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建构与解构——“文学语境批评”中的辩证主体

文学语境作为一种理论范畴,它指涉着一种围绕文学作品的周边场域,在场域之中文学创作、文学阐释和文学文化等融为一体。文学语境批评在西方文学批评思潮之中呈现出建构与解构两种截然不同的认知模式:其一是建构性的文学语境,是以作家和接受者为主要理论维度的文学语境,像伽达默尔的“理解”语境和巴赫金的“对话”语境;其二是解构性的文学语境,体现于无主体的无边语境,像克里斯蒂娃的互文性、德里达和卡勒的无边解构性文学语境。解构性的文学语境批评,主体早已被解构得无影无踪,而建构性的文学语境批评不仅没有抹去语境的主体维度,反而在理论中明显地将主体凸显出来。但是,建构性文学语境和解构性文学语境同时具有无边界性,这种困境可以从维索尔伦的“语境永久协商性”理论、二律背反思维和“语言与文本”差别性分析三个方面得到解决。     

双重跨文化语境中的文学对话——以《海外华文文学读本》为中心

海外华文文学是20世纪中华民族文学特有的历史进程,它置身于世界多元文化的格局中,根植于异域他国的历史和现实中,产生于与"异"直接交流的跨文化语境中,时移日久,其内在质地与中国文学已有诸多相异,使中华民族文学内部也产生了跨文化因素.因此,对海外华文文学的教学和研究是双重跨文化语境中的对话.<海外华文文学读本>的编选就是这样一种双重跨文化语境中的对话,既充分顾及海外华文文学与所在国社会、历史展开的跨文化交流,又自觉把握我们与海外华文文学之间展开的民族文学内部的跨文化对话,从而成为海外华文文学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     

社会话语的辩证解析--卢那察尔斯基批评观反思

卢那察尔斯基代表着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批评的最高成就,其批评实践体现着辩证法的光辉,既有对作品特质的社会及时代成因的解读,也有对艺术家生物个性与艺术性之间的关系的肯定,但艺术家生物个性从本质上说仍是在对社会与时代的抗拒与超越中形成.同时,特定的语境决定着卢那察尔斯基批评的意识形态规则,这一规则既导致某些越界阐释与功利色彩,也体现着这一语境中批评家的责任.     

文学交流的构成与文本意义的揭示

文学活动是作者 -文本 -读者间的双向交流活动。在这一交流活动中 ,文学批评所重点关注的是文本意义的存在与实现问题。文学交流可以用一种交流构成图式来解释 ,它是由作者、读者、语境、文本、联系、代码六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在文学交流的动态过程中 ,其中任何一个要素都可以居于首要地位而为批评所重点关注 ,从而形成不同的批评流派 ,当某一派别的批评将文学意义的实现与文学交流六因素中的某一方面联系起来时 ,此种批评对文学交流整体的特殊作用也就得以显现     

日本文学知识与鲁迅对文学"关系"的言说

鲁迅早期曾在日本思索中国文学问题,日本文学作为一种氛围、一种场地背景引起过他的关注.在其文学生涯中,厨川白村、芥川龙之介、菊池宽和有岛武郎等人的观念曾激起他的共鸣,支持了他对于文学同现实、历史、未来以及创作主体等关系的思考.然而,他与日本文学之间不是简单的"被影响"关系,而是跨文化语境中的潜对话.日本文学在鲁迅那里作为一种知识已失去了原有的语法地位,转化成了新的言语单位,参与鲁迅的话语活动,承载着新的结构性使命,佐证、强化或推动了鲁迅的某种认识.     

