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武公灭桧年代补证

周幽王九年(前773年),郑桓公遂东寄帑贿于虢、郐;大致在周幽王十年(前772年)时,桓公袭郐而取其地。周幽王十一年(前771年)后,桓公之子武公继续伐郐夺邑;周平王二年(前 769 年),郐国灭亡,武公遂从郑(在今陕西省华县市)东迁于郐国故地———新郑(在今河南省新郑市西北)。可见,袭郐而取其邑者为桓公,灭郐而迁郑者为武公。     

《周南·关雎》系年辑证

《关雎》为周南地区贵族青年举行成妇礼仪时之祭歌,当为周平王东迁（前770年）前后所作;其创作年代上限不会早于西周晚期的周幽王之世（前780—前771年）,下限不会晚于春秋初期的周平王之世（前770—前720年）。     

《野有死麕》、《草虫》、《鹊巢》、《何彼秾矣》系年辑证——《诗·召南》系年辑证之二

《野有死麕》为召南人美吉士求玉女之作,《草虫》为召南大夫妻子思念行役丈夫之作,此二诗当作于周平王元年（前770年）东迁之后;《鹊巢》为召南地区大夫美共姬嫁于齐桓公之作,《何彼秾矣》为周大夫美王姬下嫁于齐桓公之作,此二诗皆当作于周庄王十四年（前683年）。     

清华简《系年》所涉“京师”地望辨析

“京师”本为公刘所居豳地之专名,周初之诗《诗经·大雅·公刘》及西周末期的《多友鼎》《克钟》等金文资料可以为证。及至西周末年，天子所居之宗周镐京始有京师之称，其说始见于《诗经·大雅·民劳》，春秋时曹国之诗《下泉》及晋国铜器《晋公?》铭文可为佐证。东迁以后，作为天子所居的东都洛邑始亦有京师之称，春秋初期的《晋姜鼎》及《春秋》经、传可为明证；清华简《系年》第二章简文两处提及“京师”，学界对其具体地望多有歧说。由两周之际政治形势观之,犬戎寇周后，豳、岐等地处于犬戎控制之下,尚未东迁的周平王要得到东方诸侯拥戴,必须与杀幽王而灭宗周的犬戎势力进行切割,宗周镐京虽经犬戎寇扰损毁,却是最具政权合法性的地方,是以简文“立之于京师”的京师自当指宗周镐京;其后，晋文侯杀携惠王，结束二王并立局面，并与郑、卫、秦等出师卫护周平王东迁以定一统,因其有功而受周王赐命,始得以外诸侯身份参与东迁后王朝政事,与郑武公分政周室,此即简文所说“晋人焉始启于京师”而“郑武公亦政东方之诸侯”，此处之“京师”即指东迁后周王室所在的洛邑而言。     

论郑国的政治发展及其历史特征

<正> 郑是周代分封制度下立国最晚的一个诸侯大国。在东周时期,郑虽然算不得列强中的巨擘,但由于它地处中原要冲,又有其独特的政治历史发展,所以亦曾称雄诸侯于一时,而且绵延国祚,令诸侯不敢小觑。考察郑国的政治发展及其历史特征对于研究东周时代的社会发展情况具有一定意义。不揣浅陋,试作探讨。 郑的立国与西周末年的动荡不安很有关系。郑国始祖桓公友是周厉王少 子、周宣王之弟。周宣王二十二年(前806年)被封于郑(今陕西华县)。《世本》 有“桓公居械林”(《史记·郑世家》索隐引)之说,故郑当初为宗周畿内之国。《史记.郑世家》说郑桓公“封三十三岁,百姓皆便爱之,幽王以为司徒”。据《国语·郑语》,知郑桓公为周王朝司徒在幽王八年(前744年),是时距西周王朝覆灭已经很近了。幽王     

井伯、百里奚为一人辨

井伯是春秋时虞国的大夫。《左传·僖公五年》载晋献公假道以灭虢之事云:"师还,馆于虞。遂袭虞,灭之。执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自古迄今,关于井伯与百里奚是否为同一人的争论从未停止,聚讼莫一,疑异丛生,实有待发覆者。笔者拟于此戋戋小文再作申说,冀可有所献替。     

