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经济伦理与社会经济发展

本文通过对马克斯·韦伯的“儒家伦理不发生资本主义”的命题和东亚一些学者的“儒家伦理有助于经济发展”的假设的分析,探讨了儒家经济伦理对我国经济由自然经济向商品经济全面转变的历史过程中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作者认为:文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一些所谓“后工业社会”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家族宗法经济伦理被用以救治其种种社会弊端,这反映了儒家文化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某种积极作用。但儒家经济伦理作为自然经济的产物与商品经济观念是根本对立和互相排斥的,我们在开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不可盲目照搬资本主义国家对待儒家文化的经验,对儒家经济伦理的痼弊应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人性判断及其法律价值——儒家伦理法与基督教教会法之比较

儒家和基督教之所以将人性评判作为建立自己思想价值体系的起点,其目的不在于判断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而在于创立的学说是以弘扬人性之善还是惩处人性之恶来达到其终极目标,即“扬善”或“抑恶”。儒家伦理法与基督教教会法不仅对传统中国社会和中世纪的西方社会产生过深远而广泛的影响,而且对当今中国和西方的法律与社会依然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法家的法治与社会信任

在管子丰富而杂的思想中,以法家思想略为占多。在重视经济学意义上的德治的同时,管子特别重视法治,法治思想应该是管子根据当时社会形势变化的新发明。管子及其后来的法家都强调经济和法治对政治的根本意义,反对儒家的亲亲原则,即反对儒家以伦理代替政治或者以伦理干涉政治。他们认为,伦理无法信任,不能被当做政治的根本;即使伦理有些积极意义,也由于其生效太过缓慢而变得微乎其微。法家相信,法律的有效性仅仅在于能够建立起人们对法律的社会信任,有了社会信任就足够了,其他方面都是可有可无的。但从长期效果来看,法家的法治并不成功,尽管法家看到了人性的某些方向,但也忽视了人性的另一些方面,尤其是没有看到人性的复杂和自相矛盾。法家迷信法律足以规训人的行为,是把人看成了可训的动物,这是一切强硬派专制主义的共同错误认识。     

变革时期的伦理难题及其突破视角

现代中国社会面临的伦理困境与伦理危机根源于经济转轨、文化冲突和社会转型的历史背景之中。以家族关系及家族地位的变化为标志的社会转型，使得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市场经济形成了新的伦理基础与伦理逻辑，文化冲突更使得变革时期的中国伦理处于阵痛之中。于是，寻找转换点便成为现代中国伦理面临的理论课题，具体地说，就是寻找传统与现代的转换点；经济与伦理的转换点；法律与道德的转换点。它们构成现代伦理研究的理论前沿。现代伦理建设的基本矛盾有三方面：伦理与经济的游离；伦理对社会、对人的行为干预的无力；缺乏根源动力。这些矛盾的解决必须从三个方面突破：一是建立论理制度，尤其是企业的伦理制度；二是确立“德得相通”的社会与文化的伦理机制；三是建立“知行合一”的伦理理念。而家庭伦理与企业伦理的建设，就成为变革时期伦理建设的重要的突玻口。     

论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的利己主义思想

在中国灿烂多姿的伦理文化中,群体主义象一片汪洋大海,个人主义不过是波浪里偶尔露头的几块礁石。它以全裸的吝啬、庄重的自私吸引着一代代人惊奇的目光。 以儒家为主干的传统伦理文化特别强调群体本位。当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个人的利益再大也是小事,社会利益再小也是大事,“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成为儒家所高扬的一面人生大旗。 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韩非较早揭露了利己人性,杨朱和《列子·杨朱篇》阐扬了“一毛不拔”之论。他们反对“月亮把她的光明普照在天上,却留着她的黑斑给她自己”①,公开亮出了非儒和反儒伦理文化…     

论“士孝”的伦理意蕴及当代价值

“士孝”是儒家知识分子所尽孝道的道德伦理要求与义务。就《孝经》而言，儒家的孝道思想体系是有次第、层级的。对比天子、诸侯、卿大夫、庶人孝的内容，“士孝”具有独特的伦理意义。在“善事父母”方面，“士孝”具有普遍的赡养义务，对双亲具备爱、敬、顺等特殊情感；在“为教以孝”方面，“士孝”不仅要协调内在的家庭、家族和睦关系，更要将“孝”的内容外推于社会、国家，从而实现“移孝作忠”的政治转型。在文化、价值多元的当代，我们应借鉴中国古代“士孝”的伦理意涵，为当今社会新型家风建设提供思想资源。     

儒家人格学说的价值取向

周秦以来，儒家创立了一套完整而缜密的人格学说。它把德化人生与政治规范巧妙地融为一体，作为儒家思想与小农文明相结合的重要标志，为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和宗法关系提供了重要的伦理纲常的保证。但是，限于农业社会的组织结构和生产方式，儒家过分地强调人格成因的心理...     

