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天皇裕仁与细菌战

从事细菌战研究的731部队,在整个日本陆军中有着非同寻常的地位。这与日本天皇裕仁有着密切的关系。裕仁不仅亲自批准了731部队的建立和扩充,而且明了它从事细菌研究和实施细菌战的经过,并清楚地知道这种行为违反国际公约。作为细菌战的主要战犯,他理应受到历史的严正审判。     

关于731部队细菌战诉讼一审判决的批判探讨

731部队细菌战诉讼一审判决原告虽为败诉 ,但该判决在事实认定和法律关系方面具有积极意义。法庭在几个法律争议的问题上几乎全面采纳被告方所持论点 ,而对原告方所持法律论点予以驳回 ,对此我们感到强烈不满。一审判决有值得批判之处     

常德细菌战与日本侵略

日本对常德发动细菌战攻击 ,给常德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常德会战是常德细菌战的继续 ,细菌战是日本侵略中国和世界的依靠力量。常德细菌战只是日本违反国际公约和人道原则的一小部分。为了维护世界和平 ,对于因美国包庇而逃避了军事法庭审判的日本细菌战战犯 ,我们必须予以充分地揭露和批判 ,日本政府更应深刻反省 ,认罪赔偿。     

日本关东军细菌战主力第一〇〇部队兴亡之探析

关东军军马防疫厂即关东军第一〇〇部队,作为一支秘密细菌战部队存在了约十年之久,它与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性质相似、关系密切,是日本细菌战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在其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得到了日本天皇、参谋本部、陆军省、关东军、各级兽医学校及马疫研究处等部门的支持与配合,体现了日本从上至下有预谋、有组织地进行细菌战,可视为国家犯罪。该部队所从事的细菌实验鲜为人知,由于相关文献、档案付诸阙如,对该部队的研究还远远不够。本文旨在梳理一〇〇部队的历史沿革、组织编制、部队规模、实验任务、覆灭消亡。通过解析、研读史料,证明该部队积极准备对苏联进行细菌战,为此进行多次大规模动植物细菌实验,亦秘密开展人体实验研究。     

论日本细菌战战略的成因及实施

细菌战是日军在侵华战争时期重要的战略安排。然而时至今日,日本仍试图否认细菌战事实并拒绝对细菌战受害者作出赔偿。我们有必黑只日本细菌战战略的成因及其在中国的实施进行剖析,以便更深刻地揭露日本细菌战的罪恶,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论日本军部进行细菌战的罪责

日本细菌战部队的罪恶已为中外学者揭露,但关于日本军部对此所应负的罪责却论述不多。日本的细菌战部队是在天皇和军部的积极策划和命令下建立的。它们遵照军部的指令,进行大规模的细菌生产,用活人进行试验,以寻求使用细菌武器的最有效方法。军部为此提供了一切必要的人力、原料、设备和材料。在军部的命令下,它们在中国宁波、常德和浙赣地区进行大规模的细菌攻击,致使中国和平居民大量死亡,还疯狂准备对苏美和东南亚地区进行更大规模的细菌战。日本军部是细菌战的发起者、鼓吹者和策划者、组织者,他们是逃避不了对细菌战所应负的罪责的     

日本细菌战罪行研究与口述史料

口述史料是根据个人亲身经历或见闻而口传或笔记的材料.细菌战口述史料是指与(日本)细菌战有关联的口传史料、回忆录、调查记录和访谈录.目前,日本细菌战口述史料搜集与整理的理论与方法相对薄弱、滞后,因此,研究者要有意识地、主动地、脚踏实地地投身到口述史料的采访、收集、整理与研究中去,利用历史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探求口述历史、口述史料的基本理论与方法.     

1941年日军对湖南常德的细菌攻击

1941年11月4日,日本第731部队远征队使用细菌武器对湖南常德发动恐怖袭击,由此造成大规模的鼠疫流行,夺去了7000多中国人民的生命。这次袭击是日本最高军事当局精心策划的一系列对华恐怖行动的一部分,是日本违反国际公法、实行国家恐怖主义的罪证之一。     

日本细菌战医学罪犯战后踪迹

二战时期一大批在 731等细菌部队从事细菌战研究、开发并使用的医学人员 (战犯 ) ,在战后不仅未受到任何惩处和追究 ,而且在日本社会各领域都担任重要职务     

731部队的创建时间和历史名称考

根据相关历史资料考证,731部队在哈尔滨背荫河的创建时间在1932年,在哈尔滨平房的营建始于1935年。"731部队"之称1941年以后才开始使用,之前曾用过多个名称。今天人们把日军任何时期在哈尔滨的细菌战部队都称之为"731部队";在日本,有的学者甚至把"731部队"用作"日本细菌战"的代名词。     

