述

1999年12月3日,由复旦大学法律学系与美国曼斯菲尔德太平洋事务中心联合举办的“亚圳法治建设与现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举行。研讨会期间,与会者就“法治的定义和理解”、“法治在行政管理上的含义”和“法治对经济的意义”三个议题进行了热烈而坦诚的对话。一、法治的定义和理解海格公司总裁巴里·海格先生指出：法治这一概念并非在西方已经臻于完善并完全实现,相反,在西方和其它地区,法治部是一个目标和一种愿望,它说明各国政府应当如何行事,以及公民个人应当如何参与政权。海格先生回顾了法治概念在西方的产…     

从“非意识形态化”理论到“重新意识形态化”观念

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理论武库又活跃起来了。“重新意识形态化”这一术语之得到流传,标志着西方社会意识形态发展的新方向,而且其范围相当模糊。以“新意识形态”角色自居的,既有产生较晚的理论,也有业已为人所知的意识形态观念的经过现代化改造的变种(首先是“超工业主义”、“后工业社会”     

从《诗言志说》到《诗言志》——朱自清“诗言志”研究“重写”的学术史考察

《诗言志说》是朱自清中国文学批评研究的初期成果,1944年他“重写”此篇为《诗言志》。《诗言志》除补充新证而增大篇幅外,有两处术语的改动值得关注:“意念”的术语凝定,这是借鉴西方“新批评”文艺学观念的结果;术语“缘情”取代早期的“抒情”,体现了中国学术研究本体化的追求。“诗言志”研究在抗战中相隔七年的“重写”,反映了朱自清文学批评研究的学术历程,也体现了中国文学批评研究的现代转型。     

《文选序》“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新解

对于《文选序》中“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理解历来存在分歧,这也影响到学界对萧统选文标准、文学兴趣等方面问题的看法。因此,有必要对此进行澄清。《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曾任萧统东宫通事舍人,他对萧统的学术观点有重要影响。     

项羽与怀王:项羽政治品格的历史分析——以王夫之评论为中心

从先秦至汉初,不存在后人所理解的君臣尊卑之道,君尊臣卑以君守君道为前提,不能以厚实的君尊臣卑观念衡量项羽与怀王的关系。怀王排抑项羽在先,项羽独立发展在后,以当时君臣权利和义务衡量之,项羽没有绝对服从怀王的义务。古今学者对项羽放逐义帝而后弑之、背怀王之约的理解并非历史的真实。刘邦对项羽的批评正体现了项羽政治品格的光明磊落。     

读《清人别集总目》零札——以“漫社”社友为主体

《清人别集总目》是一部十分重要的工具书,但同时也存在大量的疏忽。现在依原书次序,以＂漫社＂社友作为主体,就其中殳庆源、邱翊华、向迪琮、杨济、吴宗元、陈韬、宗威、俞寿沧、姚宗堂、商宝慈十位作家做一些考辨。     

宋代陈GF8E4及其作品考辨

陈瓘主要活跃在宋哲宗、徽宗朝,对当时的政治和学术影响深远,但因攻击王安石及其变法,屡遭曾布、蔡京等权臣打击,一生颠沛流离,官职不显,致使今日流传的陈瓘基本史料和作品多有讹误。以《四明尊尧集》《宋陈忠肃公言行录》等基本史料为基础,得出结论:陈瓘生于嘉祐二年(1057),卒于宣和四年(1122),是陈渊之叔父,而非叔祖父。另外,关于陈瓘作品还存在讹误:《吴江作》(又作《鲈乡亭》)《垂虹亭》《送侄刚胜柔诗》三首诗分别为林肇、王禹偁、邵雍所作;《代舅曹使君知筠州谢表》《代仓部知吉州谢表》《代仓部知池州谢表》《代叔父知南安军谢表》四篇表文乃吕祖谦所作;《代贺皇太后生辰表》《代贺明堂礼毕表》二文乃秦观作品。     

分裂中挣扎的悲剧典型——论《史记》中的项羽形象

项羽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浓墨重彩描写的一个重要历史人物。项羽形象包含了深广的历史内容,体现着社会人生的本质,他是分裂中挣扎的悲剧典型。透过项羽的文本层面,我们不难发现在他的身上饱含着作家的深情,寄托了作者的人生理想和审美观照,项羽是戴有“人格面具”的人物。     

苗族后裔——项羽

项羽是苗族人,所以＂项＂不是他的＂姓＂,而是东部苗族自称＂ghaob xongb＂中＂xongb＂的音译,本义为＂停留＂,作为名词则可理解为＂苗族居住地＂或＂苗族封地＂。＂籍＂和＂羽＂也不是他的＂名＂和＂字＂,＂籍＂是苗语＂jib＂的音译,意为＂子孙＂;＂羽＂是苗语＂yil＂的音译,意为＂年轻阿哥＂。所以,＂项籍＂的含义就是＂苗家后生＂,＂项羽＂的含义就是＂苗家阿哥＂。这两个称呼都不是项羽的真名,而是周围人对他的昵称。     

《金楼子》成书时间考辨

关于《金楼子》的成书时间 ,迄今尚无定论。文章就陈振孙的“湘东王时”说、王鸣盛的“元帝即位后”说和余嘉锡的“此书当作于未平侯景之前”说提出了不同看法。从萧绎撰写《金楼子》的具体情况和《金楼子》内文的年代记载以及萧绎著书宗旨等方面考辨 ,文章得出《金楼子》全书各篇写作时间先后不一 ,全书最终绝笔于承圣三年 (5 5 4 )的结论 ,从而为研究《金楼子》的思想史价值和文献学价值提供了前提     

韩愈与衡湘文化

韩愈诗文将＂衡湘＂合称,＂衡＂多指衡山,＂湘＂指湘水。韩愈途经衡湘一共四次。他的作品涉及到了其中第二次和第三次的经历,尤其是第二次与衡湘文化密切相关,写下了著名的散文《送廖道士序》和诗歌《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南岳衡山是道教的圣地,而韩愈信仰道教。他的散文创作先于诗歌创作成熟并且影响了诗歌创作,最突出的是体现了地域文化特色。     

长风呼啸 马蹄声碎——司马迁笔下的楚汉相争

秦朝灭亡后,刘邦与项羽两人争夺天下,司马迁称之为平乱诛暴的统一战争,史称楚汉相争。司马迁在《史记》中,通过汉中对策、下邑划策、成皋对峙、垓下决战的描述,反映了项羽凭的是力、善于征战,而刘邦凭的是智、用谋略取胜,最后刘邦集团谋略智计战胜了自矜武力的项羽集团。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与共产国际关系研究述评

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与共产国际的关系长期以来是学术界争论的话题。20世纪70年代末由向青首先提出颠覆性的观点,他认为大革命失败的责任不能完全归咎于陈独秀,共产国际负有部分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由于政治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向青的观点很快受到批判,众多学者著书立说证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巨大灾难,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始终没有摘去。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后前苏联档案的解密,在掌握一手资料的前提下,学术界开始重新探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问题。以杨奎松为代表的学者认为陈独秀不仅不是“右倾”机会主义,反而在许多情况下抵制了共产国际的错误路线。这种提法具有开创性,其后,学者们进一步探讨,深化了新观点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