从“伦理人”到“科学人”——以民法为例看近现代中国法律上的“人”的变迁

自清末修律中国法律开始了近代化转型以来,我国法律对“人”的想象也发生了变化,由宗法伦理义务本位逐步转向了以人格平等为基础的权利本位,实现了从“伦理人”向“科学人”的转换。这种转换表明我国法律关注的核心从人一人关系转向了人一物关系,这是我国法律发展的进步,但这种进步的文本意义大于实践意义。当今中国法治建设的关键就在于让“科学人”从文本走向生活。     

大学校园的诚信缺失及其解决对策

诚信是一种伦理德性,也是一种经济伦理原则和社会责任信念。但在现代社会功利、利益等因素的冲击下,大学校园的道德诚信出现了下滑,导致了“诚信缺失”,请“枪手”、考试舞弊、假文凭假学历等屡见不鲜。这与社会主义道德风尚、大学人文主义精神、大学生理想人格是相背离的。因此,我们不能忽视这一现象,要深入探究诚信缺失背后隐藏的经济的、伦理的、社会的、心理的原因,并从教育改革、提高个人素质、建立信用档案、加强法律机制的建设等方面寻找其解决对策,使诚信回归大学校园。     

儒家伦理与当代职业道德建设

职业道德建设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儒家伦理的视角出发,探寻其中有益于当代职业道德建设的内容。通过分析指出,儒家伦理对道德人格的培养为职业道德建设提供了起点和切入点,为当代社会提供了职业道德理念,并提出了一些具体行业的职业道德规范,其现代价值不可低估。     

唐律伦理法思想的社会学分析

唐律的伦理法思想,根源于天人合一的世界观、耕农社会的宗法思想、儒家法律化思想的影响,也与唐初的时代背景紧密相关。礼教思想主要体现在唐律中的立法指导思想、同罪因身份而异罚、依礼教原则解释律条、修律以礼为蓝本等方面。唐律伦理法思想的基本精神与特色是家族主义、礼刑合一、义务本位、男尊女卑、仁恕教化等。唐律伦理法思想有其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     

论法律意识现代化的标准

法律意识现代化的标准是评价社会主体对现代法律和法治主观把握状况的标尺,包孕着法律形式观现代化和法律价值观现代化的标准,而公民对法律的信仰状况则是评价社会主体法律意识现代化程度的综合性指标.法律的形式合理性观念是现代法律形式特质的主观心理确证,它包括法律规范的形式严整性观念,法律体系的完备、和谐的观念,法律的程序化观念和法律的效益观念;而法律的价值合理性观念是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内在法权关系和现代法的价值理念的体现,它包括自由追求与理性自律相统一、个人权利主张与社会利益维护相统一、人格平等和坦然面对差别相统一以及法律是维护合法权威与防止、制约权力滥用的统一的观念等具体价值指标.     

略论儒家法律思想与现代法治思想的冲突与融合

从西汉＂引礼入法＂到清末＂礼法之争＂,两千多年来,儒家法律思想一脉相承地在我国法律思想史上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虽然现代法治思想与儒家法律思想呈现出较大的冲突,但时代的发展也表明,儒家思想的博大精深及合理成分使它具有无限生命力,并能够在相当程度上与现代社会发展的深层需求相融合。反思儒家法律思想与现代法治思想的深层融合点,挖掘传统法律文化鲜活的现实作用,对我国当代法治建设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大有裨益。     

论张载哲学中“气”的伦理意蕴

张载论“气”,正所谓“立标以明道”,在宋明儒家经典诠释及义理建构中堪称典范。“气”不仅具有一般宇宙本体的形上意义，而且包括个体人格的塑造、伦理秩序的生成以及万物生生的伦理本体形态，并通过逻辑的方式推衍形成系统的义理结构。“气”扩充、流行于天人之际所体现的自然属性与人文特质，以德性、伦理及秩序等方式在宇宙论的视野中肯定人、人性以及人道。于此，展开一个“生生”的伦理世界，又蕴蓄追寻至善的理想境界。     