影响法官裁判的民意因素分析

从法理上讲,法官往往被认为是民意的代表,应倾听民意;实践中,我们的法院也把"人民满意"作为评价司法工作效果的标准.可见,在司法过程中,民意是影响法官裁判的一个重要因素.如何在保证司法独立的前提下倾听民意以体现民意,并最终促进司法公正,是当前困扰法官的一个现实问题.     

郁达夫对日本文化和日本国民性的认识

郁达夫对日本文化和日本国民性的认识从早期对日本文化的喜爱和弱国子民的悲哀诉说到20世纪30年代对日本文化和国民性的理性评价,包含着爱与憎的感情纠结。他以日本为镜子参照本民族文化和国民性,进而对之进行批判,这正是明治大正时期留学日本的一代中国人认识日本的缩影。     

鲁迅视野中的日本文化和日本国民性

鲁迅对日本文化和日本国民性的关注更多的是从中国国民性批判的角度来进行的,他的日本认识包含两个层面:一是作为国民性改造过程中的一个参照物的日本,他过多地强调日本民族的优点而少谈日本民族的缺点,就在于他是以日本民族的优点作为救治本民族缺点的“药”,日本民族的优点的选择是出于本民族现实需要的目的;二是作为独立民族文化的日本,他摆脱了中日冲突背景下的激进和狭隘的民族主义,以冷静的态度进行中日文化的交流,以期促成民族间的理解和友好.     

由日语表达透析日本民族特征

文化的影响潜伏在语言表达方式的内部,语言表达方式反映了本民族的语言心理。日本人语言生活中所反映的诸多独特的语言现象,都与日本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有紧密联系。     

由日语表达透析日本民族特征

文化的影响潜伏在语言表达方式的内部,语言表达方式反映了本民族的语言心理。日本人语言生活中所反映的诸多独特的语言现象,都与日本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有紧密联系。     

从日语词汇透视日本民族文化内涵

日本民族文化在其语言中表现的较为充分,而词汇与语言的关系最为根本、最为密切。探索日语丰富细腻的词汇中所隐藏的日本民族文化内涵以及民族心理性格特征,对于学习日语,了解日本很有裨益。     

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及启示

自2004年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方案出台以来,社会各界对此次改革既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这些赞同和反对意见与高等教育发展史上两股重要的哲学思潮,即高等教育的认识论和政治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持续争论的实质是双方想要通过三角关系的调整获取更多的权益。然而根据三角协调理论,仅有政府与大学双方的争论是毫无意义的,引入市场机制才是法人化改革的初衷。只有发挥各方职能,即政府的调控与监督、市场的适当竞争与调节、大学有限的自治和学术自由,通过三方协作方能达到高等教育的完美平衡。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的这一重要经验对推动我国高等教育健康、持续、协调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日两国的民族意识在两国交往中的作用

"主人翁精神"强调"自我"--公司是我的,"爱社如家"则突出"集团"--我是公司的;中国人为强调"自我"而"见义勇为",日本人因置身"集团"而"安分守己";"男女平等"的口号说明,中国妇女业已实现平等的"自我","夫唱妇随"则表明,日本妇女仍未脱离从属的"集团".     

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进程研究

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旨在通过引进市场竞争机制和民间经营理念及模式,改革大学现有的僵化体制。这一过程包括组织结构、财务人事制度变迁及认证评价制度的实施,法人化的实现改变了国立大学与文部科学省的关系,凸显了与私立大学的挑战关系,也带来了国立大学自身的嬗变。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国立大学法人化取得显著成效的关键,是该过程始终是在法律的指导与监督下进行的,这一点值得借鉴。     

从民族心理的角度考察日本的国民性——王朝佑的《我之日本观》对日本国民性的研究

王朝佑的《我之日本观》,是民国期间研究日本的诸多著作中明确提出＂国民性＂的概念,并从国民性的角度系统深入地研究日本的一部力作。该书从民族心理的角度,对日本的武士道、风俗、贫民之性情、民众娱乐、模仿性等方面进行深入剖析,对我们研究日本的国民性和近代中日关系史,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