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桑”考

“扶桑”今地的探讨,已经有二百多年的历史。在反复论争中,中外学术界形成了美洲说和日本说两种基本不同的观点,至今悬而未决。我认为,在有关“扶桑”的记载中,《梁书》等晚期文献描绘的海外“扶桑”国是在早期有关文献基础上附会演化而成的神话国度,在事实上是不存在的。而《山海经》等早期文献中记载的“扶桑”,则是有其历史根据的,它应     

关于古代中国与美洲的交往问题

五百年前,哥伦布“发现”美洲。在纪念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之际,探讨古代中国与美洲的交往问题,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从18世纪中叶起,国内外史学界对古代中国与美洲的交往问题进行了多次热烈讨论。自本世纪50年代开始,这一问题又成为人类学、考古学的一个重要课题,至今悬而未决。现代学术界探讨古代中国与美洲的交往问题,并不是为了猎奇,它实际上涉及到这样一些基本问题:美洲文化是独立发展起来的,还是外界影响的结果?在人类文化的发     

“扶桑国之谜”的研究史及流派述评

在我国浩如烟海的史籍中,有数不清的历史疑难问题吸引着人们去钻研探索。“扶桑国之谜”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二百多年来,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分歧很大,流派很多,存在日益复杂难饵的趋势。对“扶桑国”的研究探讨,自1761年法国汉学家德·歧尼提出《中国人沿美溯海岸航行和亚洲极东部几个民族的研究》报告后始为世人瞩目关注。①但实际上西方学者小范围的研讨争论则从1752年8月28日德·歧尼与在北京的科贝尔神父书信讨论《文献通考》时便开始了。同年10月30日及11月8日科贝尔神父的信都提出了反对德·歧尼的意见。②当德·歧尼的“中国人发现美洲说”在同年12月的《学人》(Des Scarans)杂志上     

汉魏六朝“扶桑”与仙叙述模式的转变

《海内十洲记》《枕中书》“扶桑”的叙述模式较好提供了“扶桑”神话早期叙述模式,此时期“扶桑”在保留作为“神树”的基本语义情况下,通过“扶桑”与仙人、仙境的布局充分演绎了世人对神仙世界的构想。而汉至魏晋时期“扶桑”叙述模式的变化(由扶桑树为客观主体的形象到以“扶桑”仙人为主的描绘模式),充分反映了政治经济的变化对于“扶桑”这一形象主体的影响,也充分表现了“扶桑”在汉至魏晋时期的仙话化历程。     

玉米的种植与美洲的发现新探

对我国开始种植玉米的时间和美州的发现问题,本文不同意习惯的看法,即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玉米才传入我国。文章根据古籍记载、文物考古资料,井吸收了今人有关的研究成果,通过比较研究,认为我国慧深和尚早在哥伦布一千年前就登上了美州海岸;《梁书·诸夷传》和《山海经》等古籍记载中的扶桑和古代石刻中的扶桑,都是同一种粮食作物——玉米;早在上古“禅让”时期,地处岷山高原上的夏部落就开始种植玉米了。     

扶桑测日与十日九阳十二月——解开华夏古文化的迷链

本文从射日神话入手考证了“十日并出”与扶桑测日的关系,通过大量的考证构拟出上古“十日”和“九阳”扶桑两种测日出点的方法与古历法的关系,理清了华夏古文化中“十日并出”、“九日居上枝,一日居下枝”、“八子”和“射十日”等与“十日”扶桑测日以及“九阳”、“七日”和“月生十二”等与“九阳”扶桑测日的密切关系,从而进一步探究了“易、太极、八卦、”以及道家的“七日来复”等古代哲学概念与扶桑测日的渊源关系     

试论“三年之丧”起源

<正> 《齐鲁学刊》1988年2期黄瑞琦《“三年之丧”起源考辨》一文,辨析了“三年之丧”起源的各家说法。从东周以来人们把它当作三代古制而尊奉、宣传,被载入封建社会礼仪的最高法典——《仪礼》和《礼记》,但它又是不断遭到质问的争议性问题。清末学者曾以孔子改制为由否定其为三代古制,近又不乏当作古代定制的说法。古代究竟实行过三年之丧没有?它由谁首先提出?它产生的历史和思想根源是什么?本文试对以上问题作一综合考察。     

