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时期的地方军府与州府

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军府为核心的军事行政体制逐步楔入国家行政体制,军事行政体制侵蚀民政,出现以“军”代“民”的情况。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西晋实为关键时期。西晋武帝时期,军府制度先后经过两次重大改革：一是都督制与封王制度相配合;二是罢州郡兵。平吴之后,晋武帝改革的重点在于军政分途,逐步恢复汉代地方制度,即刺史负责监察,民事由郡国守相管理,军事主要由都督负责。西晋后期,政局动荡,地方军权和行政权相互渗透,重新出现军政高度合一的态势,导致都督之权极度扩张,出现了多州都督与郡都督,都督区域的盈缩变化表明了都督本身军政职能与权力的变化。西晋末期,刺史加将军号拥有军权,都督也领刺史而有相当之行政权,拥有军事实力的都督,可以选置刺史、郡太守这一级别的行政官员。都督制度的变化对东晋南朝军制的影响十分深远。     

略论汉代任官交流制度

汉代是中国古代人事制度确立和巩固时期,官吏的选任、考核、监察、秩禄等制度已逐渐形成。在官吏任用方面,以上计考课为依据,实行上下对流、内外互调的任用制度。注重了京官与外官、中央与地方和地方官间的交流,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一、考核的结果是任官交流的依据汉代...     

浅析印度地方分权运动的发展及特征

中央与地方的博弈一直是影响印度国家整合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因为印度社会的多元性质,地方政治成为推动中央地方关系良性互动的主导因素。印度地方分权运动在经历了最初的行政区划调整和要求全面调整中央地方行政、经济和立法关系后,逐步走向衰落。在这个过程中,双方关系的些微变化均来自于政治和经济形势转变带来的客观变化,而深层次的制度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因此,中央地方矛盾冲突的解决依然任重而道远。     

转型时期地方政府非正当利益行为的有效控制

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制度变迁的转型时期内,行政经济性分权为地方政府利益独立化提供了可能的空间。以维护地方利益为已任的地方政府自身也在进行职能的扩张和角色的重塑,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非正当利益行为的产生。对其进行有效控制,不仅是加强中央权威与增强地方活力的内在要求,而且也是以实现政府职能转变为突破口的行政体制改革成功的必要前提。 作者：张方华,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学系９８级研究生。 １９７８年的改革开放开始了中国历史上一场深刻的社会制度变迁和经济转轨革命,其基本内容集中体现在从计划经济制度向市场经济…     

汉代造物设计地位锥指

造物设计就是治国;治国就是设计。设计从来没有像汉代社会这样突出而富有意义。在中央,有少府掌管各种造物部门、工艺作坊与工场。在地方,有郡县工官设置;造物设计被纳入封建伦理与礼乐制度的范围之中。就造物设计在当时社会中的地位作初步论述,以期探明汉代设计艺术兴盛与辉煌背后的社会历史要素,以期唤醒当代社会对设计艺术的高度重视。     

高校文书档案管理规范化的思考

文书档案在高校各项工作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文书立卷科学分类、规范归档管理,提升文书档案管理人员素质和能力,建立健全文书档案管理制度,促进文书档案信息化建设,不断提高高校文书档案管理规范化水平。     

新时期对档案管理人员的素质要求

档案管理人员的素质是随着档案事业的发展而发展的,因此对于档案管理人员的素质讨论,是一个永远的谈论焦点。本文从档案管理人员的思想政治素质、专业知识素质、职业档案道德素质、实践技能、身心素质等五个方面来探讨旨在凸显新时期档案管理人员的素质适应档案工作需要的重要性。     

文化地理学视角下的东汉私学论析

东汉虽然是重建汉王朝，但与西汉相比已发生巨大变化，私学的繁盛即是一例。从文化地理学视角看，私学教师主要来自陈留、南阳、北海、扶风、琅琊、汝南、颍川、广汉、京兆、蜀郡和沛郡等郡国，教授地点则分布在河南、陈留、颍川、弘农、汝南、南阳、京兆、广汉、扶风和琅琊等郡国，这些郡国所在的河洛、关中、巴蜀和齐地等区域可谓东汉私学的核心区。在各区域内部郡国之间私学的发展也不平衡，有核心与边缘之分。不同尺度私学核心的形成与其地理环境密切相关。习惯上所谓东汉文化发达区可能是私学的边缘区，而文化边缘区也有私学的核心。对不同文化因素空间分布的研究会细化对汉代文化中心的认识，文化中心区并不意味着是所有文化组成因素的中心，文化边缘区也可能是某种文化因素的中心。     

当代中国行政问责效果乏力的病理分析与改革措施

随着行政问责制度从中央到地方的大规模建立,问责行为日益普遍。当前,人们普遍认为行政问责制最大的不足是行政问责效果不尽如人意,其主要表现为对案件处理的搁延、处理结果有失公正、被处理人员非法重新启用等方面。究其原因,在于行政问责法律与制度的不完善,监督体系欠缺,公民问责意识淡漠,以及客观存在的合法化转型危机等。因此,行政问责制的根本改善需要一整套从制度完善到文化建设的系统改革措施。     

我国地方政府信用档案建设研究

政府信用是当前社会生活和学术研究中的热门议题.政府信用档案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程,是监督政府、评价政府、治理政府失信和激励政府守信的物质基础.在信息化环境下,地方政府信用档案是可以独立于传统档案而存在的数字化档案体系.系统论的分析表明政府信用档案是由开发应用子系统、信息技术子系统和管理保障子系统组成.档案开发应用子系统是一个目标应用体系,由档案馆藏、监督管理、信誉评价和科学研究等元素构成,信息技术子系统是一个信息处理体系,由数据归集、数据交换、数据比对和数据储存等元素构成;管理保障子系统是一个运行保障体系,由法律保障、组织保障、制度保障、标准保障、资金保障、人才保障等元素构成.     