权力与伦理:韦伯支配社会学中的国家理由问题

韦伯在权力与伦理之间的纠结，鲜明地体现了马基雅维里主义“国家理由”学说的双重性。和马基雅维里一样，韦伯看到，随着近代国家的兴起，政治成为一个独立的价值领域，与其他价值领域相冲突，但又不能彻底脱离其他价值领域。因此，他拒绝纯粹信念伦理，主张效果取向的责任伦理。不仅如此，他还直面马基雅维里时代尚未凸显的现代官僚制问题，把政体伦理降格为行政管理的正当性，从而使官僚制与伦理的关系问题走向前台。从这个意义上说，韦伯是一位“新马基雅维里主义者”。韦伯没能也无意彻底解决权力与伦理的冲突，他接受政治的“手段—目的”在伦理上的不一致之非理性现实，但他留下的官僚制与伦理的关系问题早已不只是一个德国问题，更是一个当代政治的普遍问题。今后中国的国家和社会治理研究不仅要从制度层面，还要从观念层面解释中国如何从传统伦理性的“家产官僚制”演变成今天的官僚制。     

网络经济对中国传统伦理文化的影响

网络经济是一种新型的经济形态,其强调个人利益、个人道德自律的新型网络伦理文化与传统伦理文化相冲突。而传统伦理文化可节约我国建立市场经济的成本,增强经济交易所必须的信任感。只有把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思想和网络经济的伦理内涵相结合,才能建构适应现代电子商务的新型商业伦理文化。     

以人为本与法治发展——兼论程序公正的权利表达

在法治发展中坚持以人为本,首先应通过法律尊重和保障人的正当权利。现代意义的权利理念是从西方起步的,但权利公理作为本土法律文化的一部分,其论证路径必定依循本国法治发展的内在逻辑。就当下中国而言,需要处理好民本的固守与正当性权利概念的引进、"国家悖论"与地方性权利的参与、回归政治国家与权利的程序法则三个基本关系。中国的权利公理在前现代社会是以福利为基点的,而在现代社会则是以权利为基点的。权利本位导向的"积极福利"理论应是法治发展的基石。权利公理的证成及"积极福利"理论的兴起,都要求在实现以人为本的法治建设中关注权利的程序性规范问题。在司法过程中,司法公正的特殊品质决定了程序公正优先,它是走出"丛林正义"、迈向法治社会的先决条件。     

制度设计的前在预设

对于一个社会来说 ,政治规则为什么有必要 ?或者简单地说 ,我们为什么需要制度 ?这是一个既是“已然”(经验性命题 )又是“未然”(思辨性命题 )的问题。需要从理论上追问和解析。本文通过“无赖原则”等八个方面的归纳与探讨 ,从多种视角透视了制度创制、制度设计的理论前提和客观价值意义 ,揭示了人类规则体系所特有的既基于人性又超越人性的文明特征 ,为政治规则与规则政治的内在关系的确立 ,寻求一种理论支撑点。同时 ,本文的研究也为完善政治学学科内容、裨补政治学学科这方面久已存在的阙失 ,提供了学术尝试。     

儒家责任伦理的内涵及当代价值

传统儒家以“天人合一”思想为主线,在血缘亲情关系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以“仁”、“爱”和“孝悌”为核心,以“仁、义、礼、智、信”为外在规范的人类社会与自然的责任伦理观。儒家的责任观包括“仁民爱物”的人类行为责任,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和夫和妻顺的家庭责任,“内圣外王”的政治责任及“心忧天下”的社会责任。儒家责任理论在当代对培养仁爱精神,强化道德修养;塑造理想人格,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树立忧患意识,增强民族责任等方面仍然具有重要价值。     

论人性假设对思想道德教育的意义

在以伦理为本位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曾出现过各种人性假设，如性善论、性恶论、性无善无恶论、性有善有恶论等，这些人性假设，曾为推动我国封建社会伦理道德问题的讨论提供过很大帮助。无独有偶，在现代管理学发展过程中，西方一些管理学家根据不同管理理论的立论，也提出了各种各样的人性假设，影响较大的主要有“经济人”、“社会人”、“决策人”、“自我实现的人”以及“Ｘ理论”、“Ｙ理论”等。“经济人”的假设认为人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追求最大限度的收益，其相应理论就是提高单位产量和支付高工资；“社会人”的假设认为人除了追求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