扶桑国:从神话到现实的演变

文章通过对历史文献的系统梳理,勾勒出扶桑由树木到地名乃至国家名称的演进历程,并对扶桑问题学术研究史做了全面的回顾,指出了目前学术界所存在的两种重要观点美洲说和亚洲说的不足。作者认为《梁书》扶桑国纪事内容具有浓厚的传说色彩,许多证据都指向这样一个结论,即扶桑国很可能是慧深将扶桑传说和高句丽国情结合起来凭空杜撰出来的一个国家。     

明代文化背景下的《金瓶梅》创作及评论

《金瓶梅》同《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被誉为中国古代小说的四大奇书。但无论是长期的封建政治文化专制,还是“五·四”以来新的文化时期,都没能把它摆在恰当的历史地位上。时至今日,虽然人们生活在新的,宽松的文化背景下,可在《金瓶梅》是否是“淫书”,《金瓶梅》作者是谁,《金瓶梅》产生年代等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上仍然产生了许多令     

东夷与东夷文化

<正> 近年来,治东夷与东夷文化的专著及论文时有问世者,虽撰述时所取角度不同,但认为东夷族非炎黄族、东夷文化与炎帝黄帝所从属的华夏文化亦非同源,而为一独立的文化体系之观点则比较一致。本文拟从纵的方面,即从东夷族活动的史的方面作些论述,指归在于探讨东夷文化在文献中泯灭之原因。才疏学浅,谬误之处望专家正之。一、释名与地望夷人,作为一个民族来说,泛指古代东方之人,但又别于古代的炎黄族。周时,立此称呼以马戎、狄、蛮比类,含有贬义。《周礼·职方氏》:“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礼记·王制》:“东方曰夷,被发文身。”《大戴礼·千乘》:“东辟之民曰夷。”《说文》:“夷,东方之人也。”然周之前,夷字已在甲骨文中     

巴蜀《易》学源流考述

《易》学是巴蜀古代文化的重要内容。据历史记载,蜀人读《易》、授《易》、解《易》特别用心、用力。《周易》虽是中国古代一部卜筮之书,但相当广泛地展现了中国古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伦理道德、生活方式、古民习俗、心理结构等多方面的内容,并且成为儒、道、释、墨、法、名、阴阳各家思想体系的本源、基础。纵然如此,二千多年来仍有人认为谁都没有弄清楚《周易》的真象,“究竟《易经》是怎么回事?老实说,还没有人弄清楚过。我曾否定了古往今来所有研究《易经》的人的议论,但我并没说,破了以后,已经有所立了。”这话从积极方面看是对的,就是要有破有立,而更重要的方面是立,这便是从事《易》学研究的学者面临的新任务。     

中国古代文化现象考察三则

中国古代文化现象考察三则王新华一、古代神的观念及神话的发展汉民族神的观念产生非常早。《周礼·春官·大司乐》：“以祀天神。”注：“谓五帝及日月星辰也。”《易·系辞》：“阴阳不测之谓神。”古代神的观念，最早是以自然界的事物及现象为神。这一点从古代语言文字...     

释“权、衡、机、枢、桥”

<正> 研究古代汉语,从实际的语言素材出发进行探索,有时是可以透过一些语言现象了解古代社会文化的某些方面,为研究古代史服务。这里,我想就“权、衡、机、枢、桥”几个字义训诂,了解其命名与应用,从而说明我国古代人民已经较好地掌握了杠杆作用的一些力学知识。权在古代人民日常生活应用中,一指秤锤;一指移动秤锤,亦即移动秤锤在秤杆上的位置。陆德明《经典释文·庄子音义·胠箧》第十:“权衡”。李云:“权,秤锤;衡,秤衡也。”是权指秤锤。《孟子》云:“权,然后知轻重。”《周礼·考工记》云:“权之,以视其轻重之侔也。”是权指移动秤锤,即称的意思。权是秤锤,可以称物,因而可知轻重。权是移动秤锤,所以权有变动之意。权与经义适相反。《公羊传》云:“权者何?权者反于经;然后有善者也。”(桓公七年传)权有变动之意,因而引伸起来,“权”与“权术”、“权谋”“权变”诸词相联系。《论语》云:“可与立,未可与权。”《孟子》云:“执中无权,犹执一也。”《左传》云:“中权后劲。”(宣公十二年传)都含有变动的意思。权是移动秤     

中国古文化系统中的“雅”与文人雅风尚

在中国文化的传统观念中,早就存在着一种文化见解,这就是“雅”与“俗”的分野:《荀子·儒效》篇有“雅儒”与“俗儒”之辨;王充《论衡》有“俗父——雅子”、“俗材——雅徒”的对举;任昉《为萧扬州作荐士表》有“人物雅俗”之说;隋文帝整饬宫庭音采,“分雅俗二部”。“雅”与“俗”无疑是两峰对峙的审美范畴。中国古人一再提到的“雅”,正是古代中国的大传统或精英文化、上位文化、雅文化,这一观念在古典文献中是明白无误的。《诗经》、《周礼》、《论语》等著作中屡屡出现的与“雅”关联的审美命题或概念如“雅道”、     