中国当代作家访谈录研究

中国当代作家访谈录作为一种批评形态活跃于当今文坛,按照不同的风格,可以将其分为媒体式作家访谈和文学访谈。究其兴盛的原因,主要在于时代文化语境、文学批评发展的内在要求、大众传媒的兴起等方面。中国当代作家访谈录具有一定的文学批评价值和文学史意义,它对对话批评的推动、为文学研究提供资料以及为口述史与文学史研究与实践提供样本等方面的内容将引起学界更多的关注和研究。     

由对话方式看新时期小说的艺术转型

作为以“潜对话”方式呈现的文学文本，新时期小说创作的艺术转型，与作者选择的话语接受者有直接的关系。从依据时代政治的群体顺应心态普泛设定的叙述接受者，到为个性阅读创造文本，充分体现了小说创作由浅层对话走向深层对话的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某些新潮小说曾因探索的极端化而是向拒绝对话，一度在社会上倍受冷落。经过辗转迂回中的启示，作家们校正方位继续探索，由拒绝对话到重新谋求多种对话方式，在实践中推进了小说艺术在叙事功能上的实质性发展。     

历史与文本的张力结构

新历史主义（newhinoricisrn）是一种新的“历史诗学”，它所恢复的历史维度不再是线性连续发展的，而是通过历史的碎片寻找历史寓言和文化象征。就其方法而言，它总是将一部作品从孤零零的文本分析中解放出来，将其置于同时代的社会惯例和话语实践关系中，通过文本与社会语境，文本与其它文本的“互文本”关系，构成新的文学研究范式或文学研究的新方法论。如果说，格林布拉特是新历史主义的主要代表，那么，蒙特洛斯（LouisAdianMontrose）则是新历史主义理论的最佳实践者，也是新历史主义批评积极的推动者。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英…     

论文学交际中的对话关系

言语交际中的对话关系本质上是一种"涵义关系",即只要交际各方的各表述之间存在涵义上的关联,则无论空间相距多远,时间相隔多长,都应视为建立了一种对话关系。与一般言语交际中的对话关系相比,文学交际中的对话关系有其自身的特点:其一,它是一种间接的对话关系;其二,它是一种隐形的对话关系;其三,它是一种三重交错的对话关系。与此相应,文学交际中的话语似应理解为由作者、作品中叙述人和人物、读者发出的三种声音的混响交合,亦即由作者创作、作品文本、读者解读三种表现形态组合而成的整体。     

女性文学主体性论纲

作为确立女性文学内涵的女性主体性,应是专指隐合作者的女性主体性,而非作品中女性人物的主体性或叙述者的主体性;而且,此种主体性别除了霸权,因而实际上是一种主体间性。女性文学应该在女性隐含作者与作品中男性人物、女性人物之间建立主体间的对话关系。在目的论层面上,女性文学应该能够守护男女两性的本真存在、追问可能生活的维度,因而能够超越现代性反思语境中的怨恨情结。     

文学创作与对话

２０世纪是一个标举对话的时代，巴赫金、伽达默尔、马丁·布伯、哈贝马斯等人都建立了自己的对话学体系。他们从人文主义的角度出发，提倡人与人之间公正而平等的交流和对话。其中，巴赫金与伽达默尔又分析了文学活动中的对话，巴赫金分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人物的对话，伽达默尔分析了文学解释中读者与文本的对话，都把握了文学对话中的一个侧面。本文认为，文学是一种对话活动，文学对话问题贯彻文学活动的始终，要建立科学的文学对话学体系，就应该从作者──文本──读者三者关系的角度来全面看待对话问题，它应包含文学创作中的对…     

历史与文学的辨证--以《血路》与《花腔》为例

海登·怀特的"历史若文学"的思想从叙事层面上消除了历史和文学之间的界限,使人们对历史与文学之关系有了新的认识,<血路>、<花腔>两部作品某种程度上可说是此思想的回应.这提示我们不要再把文学当作是虚构、历史著作当作真实这样一种眼光来看待文学和历史,而要以更开放的胸襟和更长远的眼光来看待历史与文学之间的辨证关系,在新的后现代主义语境下来寻求二者有效对话和结合的可能性.     