《诗·郑风》系年辑证(上)——春秋诗歌系年辑证之七

《缁衣》为郑大夫美郑武公以好贤而立国之作,作于郑武公三年(前768年)之后;《遵大路》为周平王公卿欲留郑庄公之作,作于郑庄公元年(前743年);《将仲子》为郑大夫刺庄公之作,作于郑庄公二十二年(前722年);《叔于田》、《大叔于田》皆为郑人刺庄公之作,此二诗皆当作于郑庄公二十二年(前722年)公叔段出奔共之前;《女曰鸡鸣》为郑大夫美贤夫妇相劝勉之作,当作于郑武公元年至庄公二十二年(前770年—前722年)之间;《有女同车》、《山有扶苏》、《萚兮》皆为郑大夫刺太子忽(昭公)之作,此三诗皆当作于郑庄公四十三年(前701年)太子忽出奔卫而厉公窃位之后。     

“去国逾竟”之礼与《桧风·素冠》诗旨探微

先秦典籍中多次出现素冠、素衣、素韠,考察可知其未必是因三年之丧而服,而是有周一代天子、诸侯、大夫、士等不同贵族阶层在士冠礼、乡饮酒礼、燕礼、视朔、聘享、朝见、祭祀、去国、灾荒、军败、出行等不同场合所穿的礼服或常服.《桧风》具体创作时间难以确考,其大致创作时代为西周末(周夷王、厉王之后)至东周初(桧国灭亡时).此时桧国面临严重政治危机,内忧外患并至,在内国君恃险不修德治政,骄侈怠慢、贪冒好利、百姓不附;在外郑恒公伺机而入,东寄帑贿,取地夺民,所谋甚大.面对危机,桧国大夫或士进谏无果反遭放逐,去国离君之际行“去国逾竟”之礼,素服“为坛位乡国而哭”,国人(士或大夫可能性最大)送别而作《素冠》.诗人感于桧国内忧外患之危急形势,目睹有识之士素服遭逐,悲伤蕴结之情浓重     

略论春秋时代战争的原因

由公元前七七○年周平王东迁,到公元前四五三年赵、韩、魏三家分晋,是我国历史上的春秋时代。①在这个时代里,战争极为频繁。仅据鲁史《春秋》二四二年中的记载,各国间的军事行动凡四八三次,朝聘会盟凡四五○次,总计达九三三次。实际上远远超过这个数字,连宋、郑这样小国也不示弱,“宋殇公立十年十一战。”(《左传》桓公二年)两国交兵达四九次。②一部春秋史,甚至可以说就是一部战争史。正确阐明     

从蔡、郑“惧楚”看楚人北进中原的时间

历来认为,春秋时楚人‘北进中原的时间’,始于《左传》庄公六年所记“楚文王伐申”。但在《春秋》、《左传》中楚国还未出场的时候,《左传》桓公二年却有这样一条记载:“蔡侯、郑伯会于邓,始惧楚也。”此事来得极为突兀,一直令人感到困惑不解。 按桓公二年为郑庄公三十四年、楚武王三十一年,即公元前七一○年。从《史记·楚世家》所记来看,截至此年,楚国基本上是僻在汉水以西、以南的荆山一隅,楚势尚未超出汉东、汉北,更无楚军涉足中土的事实。楚人凭什么构成了对蔡、郑的威胁呢?而且,郑庄公     

周公、成周与制礼作乐

牧野之战克商后,周人仍面临稳固东方统治、纲纪天下重任,武王为此欲营建洛邑,但两年后病死,重任落在周公身上。周公采取了救乱、克殷、践奄等措施,尤其是秉承武王遗志营建成周,并于此采取相应的政治礼乐文化措施,巩固了周人统治,奠定了其政治文化格局,对后世影响深远。     

论周公在维护西周政权中的重大贡献

周公是文王姬昌的第四个儿子,自小聪明好学,成年后以笃厚仁孝、多才多艺著称,从父王处理政务或征战,才干过人.武王继位后,他任辅佐大臣,在灭殷建周中立下汗马功劳.武王崩,成王年少,局势不稳.周公临危受命,摄政称王,维护和巩固周王朝统一政权.他在大功告成后,又还政于成王,成为流芳百代的社稷大臣.     