东北边境军事要塞--日本侵略扩张的铁证

九一八事变后 ,日本帝国主义逐步把中国东北变成了扩大侵略战争的军事基地。出于侵略扩张的需要 ,从 193 4年至 1945年 ,日军先后三个时期在东北边境构筑了一系列军事要塞。这些要塞的构筑是日本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的直接产物 ,它不但见证了日本侵略中国的真实历史 ,也深刻揭露了日军的侵略行径     

明朝治理边疆思想的时代特征

明朝的治理边疆思想既有对以往封建王朝治边思想的继承,又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在取代少数民族建立的统一王朝——元朝之后,边疆局势与其他王朝有许多不同之处,治理边疆理念也必然随之发生变化。明朝统治者不仅从“天命论”的角度承认元朝的正统地位,而且提出“华夷一家”的理论,这是对元朝“大一统”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标志着民族融合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层次,中华整体观念已深入人心,同时也为清朝的治理边疆思想奠定了基础。     

汉代上封事考论

封事,即秘密章奏,是汉代朝臣上呈给皇帝的一种特殊的上行官文书,在汉代的文献中,它有多种称法,如密奏、密疏等。汉代朝臣上封事有如下特点:汉代臣民上封事是十分普遍的;西汉时并没有对臣民上封事的资格给予限定,而到了东汉时开始对臣民的上封事资格进行了规定;汉代臣民上封事的时机还与天象等偶然性因素相联系;汉代臣民上封事的保密性不强。这些特点是与汉代政治的发展相联系的。     

治粟都尉和搜粟都尉与大司农关系考——对《汉书·百官公卿表》大司农两处空白记录的思考

汉代官制中治粟都尉、搜粟都尉、大司农三者之间的关系一直颇有争议。但细考史料可以发现 ,治粟都尉与搜粟都尉在汉代实为不同官职 ,治粟都尉是大司农的另一名称 ,而搜粟都尉本为大司农属官 ,却也一度成为过大司农正官。搜粟都尉职能的转变乃是源于汉代官僚体制与实际统治需要之间的矛盾。而三者之间的关系之所以变得模糊 ,则与班固在选择史料上的倾向性有关。     

唐代灾害奏报与监察制度略论

中国的灾害奏报与监察在经历了秦汉魏晋的发展之后,在唐代已经基本成熟,灾情的申报,官员的检覆、监察都已形成了固定的程序,在救灾中得到了执行,并收到一定的效果。但唐代的报灾制度中一直存在着救灾与中央财政控制之间的矛盾,唐政府一直在为提高受灾地方政府应对灾害的主动性和效率而努力。唐代的报灾与灾情监察制度为宋元明清救灾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奠定了基础。     

汉代“少吏”的研究现状与前瞻

汉代“少吏”指汉代官僚群体中有百石、斗食、佐史之秩的低级官吏。因其位处官僚结构底层,向为治秦汉制度史者所忽视。通过对百年（1914-2011）来汉代少吏的研究现状之综述,指出目前汉代少吏诸多方面亟待学者深入探讨。如汉代少吏的历史沿革,汉代社会的少吏名目、人数及分布状况,汉代社会的少吏制度,汉代少吏与其他社会势力（各级官僚、豪族、宗族）的互动关系,汉代少吏的趋贱历程等。汉代少吏是一座亟待学者挖掘的矿藏,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研究课题。     

汉长安城对秦都咸阳的继承与创新

"汉承秦制"反映出汉王朝对秦的继承关系,这种继承关系反映在秦汉社会的方方面面,在都城建设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汉长安城本来就是在秦都咸阳渭河以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毫无疑义地要受到秦都咸阳的影响。但汉长安城并不是全盘接受,而是有选择地继承,在继承中求改革,求发展,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并对中国古代都城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曹操霸府与曹丕代汉

建安元年曹操奉迎汉献帝都许,控制东汉的军国大权,确立霸府统治。曹丕在曹操病逝不久后能够顺利并迅速地实现汉魏王朝更替,曹操霸府早已为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曹操霸府充当了汉魏易代的工具,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曹操霸府为曹魏王朝的建立作了人才上的准备;其二,曹操霸府为曹魏王朝的建立作了制度上的准备;其三,曹操霸府为曹魏王朝的建立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其四,曹操霸府统治时期树立了权威,为汉魏王朝更替作了舆论上的准备。     

六朝财政体制初探

随着东汉政权的瓦解，地方州郡和豪强的势力逐渐扩大，成尾大不掉之势，六朝政权为了生存和发展，在对豪强的既得利益让步妥协的同时，也努力进行制度创新，尝试分税制，努力扩大中央财源，希望重新建立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但由于其在保护豪强既得利益的基本原则下，只能不断加重人民的负担，最终国困民穷，“财力俱尽”，南方政权被北方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