论网络时代文学的冲突与走向

网络文学对传统的文本文学从创作主体到受众客体,从作品的思想内容到外在的表现形式、语言语境,从文学的载体到文学的阅读,从作品的理论与价值到文学的秩序等方面发起猛烈的冲击,这两者之间存在着许多的矛盾。两种文学形态必须在竞争中并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在时代、大众和审美三者之间构建起和谐的关系,成为创作质量和审美价值不断提高的大众文学。并且以质量求生存,以质量求发展;保持文学本质不变、文学精神不死,在时代中找到光明的发展方向。     

事件与文学的边界

本文以对话方式讨论文学与事件之间的互动关系：一方面，社会、政治、历史和文化事件往往影响到文学的书写与接受方式，致使文学的边界产生蔓延；另一方面，人们在“事件”的语境中对于“何谓文学”的理解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以事件为切入点审视文学书写、传播和阅读，有利于从不同侧面看待文学现象，把握技术、观念、文化和文学生产之间的联系，从而对于文学的生成机制和流变线索有所洞察。     

后现代语境中俄国形式主义的传播与接受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俄国形式主义在我国传播与接受是在后现代语境中展开的。在这一语境之下,俄国形式主义一方面因和后现代文学观念抵牾而受到訾议,另一方面因其对文化研究的救弊作用而在文学理论批评的重建中被重新发现价值。俄国形式主义在我国1990年代以来传播与接受从"抑"到"尊"的走向表明,我国文学理论批评正从现代型向后现代型转型,并进而走向成熟。     

《红楼梦》:男性想象力支配的女性世界

在世界级的文学大师中,曹雪芹也是以善于塑造女性形象而著名的.在作品的开头,他特地点明“亦可使闺阁昭传”的命意.直到今天,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群,还以巨大的艺术生命力活在人们的脑海中.作者甚至于曾认为:“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作品中第一主人公贾宝玉也曾被一些论者誉为尊重妇女或具有男女平等思想的人物.从文学释义学角度看,文本中有无数潜文本,文本的特定释义与阅读主体及其历史文化语境相关,文本的意义是被阅读主体的前理解所限定的一进入理解,理解便不同,有多少前理解,就有多少种释义.女性主义批评从性别路线出发,为作品尤其是男性作者的作品,具有极高的性别警惕性:“让压迫者对被压迫者讲述他的压迫.在道义上是可疑的”;“所有男人写的关于女人的书都应加以怀疑,因为男人的身份如在讼案中,是法官又是诉讼人”.那么,从女性主义视角,如何看待《红楼梦》尤其是其中的女性形象呢?     

当代文学批评的阶段性演变及其症候分析

从文学活动的几个环节入手考察,当代文学批评的三阶段——新中国成立十七年时期、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以来——某种程度上对应着从作者导向批评、作品导向批评到批评家导向批评模式的转换。这样一种演变情况表明,文学批评并不是知识生产,而应该是作者、作品、读者和世界等各个环节之间关系的体现。当代文学批评实践中始终存在着的"批评过剩"现象,正可以看成是文学批评缺席的表现;但若从现代性的双重性的角度看,"批评过剩"现象又有其存在的必要性。某种程度上,文学批评的有效性正体现在两者间平衡关系的把握中。     

论民族文学的理想选择形态

本文认为，在世界文学的语境下，民族文学的生存和发展必须既超越“自律”也超越“他律”，从而在“共律”状态中实现“内聚”和“外纳”的文化积淀，既着力于“外倾性整合”也着力于“内倾性新构”，从而在“竞争”格局中获得“言说优势”。“民族性”和“世界性”已跨越古典时代的意义，这一关系已转化为“分工”和“优势”，所以，民族文学的建设与繁荣，也就必须寻求新的理想形态。本文学理性设定的所谓“万向自转模式”即是作者关于民族文学理想形态选择的一种构想     

从“注视”到“对话”——谈余华从《现实一种》到《许三观卖血记》的转变

本文选取余华作品《现实一种》与《许三观卖血记》为分析文本,从文本的表现形式、潜在语境及哲学意味三个环节进行比照,将余华创作上的转变概括为从注视到对话的成长。     

十七年时期选本出版与文学一体化进程

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时期文学选本的编纂出版与彼时文学的一体化进程之间是一个同构并进的关系,这是一种激进的现代性逻辑下文学出版的独特景观,与社会语境之间关系密切。其具体表现在选本出版的阶段性特征,及其编纂过程中选家的认定及其位置变迁、导言(或前言)写作的意识形态呈现、作家与作品的选择及其编排、选本格局的建构与巩固等几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