从刘勰到叶燮：中国文论的体系性追求与诗性化品格

中国古代文论通常以一种感悟式、形象化的方式表达文学理论问题,从而给人留下了缺乏或缺少体系性的印象。而刘勰和叶燮却要“立家”“成一家之言”,建构宏大的理论体系,《文心雕龙》和《原诗》也都“体大而思精”。但《文心雕龙》和《原诗》都生长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上,中国古代诗意化、抒情化、形象化的文化特征也影响着刘勰和叶燮。尽管《文心雕龙》和《原诗》建构起了完整的理论框架,但同时采用了骈体化、诗意化的表达方式,从而形成了体系性追求与诗性化品格的二重性。这是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体系性,一种具有诗意性或者说用诗性语言表达的体系性,是不同于西方观念的体系性。     

“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我国古代监察制度初探

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创造了璀璨夺目的中国古代文化，为世界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然而在我国古代文化的研究方面，历代监察制度的研究似嫌不足。笔者窃以为，在当今反腐倡廉之时，有必要认真开掘这座矿山，提炼其有用成分，使之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要想了解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的沿革，必须考证源流，先从其原始意义进行探讨。什么叫“‘监”？《说文》的解释是：“临下也。”《方言》说：“察也。”《诗·小雅＠节南山》中有一句一何用不监”，郑玄笑：“女何用为职不监察之。”可见“监”与“纺”为同义．关干“察”宁，《说文》云：“覆审…     

《周易》中的逻辑理论分析

《周易》是中国古代最早具有抽象思维水平的典籍,也是中国古代逻辑的开端。对《周易》中逻辑思想的关注开始于近代严复、胡适。《易经》及其后的《易传》包含了较为丰富的逻辑理论,其主导的推理形式是“推类”。《周易》中的逻辑思想包括:阴阳、八卦是按照归类方法建立的;《易》的逻辑系统是变化的和可推的,这种性质为《易》的逻辑推演提供了根据;指明了推理的规则是“与类行”即“依类相推”,并进一步确定“依类相推”可行性;说明了《易》逻辑系统的开放性和逻辑功能。《易》中的逻辑思想对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论明清小说命名的文化内涵

小说命名是中国古代小说创作中最直观、最直接的外在形式之一,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体现出不同时期小说作家的创作思想和文学观念。论文立足于小说文本,从文化学研究视角切入,探讨明清小说命名所体现的文化内涵与时代特色,重点阐述明清小说命名与民俗文化、科举文化、避讳文化等之间的关系。“三言”、《金瓶梅》《红楼梦》等小说中的人物命名折射出寄名、七夕“乞巧”等民俗文化;《女举人传》《女开科传》等小说命名包含科举因素,《封神演义》《镜花缘》等以金榜、题名录形式设置“榜”式结构的小说更是与科举文化密切相关;《水浒传》《红楼梦》《七侠五义》等小说中的人物命名反映了明清时期的避讳文化,“避讳”对相关小说的情节设置和人物塑造起到积极作用。     

《楚辞》二题

“若木”新解屈原在《离骚》中以浪漫的手法写“上下而求索”时说:“饮余马于咸池兮,总余辔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逍遥以相羊。”对于句中的“若木”,旧注多据《山海经·大荒北经》:释为神话中生于日入处之大树。依此,屈原诗句的意思就是:“清早饮马于咸池,然后栓在日出处的扶桑树上。折下日入处的‘若木’拭拂太阳……”,那么就有两个问题:一是日出“浴于咸池,拂于扶桑”,变成了“拂”于“若木”。二是刚在日出处“总辔”,却一下子又到日入处“拂日”了,变化太快,而且“雷师告余以未具”,还没有准备好,说     

《易象》和《鲁春秋》

孔子和“六经”的关系,是研究古代史与古代哲学的人所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孔子与《诗》、《书》、《礼》、《乐》的关系,《论语》里已经有确凿的证据。例如: ①“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子罕》) ②“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与?”(《阳货》) ③“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季氏》) ④“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述而》) 在孔子时代,诗、书、礼、乐四者恐早已成为当时学者的教学资料。虽然,我们还不能够从东周以后的金文中找出直接的证据来。但这四样,不仅仅是孔门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