《周易》革卦中的武王伐纣日——“戊子”说质疑

《周易·革》经文中曾两次出现“巳日”,历代注家对此所作的解释多有不通。经考,“巳”即癸巳,癸巳即武王伐纣起始日。“武王伐纣时的天象研究”及“三代大火星象”(均为“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专题)认定武王伐纣始于戊子日,比癸巳日早五天。本文经过对“戊子”、“癸巳”二说的比较研究,认为“癸巳”说较“戊子”说可靠。     

论"武王伐纣"战役中的巴、蜀之师

约公元前1066年的西方周族,在经过先前周文王的苦心经营后,由一个蕞尔小邦发展成拥有数十万大军的强国,为灭殷帝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武王继位,在孟津观兵之后二年,这时期的周族已在政治上,军事上都取得了能与殷帝国抗衡的优势后,从而发动了我国历史上著名的“牧野之战”(即“武王伐纣”之战)。当时跟随周方参战中的巴、蜀二国不仅参战人数众,而且还是周方作战的先头部队,在大决战的关键时刻,巴蜀之师以威武,勇猛之气势压到了对方。     

《二南》岐阳渊源考

《周南》《召南》作为《诗经》的首两集，是历代经学家研究的重要内容。关于《二南》中“南”的解释及其创作的时间和地区历来众说纷纭。现当代很多学者认为《二南》创作于西周晚期和东周早期的洛阳或者是“周召分陕”后的陕西和陕东之地。笔者通过整理历代学者的观点，认为《二南》中“南”应指“南方的曲调”，《二南》诗歌主要应该是文、武、周公时期由岐阳去到江汉流域诸国的周人和来到岐阳周原的南方诸侯国之人创作的。     

盘庚迁殷地望与洹北商城

安阳殷墟一直被视为盘庚以来商代殷都的所在地.但从目前殷墟范围内所发现的遗迹来看,都无武丁以前盘庚、小辛和小乙时期的遗存,这说明盘庚迁都在安阳殷墟的旧说存在着很多疑问.通过对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资料的研究,盘庚迁殷之地望应在今安阳洹河之北岸、小屯之东北,即今安阳市北郊方北营、屈王度、韩王度、北招贤一带.而导致殷人迁都的直接原因是洹水、漳水泛滥与改道所引发的环境变迁.     

晚清光绪季年的“己亥建储”丑剧和爱新觉罗.溥儁的“大阿哥”之“立”与“废”简

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帝虽然形同囚徒,但慈禧太后总感到他还占着皇位。为了杜绝光绪帝的东山张起,慈禧太后册立端郡王载漪的儿子溥偶为“大阿哥”。尔后即导演了一幕“已亥建储”的丑剧。端郡王载漪等顽固派利用义和团仇恨洋人的心理,怂恿义和团为他们火中取栗。故在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慈禧对于栽漪一家人的宠信一落千丈了,栽漪及其胞弟镇国公栽澜均被处以“夺爵”和发往新疆充军,而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十月“两宫”自西安还都（北京）途中行至开封时,慈禧又下了道谕旨撤销了溥偶的“大阿哥”名号。出宫后的溥偶,身遭冷遇,又无力自谋生活出路,于是积忧成疾,迨至1942年他终于病死在其内兄塔王府侧栖身的小屋之中。     

孙吴建都与撤都武昌原因探析

赤壁之战后 ,孙权基于巩固孙刘联盟的考虑 ,建都建业。随着孙、刘关系的紧张 ,孙权移都武昌 ,为击败刘备集团、巩固长江上游局势奠定了基础。夷陵之战后 ,孙权为了维持与蜀汉的联盟关系 ,还都于建业。蜀汉灭亡后不久 ,孙皓即从建业移都武昌 ,以增强对北方政权的防御力量 ,然由于江东大族的反对 ,他不得不撤还建业。孙吴两次建都与撤都武昌的事实说明 ,决定孙吴建都地点的是政治、军事因素 ,而不是传统所谓的经济因素     

先秦吴都城市建设考

阖闾所筑吴城实出自楚国逃臣伍子胥之手 ,伍子胥充当了吴都建设的总设计师。吴都整体布局基本上是按宗周制度来规划建设的 ,在楚都郢的基础上因地制宜 ,既有所因 ,又有所革。吴都平面构造成“亚”字形 ;其八门兼设水、陆二门 ;城内筑有小城、高台 ,设有市 ,城外筑有台苑、墓葬区 ;手工业区则分布于城内东北和西北一带